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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银兴 :居危思机:从世界金融危机的影响反思经济发展模式

2018年09月17日 10阅读 来源:《新华日报》

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世界金融危机波及全世界。有较高开放度、虚拟经济已有一定发展的中国不能独善其身。江苏在苏南模式基础上产生的经济结构具有较强的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但受这场危机冲击还是不可避免的。面对危机的冲击,理性的态度是,客观分析危机的影响和对策。不仅要在较短的时间内走出危机,还要从危机中学习和反思,走科学发展的道路。

1、中国经济可能率先走出危机

这场金融危机先在虚拟经济领域中产生,它在向世界各国蔓延时很快波及到实体经济。其传导机制是:一方面危机导致资本市场(股票和房地产)低迷,通过财富效应导致投资和消费需求下降;另一方面出口需求下降导致增长率下降,失业率上升。这场发生于虚拟经济领域的危机对实体经济的影响是明显的。而且对经济影响的程度至今尚未见底。

对实体经济影响的深度取决于三大因素:一是投资者和消费者的恐慌程度。面对经济危机可怕的是信心危机。危机影响有多深就看投资者和消费者的恐慌程度有多深。二是政府的救市程度。政府刺激经济措施到位可能阻止经济进一步下滑的势头。三是企业的社会责任心。企业只顾自己不负社会责任,就可能使危机进一步加深。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特别是努力保就业,就可能阻止危机的加深。

根据各个方面的观察,美国等国由于其自身的原因,其危机还会进一步加深,何时走出危机还有不确定性。而在中国,经济的下滑可能很快进入底部,也可能率先走出危机。其理由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首先,这场危机不是中国产生的,而是受外国金融危机的波及。对实体经济的影响也是结构性的。部分制造业,开放度高的区域。其次,世界金融危机波及中国,不是中国自身的宏观经济出问题。中国目前在储蓄水平、外汇储备和财政等宏观经济的基本面对经济波动的承受能力较强,自身有刺激经济的支持能力。第三,虽然中国目前经济开放度明显提高,但中国经济还是以内需型为主。中国的内需市场容量有两个特点,一是因人口多而规模大,二是因区域不平衡而层次多。这种市场容量只要开拓得好,能够容纳实体经济的发展。第四,中国目前正处于工业化城市化阶段(不同地区分别处于初期、中期和后期阶段),大家都有需要大力发展的项目和领域。因此从上到下各级政府都有强烈的扩张冲动,尤其是地方政府。中央政府启动4万亿人民币的刺激经济计划,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宽松的货币政策,无疑会把地方政府长期被压制的热量充分释放出来。它所带动的政府投入会是十几万亿。而且根据中国的特点,这些项目开工的速度会很快。因此可以预见,除了出口需求还要等待世界经济的回暖,中国经济增长可能很快进入底部,并先于其他国家出现经济的回升。

基于上述走势分析,投资者和消费者都要增强信心。信心越是强烈,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就越是有保障,就有可能止住经济增长增幅的下降。

2、开放型经济的优势不能丢

这次世界金融危机直接打击的是开放型经济。这种影响在开放度高的苏南地区最为明显。不仅如此,进口需求比出口需求下降得更快。其原因主要是外商投资企业和加工贸易企业来料加工所需的原材料进口和设备进口下降。这种状况反过来又会进一步降低出口需求。江苏特别是苏南的经济增长率增幅下降,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出口需求下降拖累的。可以预计,由于美国和欧洲的危机还在加深,出口需求下降可能还会持续。

面对出口需求持续下降的势头,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和江苏的增长不能指望出口需求的回升。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放弃发展开放型经济的努力。江苏应对的积极措施是发扬苏南模式的优势。产业优势不能丢,外资不能丢,出口市场不能丢。这里有几个问题需要澄清:

首先,出口需求的下降原因在美欧等国由于其金融危机而导致的购买力的下降,不是出口产品没有实际的需求。就是说,出口产品的市场过剩是暂时的,危机一过,出口产品仍然有市场。因此出口企业不能轻易放弃已经打开的国外市场,不能轻易放弃出口产品的制造。特别是出口企业转向生产内需产品,可能会付出较大的转换成本,也可能降低技术档次。

其次,既然出口需求的下降是因为外国市场购买力下降,为维持和稳定国外市场,出口企业可以通过降价的途径,适应市场需求水平。国家可以通过加大出口退税等途径降低出口企业的出口成本。与此同时,企业可推进出口市场多元化战略,开拓新的市场。

第三,外商投资企业对我国特别是苏南地区的经济增长作出了重大贡献,现在它们遇到困难同样也会影响我国自身。因此对外资企业的帮助也是对我国自身的帮助。特别是当其加工贸易无力进行来料加工和来件加工时,帮助和支持其使用国内原料则可能既降低其成本,又达到扩大内需的目的。

第四,我国发展开放型经济不只是出口,也包括进口。针对进口下降的势头,可以鼓励企业积极引进国外先进设备。实现出口企业的设备更新。这样既可能提高自身未来的出口竞争能力,又可能以进口换出口的途径维持和稳定国外市场。企业可以利用更为先进的设备优化出口产品结构。

第五,加快走出去步伐。在世界金融危机的背景下,国外企业、资源的市场价值明显下跌,人民币经过多轮升值,在国际市场上更加值钱。所有这些为我国企业走出去提供好的机会和条件。并购国外成长性企业,投资资源性行业,特别是战略性资源。利用难道的机会走出去获取长期的战略性资源,可以为新一轮经济增长,提升国际竞争力打下更为坚实的基础。

3、扩大内需的重点在培植消费力

以扩大内需的途径保增长最为重要的是扩大居民的消费需求。扩大消费需求与转变增长方式是相一致的。根据十七大的提法,经济增长转变增长方式的重要内容是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转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这意味着符合科学发展观的增长方式是消费、投资和出口三驾马车拉动的经济增长,而不是过去只是由投资和出口两驾马车拉动的经济增长。这里的关键是加大消费对增长的拉动力。

对扩大消费需求需要防止片面接受美国次贷危机的教训。美国的制度安排实际上是将明天的钱用于今天的消费。由此导致今天的危机。而我国国民常常是存今天的钱用于明天消费。针对这种差别,我国扩大内需更多的是要动员居民今天的消费。这也需要相应的制度安排。

扩大消费需求的关键是培育消费力。消费力与消费弹性密切相关。一般说来,低收入者对增加收入的消费弹性最大,几乎每增加一元钱的收入都会进入市场用于消费。在苏南地区整体消费力较强。其主要说明因素是这里有集体富裕的传统,城乡之间、不同阶层之间的收入差距较其他地区小。其基础是低收入者的收入高于其他地区。因此,培育消费力的关键是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

低收入者只是从补助等途径增加收入并不一定能形成内需。增加的收入要成为现实的消费力,根据苏南的经验,有两点非常重要。一是稳定的就业。就业是民生之本。就业不稳定就有后顾之忧。因此保就业就是保内需。二是健全的社会保障制度。如果失业、养老、医疗等有保障,增加的收入就能成为现实的消费力,从而成为内需,否则增加的收入就会被存起来,不会形成内需。

由于现阶段的低收入者主要集中在农村,因此最为重要的是扩大农民的内需。苏南模式成功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通过城乡一体化途径,增加农民收入。在这里有集体富裕的传统,城乡差距相对较小,因此农村的内需较大。根据苏南的经验,扩大内需必须特别重视农村特别是农民的需求扩大内需。现阶段扩大农民内需,城市化是有效途径。因为在经济不景气时,城市化成本是最小的。可以在农村发展小城镇,通过小城镇建设创造就业机会,就可在较大范围扩大农村内需。

短期内居民消费力同消费者在资本市场上的投资信心密切相关。虚拟经济在一定意义上说是信心经济。尽管现阶段的金融危机起因于虚拟经济领域中的过度投机。但是,在属于虚拟经济的金融资产在企业和居民的资产组合中会占越来越大的比重的情况下,虚拟经济的市场状况会产生明显的财富效应。这种财富效应直接影响消费和投资需求,从而带动实体经济的市场活跃。这意味着在实体经济处于不景气时,活跃股票市场和房地产市场,可能增强居民的投资和消费信心,刺激起内需市场。

4、为新的增长周期奠定基础

经济增长具有周期性特征。面对经济的不景气,应该从经济周期的角度思考发展的机遇。经济客观上具有周期性波动的特征。就是说,经济不可能永远或者说长期处于直线上升的态势。在经过一段时间高速增长后,速度放慢、增长势头减弱是正常的,其意义是对高速增长中产生的矛盾进行调整,从而为下个增长周期更好更快的增长奠定基础。因此,在危机阶段对高速增长所产生的矛盾进行调整,本身属于增长周期的必要阶段。我国现阶段的经济不景气尽管不是自身增长周期产生的阶段,但我们完全可以利用这次由世界金融危机所导致的不景气,作为主动调整经济的机遇。

在过去的30年中,我国的宏观经济经过几个经济周期,经济增长也是跌宕起伏。江苏特别是苏南经济在每一个经济周期中不但没有衰退,而且都是进一步增强竞争力,走在全国的前面。究其原因,都是苏南模式的积极作用帮助苏南企业在危机中找到新的发展机会。具体地说,第一,“苏南模式”中包含的不断解放思想的理念和“四千四万”精神。帮助苏南人在经济困难的宏观环境中创新发展的道路,开辟新的市场。第二,苏南模式中坚持发展是硬道理的理念,帮助苏南人不论遇到任何风浪都能以发展解决困难和问题。第三,苏南模式中的多种所有制结构具有顽强的生命力,特别是其规模企业抗风险能力强。江苏只要发挥“苏南模式”的优势,沉着应对,不仅能迅速度过这场危机,还可能为新的经济增长周期奠定基础。

从经济周期来分析,危机是短期的,发展是长期的。面对经济周期某个阶段所采取的宏观政策也是短期的,不可能长期化。基于此,在不景气阶段所采取的各种调整措施都应该同长期发展相衔接。

根据长周期理论,四五十年一次的世界性的经济危机一般都是以类似产业革命的技术革命所产生的增长效应的支持时间来说明。由于科技发展的迅猛,每一次大的技术革命所支持的经济周期也在缩短。最近的一次技术革命是上个世纪70-80年代产生的电子信息革命。这场革命支持了世界经济20多年的高速增长,带来了世界的数字化,也把虚拟经济推上了最高峰。现在这场危机的出现,说明电子信息革命对经济增长的支持力明显衰减。显然,在走出这场危机后进入新的增长周期需要具有新技术革命意义的产业创新。现在已见端倪的生物技术和新能源技术的突破,有可能推动产业创新,支持下个增长周期。现在我国刺激经济所实施的十大产业振兴计划,从一定意义上说就是为下个增长周期提供产业支持。

根据中周期理论,七八年一次的经济周期的基础是固定资产的更新。就如马克思所说,固定资产更新是经济周期的物质基础。一般说来经济不景气时是进行设备更新的好机会。这时不仅需要更新的机器设备价格相对较低,而且进行机器设备更新的机会成本也较低。由于机器设备的更新总是与采用先进新技术相联系的,因此机器设备更新必然推动新的经济增长。经过若干年(过去常常是十来年现在不需要十年)后,由于有形和无形损耗,对经济增长的支持力逐渐衰减,最终产生危机。因此当经济进入不景气阶段时,就应不失时机地进行机器设备的更新,为下个增长周期提供技术支持。产品的更新换代也是这样。产品具有生命周期。新产品的研发在每个阶段都会进行,产品的更新换代则主要是在经济不景气阶段进行的。其原因,一方面是不景气阶段会提供明确的市场需求变化的信号,另一方面是市场不景气意味着企业进行产品调整和更新的机会成本是最低的。因此,在不景气阶段必须是,机器设备的更新,技术革新,产品的更新和升级换代结合进行。特别需要强调,固定资产投资必须重在技术改造和产品创新。

支持经济增长的主体是企业。企业的优胜劣汰能够使胜出的企业更加强大,从而支持经济的增长。市场的作用就在于依靠竞争机制实现优胜劣汰。一般说来,这种机制只有在经济不景气阶段才充分展开。因此在危机阶段,为新的增长周期奠定企业基础,就要借助这种优胜劣汰机制实现企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这样,从长期发展考虑,在经济不景气阶段,政府就不能救所有企业。该救的救,不该救的就由市场选择。对一些劣势的企业,没有必要去救。当然市场的淘汰机制有多种方式。破产方式成本太大,也可能产生不稳定。更好的方式是优势企业兼并收购劣势企业。

5、不同地区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的思路

为实现经济的长期发展,各个地区都会重视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研究各地结构调整的思路可以发现有一种趋同化的倾向。这就是都把发展服务业作为目标。

应该肯定,在我国服务业特别是现代服务业方兴未艾,有很大的发展潜力,增值空间也大。特别是物流、通讯、旅游、咨询、服务等智力型第三产业,市场空间都较大,且这些第三产业具有上马快的特点。第三产业的发达,也是拉动居民消费需求的重要方面(由商品消费转向服务消费)。这意味着第三产业的增长空间比制造业大。因此,当前拉动经济增长可以更多的拉动第三产业。因此,无论是当前的扩大内需还是长期发展,各个地区都应该把发展服务业、提高服务业在三次产业中的比重放在重要位置。但是不能就此轻视制造业,以为我国各个地区的产业结构都应该是以服务业为主体。

制造业与服务业的关系,在现代经济正常条件下,服务业支配制造业成为趋势。但在危机产生时制造业最终决定服务业的规律就显现出来了。危机前印度班加罗尔的服务外包的发展水平、该地的经济增长率之高令世界瞩目,《世界是平的》一书主要以此为蓝本。这次危机一来,损失最为惨重,失业率猛增,增长率猛降。主要原因是制造业因失去市场而萎缩,服务业失去服务的对象。

基于上述认识,我国不同地区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不是简单的追求提高服务业的比例。首先,从现实看,我国正处于工业化阶段,只有当制造业扩大和水平提高时才可能有较高的服务业水平。其次,制造业优势的地区发展服务业不是简单地以丢弃制造业优势为代价去发展服务业。这里恰恰是要致力于制造业的优化升级,在此基础上发展的服务业也可能有较高的等级。就如苏州地区正因为其制造业的科技含量高,这里发展起来的服务业水准也高。第三,在制造业基地周边的中心城市有条件建设服务业基地。就如紧靠苏南的上海和南京。

针对这场危机产生于金融领域,其起因又缘于金融领域的所谓创新。由此可能产生一种误解。在我国还需不需要进一步发展金融业,金融领域还需不需要创新。这里有两个方面问题需要澄清:

首先,金融工具并不都是虚拟经济。例如汇票执行流通和支付手段时不是虚拟经济,汇票流通时才是虚拟经济。用股票、债券筹集的资本进入企业运行时不是虚拟经济,股票、债券进入市场流通时才是虚拟经济。外汇媒介实际的外贸活动时不是虚拟经济,对外汇进行投机性买卖才形成虚拟经济。所有这些金融工具的运用越是活跃,实体经济越是强大。

其次,即便是虚拟经济对实体经济也有积极功能。虽然虚拟经济依托投机机制,但用得好对实体经济的扩张作用也是明显的。例如,借助商业信用可使生产和交易的扩张突破现有资本的限制。再如资产证券化,一方面使资产增加流动性,从而提供企业重组和结构调整的平台和低成本的实现重组和结构调整的机制;另一方面通过投机机制,在瞬间依靠市场筹集巨额资本。再如金融衍生工具交易可以把交易中的风险直接作为交易对象,提供风险锁定、转嫁、分解、控制和回避机制,可以鼓励风险投资,从整体上降低金融、经济体系中的风险。

从一定意义上说,金融创新是创新虚拟经济,这是现代经济进步的说明因素。但它所难以避免的投机过度和可能的欺诈性,又是现代经济矛盾和危机的说明因素。这说明现代经济不能没有金融和金融创新,发展金融和金融创新必须可控。

就一个城市特别是中心城市来说,城市的中心作用是随着现代化的进程提升的,其轨迹是:制造业中心—贸易中心—金融中心。因此像南京之类的区域中心城市建设现代服务业中心,要突出金融中心建设,金融业的发达能够大大提升其区域影响力和竞争力。国外发生金融危机,正是我们引进现代金融机构和金融专业人才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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