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建设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带是长江经济带发展的重要使命，也是全面落实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的重要环节。2016 年1月5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重庆召开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时提出，要把修复长江生态环境摆在压倒性位置，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国务院关于依托黄金水道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的指导意见》（2014）、《长江经济带发展规划纲要》（2016）等文件也强调，长江经济带发展必须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战略定位。因此科学研判长江经济带城市绿色发展效率影响因素及其效率，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实践应用价值。

近年来学术界对长江经济带的研讨也从“大开发”逐步过渡到“大保护”，对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问题的关注越来越多。“绿色发展”强调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协调共赢”，其核心是追求经济增长质量与效益、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型^[1][2]。绿色发展既涉及长江经济带不同空间（省域、城市、开发区等）层次绿色发展，也涉及不同产业（工业、服务业、农业）层面绿色化发展。讨论发展问题既要考虑发展速度，也要重视发展质量，而绿色发展效率则是评价发展质量的重要一环，侧重于综合经济发展、资源环境两个维度来评价资源要素投入是否达到预期的产出水平，即投入——产出结构的合理性^[3]。目前学术界关于绿色发展问题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绿色发展影响因素分析、绿色发展效率测度等议题。

绿色发展影响因素分析。目前学术界关于绿色发展影响因素的理论分析相对欠缺，实证研究相对丰富。学术界普遍认为绿色发展的影响因素包括禀赋结构等自然地理因素^[4]，GDP、对外开放程度、人力资本、产业结构、城市化水平、市场化水平、金融发展水平等经济发展因素^[5][6]，以及政府支持、环境规制等政策因素^{[7][8][9][10]}。学术界关于绿色发展影响因素的研究存在两个趋势：一是与绿色发展效率研究相结合^[11]；二是关注绿色发展效率的空间效应^[12][13]。

2. 绿色发展效率测度。测度绿色发展效率即在考虑资源环境的基础上分析经济发展投入-产出结构的合理性。在研究思路上，一是将环境变量作为投入要素，与其他投资指标一起纳入分析模型^[14]；二是将环境污染作为产出的影响因素，与原有产出中的GDP 一起构建绿色GDP 纳入分析模型^[15]；三是将环境污染作为非期望产出，单独作为一种产出要素纳入分析模型^[16]。在研究指标上，测度指标一般包括投入指标和产出指标。投入指标又分为非资源型投入因素（劳动、资本、科技）和资源型投入因素（能源消耗），产出指标包括期望产出（GDP 或实际GDP）和非期望产出（环境污染排放）^[17]。关于非期望产出指标的选取，学术界尚无统一标准，存在以下两种处理方法：一种是选择CO₂、SO₂、COD 排放量、工业废水排放量等指标加入分析模型；另一种是将多种环境污染指标通过熵权法估算环境污染指数加入分析模型。

纵观现有的绿色发展效率研究成果，研究的空间尺度多以省域为主，城市尺度的研究成果相对较少。卢丽文等（2016、2017）等对长江经济带城市绿色发展效率测度作了开创性探索工作^[18][19]。本文侧重对长江经济带城市绿色发展效率影响因素进行理论分析，并在熵权法和DEA 模型的基础上测度长江经济带城市绿色发展效率。

二、长江经济带城市绿色发展效率的影响因素

学术界尚未建立公认的城市绿色发展效率影响机制理论，但对绿色发展效率影响因素的讨论多集中在三个层面：自然地理因素、经济发展因素、政策因素。借鉴已有研究成果，结合长江经济带城市绿色发展现状，本文提出影响长江经济带城市绿色发展效率的六大因素：经济发展、政策支持、科教投入、人口密度、工业发展、对外开放。

经济发展。学术界关于经济发展水平与绿色发展效率之间的关系尚无定论，部分学者的研究结果表明绿色发展效率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存在“倒U 型”关系^[20]，也有部分学者认为根据经济增长理论，较快的经济增长过程中生产要素配置效率将随之逐步提升^[21]。本文认为两者之间的关系要分阶段进行讨论。在经济发展初期阶段，粗放型经济发展方式确实会带来环境污染、资源浪费等负面影响，但同时环境治理、绿色建设、效率提升也需要经济发展水平做支撑；当经济发展水平逐步达到较高阶段时，良好的发展环境、充足的产业资源，会对绿色发展效率产生更高的追求，同时也有能力提升绿色发展效率。目前长江经济带城市建设高度重视绿色发展，重视开发与保护并重，未来粗放型经济发展方式将逐步转型，城市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会给城市绿色发展提供物质基础和技术支撑，因此本文认为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对长江经济带城市绿色发展效率的提升会产生更多积极影响。

政策支持。城市绿色发展需要市场机制与宏观调控的共同作用，政府政策支持、税收优惠、财政资金支持等对提升城市绿色发展效率具有直接有效的积极影响，企业会更有动力开展排污技术研发、提高生产效率，从而减少环境污染，促进城市绿色发展效率提高。政府机构积极倡导绿色发展理念，不仅会对区域内的生产生活带来积极影响，也会影响周边城市绿色发展政策制定，产生正向溢出效应。

科教投入。技术创新对绿色发展具有推动作用在学术界已达成普遍共识，绿色发展效率的提高对科学技术水平、科技活动人员的需求较高，因此科技投入对城市绿色发展效率具有积极影响。教育是技术进步的基础，同时也是提高公众环保意识、科学发展理念的重要途径，通过教育形成的高素质居民自我约束能力较强，能更加自觉投身于绿色发展建设中，但由于教育年限问题，教育投入对绿色发展效率的作用可能存在一定的时滞。当前长江经济带大多数城市，尤其是上游、中游城市科教投入不足，基础研究薄弱，市场化程度偏低，科研实力难以转化为绿色生产力，科技创新对城市绿色发展效率的积极影响尚待进一步发掘。

4. 人口密度。人口对城市绿色发展效率的作用是双向的，当人力资本尤其是高技术人才较多时，有助于促进治污环保技术革新，为节约能源和削减污染排放提供必要的支撑^[11]，对城市绿色发展效率的提升具有积极影响；但另一方面，城市人口密度越高，诸如交通尾气、生活垃圾等污染源也会相应增加，对城市绿色发展效率的提升具有阻碍作用。考虑到长江经济带人力资本较为充足的城市仅仅集中在长三角地区和部分省会城市，其他多数城市人力资本的积极影响尚未呈现，而人口密度对城市绿色效率的消极影响则十分显著，且部分人口密度较高的超大城市、特大城市也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交通拥挤、生活垃圾污染等“城市病”，因此当前长江经济带人口密度对城市绿色发展效率提升的消极作用更为明显。

5. 工业发展。具有资本与能源密集特征属性的工业（尤其是重化工业）是主要的能耗与排放大户，当前长江经济带城市中，大部分城市产业结构依然以重化工业为主，“三废”排放问题较为严重，对绿色发展效率的提高具有阻碍作用。但考虑到长江经济带城市产业结构逐步优化，工业发展正在由粗放式向集约式转变，未来在市场机制以及宏观调控下，工业企业会进行自我调整、自我约束，生产技术和排污效果将有所改善，对绿色发展效率的积极影响将逐步显现。

6. 对外开放。根据产业梯度转移理论，对外开放虽然有利于引进先进技术和先进人才，对本土生产技术、生产效率的提高有积极影响，但与此同时，产业转移一般都伴随着污染。发达地区一般向欠发达地区转移区域内丧失比较优势的产业，如劳动力密集型产业、高耗能产业、高耗材或者高排放产业等，即“污染天堂”假说。当前长江经济带的对外开放，主要包括国际对国内、长三角对长江中上游等两个层次的产业转移，考虑上述分析，本文认为对外开放对长江经济带城市绿色发展效率的不利影响更大。

综上所述，本文认为在当前阶段，经济发展、政策支持、科教投入对长江经济带城市绿色发展效率具有积极影响，人口密度、工业发展、对外开放对长江经济带城市绿色发展效率具有消极影响。但是不同影响因素作用在同一城市绿色发展效率问题上，会存在主次之分，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三、长江经济带城市绿色发展效率评估

（一）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目前学术界在关于绿色发展效率的研究方法上，以非参数分析方法（DEA）为主，采用参数分析方法（SFA）的研究相对较少^[22]。原因在于DEA 模型不受生产函数的理论约束，更具科学性和严谨性^[23]。DEA 模型主要包括CCR 模型和BCC 模型，前者适用于规模报酬不变情况，后者适用于规模报酬变动情况。随着对效率问题研究的深入，方向性距离函数（DDF）由于考虑到期望产出和非期望产出而被关注，但该方法没有考虑到松弛变量，因此，基于松弛变量的方向性距离函数（SBM）被广泛应用^[24]，目前也有部分学者对SBM 模型进行改进。

本文采用DEA 模型中更符合现实情况的BCC 模型测度长江经济带城市绿色发展效率，即考虑规模报酬的变化。测度绿色发展效率的指标包括投入和产出两大类，借鉴现有研究成果，本文从劳动投入、资本投入、能源投入三个角度分别选择从业人员期末人数、固定资本投资、工业用电作为投入指标；选择工业废水排放量、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工业烟粉尘排放量三个指标，采用熵权法构造环境污染指数，并以地区生产总值与环境污染指数的乘积作为相对绿色GDP（即产出指标）。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本文选择长江经济带108 个城市（地级及以上城市）为样本城市，选取2005-2015 年为研究时段，数据来源于2006-2016 年出版的《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以及各省市统计年鉴。

（二）评估结果

运用DEAP2.0 对长江经济带城市绿色发展效率进行测度，结果见表1。

1. 长江经济带城市绿色发展效率呈现两极分化。实现DEA 有效的城市分为两类：一类是经济较为发达的城市，如上海、苏州、无锡等；另一类是经济相对不发达的城市，如常德、怀化、资阳、丽江等，两类城市的绿色发展效率均达到1 的水平。前者绿色发展效率高，是由于自身经济发展水平高，有能力也有意识提高绿色发展效率，投入产出结构优良；后者绿色发展效率高，一是因为本身起步点较低，较少的投入可以快速实现相应的产出，二是因为部分城市是旅游城市，经济发展过程中会自觉地控制环境污染，从而直接带来绿色发展效率的提高。

2. 长江经济带大部分城市绿色发展效率尚未实现DEA 有效，规模效率高于纯技术效率。从测算结果来看，2015 年长江经济带108 个城市中，仅有上海、无锡、苏州、常德、怀化、资阳、丽江等7 个城市绿色发展效率达到1，实现了DEA 有效，其他101 个城市均未实现绿色发展效率DEA 有效，比例高达93.52%。从绿色发展效率综合得分（crste）的分项来看，大部分城市的规模效率（scale）要优于纯技术效率（vrste），意味着当前长江经济带城市绿色效率的提高主要来源于规模效应，而纯技术效率的贡献相对较小。如南京、扬州、泰州、杭州、宁波等城市2015 年绿色发展规模效率为1，但纯技术效率分别为0.73、0.65、0.67、0.67、0.72，拖累整体绿色发展效率未实现DEA 有效。未来长江经济带城市绿色发展效率的提升，在最优化规模效率的同时，仍需大力加强科技创新，提高纯技术效率的贡献程度。

3. 长江经济带大部分城市绿色发展效率呈现增长态势。2005-2015 年，虽然大部分城市绿色发展效率没有实现DEA 有效，但绿色发展效率整体基本呈现上升态势，如常州市绿色发展效率从2005 年的0.69 逐步提升至0.97，宁波市绿色发展效率则从2005 年的0.62 提升至0.72 等。比较图1和图2，2015 年深色区域面积明显大于2005 年深色区域面积，表明2015 年长江经济带城市绿色发展效率情况优于2005 年；颜色由浅变深的地区更多集中在江苏省、浙江省、安徽省、江西省、湖北省、湖南省等下游、中游城市，如常州市、无锡市、合肥市、芜湖市、张家界市、怀化市、衡阳市等，上游城市仅有部分城市颜色加深，说明中下游城市绿色发展效率的改善要优于上游城市。同时，上游小部分城市绿色发展效率有下降趋势，如重庆市绿色发展效率从2005 年的0.75 逐步下滑至0.64，攀枝花市绿色发展效率从2005 年的0.61 逐步下滑至0.42 等，原因在于这些城市重工业较为发达，工业污染较为严重，从而影响绿色发展效率。

4. 长江经济带城市绿色发展效率呈梯度分布。下游地区城市绿色发展效率高于中游地区城市，中游地区城市绿色发展效率高于上游地区城市，而整体绿色发展效率与中游地区城市发展效率较为吻合。2005-2009 年长江经济带上、中、下游地区城市绿色发展效率呈现下降态势；2009-2015 年长江经济带上、中、下游地区城市绿色发展效率呈现稳步上升态势，但均未达到DEA有效，截至2015 年，上游、中游、下游地区城市绿色发展效率分别为0.68、0.66、0.73。从绿色发展综合效率的分项来看，依然是规模效率贡献较高，且下游地区城市规模效率依次高于中游地区城市、上游地区城市，下游、中游、上游地区城市绿色发展规模效率分别为0.92、0.88、0.85；而上游地区城市的纯技术效率依次高于中游地区城市、下游地区城市，上游、中游、下游地区城市绿色发展纯技术效率分别为0.78、0.75、0.73。

四、研究结论

1. 影响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效率的主要因素有经济发展、政策支持、科教投入、人口密度、工业发展、对外开放。当前阶段，经济发展、政策支持、科教投入对长江经济带城市绿色发展效率具有积极影响，人口密度、工业发展、对外开放对长江经济带城市绿色发展效率具有消极影响。但是同一城市的绿色发展效率问题要同时考虑多个影响因素的综合作用，具体问题需要具体分析。

2. 长江经济带城市绿色发展效率呈现出明显的两极分化特征。目前长江经济带实现DEA 有效的城市有两类，一类是以上海、苏州为代表的经济较为发达的城市，另一类是以常德、怀化为代表的经济相对不发达但是环境保护工作执行较为严格的城市。上海、苏州等城市一方面对城市绿色建设更为重视，另一方面经济较为发达意味着具备较高的技术水平，生产效率和治污水平均更具优势。而怀化等城市，虽然经济发展水平较低，但在城市规划等政策层面更为重视环境保护等绿色发展问题，因此绿色发展效率相对较高。

3. 长江经济带城市绿色发展效率呈梯度分布。长江经济带下游地区城市绿色发展效率最高，中游地区城市次之，上游地区城市最低。长江经济带上、中、下游城市绿色发展效率分布不均与其相应的工业发展结构、对外开放等因素息息相关，整体来看，中上游城市工业体系中重工业占比较高，三废排放较为严重，与此同时，中上游城市在承接产业转移过程中部分充当了“污染避难所”，承接了一些高污染、高排放、生产技术落后的产业，进一步加剧城市环境污染，导致长江经济带中上游城市绿色发展效率低于下游城市。

4. 长江经济带城市绿色发展效率有所改善，但仍然任重而道远。近年来政府、企业等各层面对绿色发展的重视程度日益提高，相应地，长江经济带城市绿色发展效率也基本呈现增长态势，但大部分城市绿色发展效率尚未实现DEA 有效。长江经济带上、中、下游地区城市绿色发展效率在2005- 2009 年呈现下降态势，在2009-2015 年呈现稳步上升态势。规模效率对长江经济带城市绿色发展效率的贡献高于纯技术效率，具体来看，下游地区城市规模效率依次高于中游地区城市、上游地区城市，而上游地区城市的纯技术效率依次高于中游地区城市、下游地区城市。

5. 长江经济带城市绿色发展应促使投入-产出结构的优化，重视开发和保护的结合。未来长江经济带城市绿色发展要逐步淘汰落后高污染产业，培育绿色产业，发展循环经济；加大对三废排放的监督力度和治理力度，设立生态红线；加强城市排污管道建设，提高绿化面积；积极从粗放式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为集约式发展方式，加大对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培养和支持，降低能耗和污染排放，全面提升绿色发展效率。

注释：

[1]黄茂兴、叶琪：《马克思主义绿色发展观与当代中国的绿色发展——兼评环境与发展不相容论》，《经济研究》，2017 年第6 期。

[2]吴传清、黄磊：《演进轨迹、绩效评估与长江中游城市群的绿色发展》，《改革》，2017 年第3 期。

[3]聂玉立、温湖炜：《中国地级以上城市绿色经济效率实证研究》，《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5年第S1 期。

[4]盖美、孔祥镇、曲本亮：《中国省际传统经济效率与绿色经济效率时空演变分析》，《资源开发与市场》，2016 年第7 期。

[5]班斓、袁晓玲：《中国八大区域绿色经济效率的差异与空间影响机制》，《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 年第3 期。

[6]于成学、葛仁东：《资源开发利用对地区绿色发展的影响研究——以辽宁省为例》，《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5 年第6 期。

[7]袁润松、丰超、王苗、黄健柏：《技术创新、技术差距与中国区域绿色发展》，《科学学研究》，2016年第10 期。

[8]刘加林：《环境约束视角下我国绿色经济增长区域差异性影响研究——基于省级动态面板数据分析》，《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 年第2 期。

[9]岳书敬、邹玉琳、胡姚雨：《产业集聚对中国城市绿色发展效率的影响》，《城市问题》，2015 年第10 期。

[10]王兵、唐文狮、吴延瑞、张宁：《城镇化提高中国绿色发展效率了吗?》，《经济评论》，2014 年第4期。

[11]赵领娣、张磊、徐乐、胡明照：《人力资本、产业结构调整与绿色发展效率的作用机制》，《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6 年第11 期。

[12]张欢、罗畅、成金华、王鸿涛：《湖北省绿色发展水平测度及其空间关系》，《经济地理》，2016 年第9 期。

[13]黄建欢、吕海龙、王良健：《金融发展影响区域绿色发展的机理——基于生态效率和空间计量的研究》，《地理研究》，2014 年第3 期。

[14]杨志江、文超祥：《中国绿色发展效率的评价与区域差异》，《经济地理》，2017 年第3 期。

[15]尹传斌、蒋奇杰：《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分析框架下的西部地区绿色发展研究》，《经济问题探索》，2017 年第3 期。

[16]岳书敬、杨阳、许耀：《市场化转型与城市集聚的综合绩效——基于绿色发展效率的视角》，《财经科学》，2015 年第12 期。

[17]钱争鸣、刘晓晨：《我国绿色经济效率的区域差异及收敛性研究》，《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 年第1 期。

[18]卢丽文、宋德勇、李小帆：《长江经济带城市发展绿色效率研究》，《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6 年第6 期。

[19]卢丽文、宋德勇、黄璨：《长江经济带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测度——以长江经济带的108 个城市为例》，《城市问题》，2017 年第1 期。

[20]钱争鸣、刘晓晨：《中国绿色经济效率的区域差异与影响因素分析》，《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3 年第7 期。

[21]董旭、吴传清：《中国城市全要素生产率的时空演变与影响因素研究——来自35 个主要城市2000～2014 年的经验证据》，《学习与实践》，2017年第5 期。

[22]王晓云、魏琦、胡贤辉：《我国城市绿色经济效率综合测度及时空分异——基于DEA-BCC 和Malmquist 模型》，《生态经济》，2016 年第3 期。

[23]赵立成、任承雨：《绿色经济视角下环渤海经济圈经济效率的再评价——基于熵权法和DEAMalmquist方法》，《资源开发与市场》，2012 年第1期。

[24]于伟、张鹏：《城市化进程、空间溢出与绿色经济效率增长——基于2002-2012 年省域单元的空间计量研究》，《经济问题探索》，2016 年第1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