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演化经济地理学（Evolutionary Economic Geography，EEG） 是经济地理学最新的一次转向，它主要借鉴了演化经济学中的思想，以动态、演化的视角来分析经济现象的演化规律以及经济现象的空间分布规律。在转向“演化”之前，经济地理学中最近的两次理论创新分别是制度经济地理学（IEG） 和新经济地理学（NEG）（Boschma &Frenken，2006）。制度经济地理学的研究主要由地理学背景的学者主导，其分析方法类似于制度经济学（Hodgson，1998），其基本主张是空间上不均衡的经济分布主要是由于区际制度差异所导致的（Martin，2000）。而新经济地理是以克鲁格曼为主的经济学家创立的，其主要观点是经济活动的空间不均衡分布主要是由生产要素的不同流向所导致的。然而，不管是制度经济地理学还是新经济地理学都没有在经济活动的变化研究中强调历史的重要性（没有时间维度），也就是没有告诉我们经济景观是如何随时间发生演化的。为了能够全面深入地理解技术进步、竞争优势的动态变化、经济重建和经济增长，用演化的视角去研究经济演化过程是很有必要的。

演化经济地理学通常被看成是经济地理学研究的第三种方法（Boschma & Frenken，2006），其把经济活动看成是在空间和时间两个维度上展开的演化过程，强调历史过程对经济活动空间不均衡分布的影响。演化经济地理学利用演化经济学的核心概念来解释不均衡的区域经济发展（Boschma& Lambooy，1999），它强调的两个方面分别是：（1）从时间角度，强调历史的重要性，认为经济发展的动力来自于新奇（Novelty）现象的出现，种群之间是共同演化的；（2）从空间角度，强调地理是创新的重要维度，它能够为创新或空间活动的差异提供分析的视角（刘志高、崔岳春，2008）。这样演化经济地理学主要关注（1）经济新奇（创新、新企业、新产业）的空间分布；（2）经济代理人（个体、企业、各种机构） 的微观行为导致的经济活动的空间结构；（3）经济景观的自组织过程；（4）路径创造和路径依赖对经济景观空间分布的影响以及这些过程对特定区位的依赖性（Martin & Sunley，2006）。

当然，演化经济地理学本身是演化思想在经济地理学中的应用，其核心是要从演化的角度解释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问题。在吸收演化经济学相关概念的时候，首先要做的是概念的转换、辨析和界定。现有的文献解释经济现象时，往往用一些概念去解释某种经济现象而用另一些概念去解释另一种经济现象，但这些概念之间有何联系以及能否放到统一的框架中去进行解释还不是很清楚的。同时，生物进化论是演化思想和概念的主要来源，然而它本身也在不断发生变化，在不断产生新的概念，这些概念和原有的概念能否融入到新的分析框架中都还很不清楚。本文尝试对演化经济地理学的基本概念、理论体系的形成和发展、研究的主要内容及其应用进行梳理，以期大家对演化经济地理学理论及应用有一个较为全面的了解。

二、演化经济地理学的基本概念和基本理论

（一）演化的核心对象：企业的惯常组织程序

演化经济地理学沿用了演化经济学中的纳尔逊和温特（1982）的观点，即把企业的惯常组织程序作为分析的基本对象。在演化过程中，企业的惯常组织程序起到的作用类似于生物中基因所起到的作用。在不确定性情况下，企业的惯常组织程序是企业用来进行生产和决策的主要的依据。企业的惯常组织程序是由企业过去的经验知识和缄默知识所构成的，而其他企业很难模仿这些知识，因此，企业的惯常组织程序是企业能力的体现，决定了其竞争力强度的大小（Teece et al.，1997）。市场环境通常作为选择机制，它的主要功能是对不同企业的惯常组织程序进行筛选，根据企业对市场环境的适应程度来决定企业的增长率。由于市场竞争和制度约束，惯常组织程序的多样性随时间在不断地减弱，而创新又能使得组织程序的多样性增强，两者就决定惯常组织程序的多样化程度。因此，在区域经济中，企业的演化过程可以描述为是在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上，惯常组织程序的变化过程（Boschma & Frenken，2003、2006）。

在空间维度上，由于受到认知度、地理接近性等因素的影响，企业的惯常组织程序常具有本地化的特征，这些本地化特征主要是通过企业设立新部门、企业衍生组织以及劳动力流动性等来体现出来的（Essletzbichler & Rigby，2007；Klepper，2007）。在本地企业中，新的企业与原有旧企业之间的技术关联性很强（Frenken & Boschma,2007；Boschma & Frenken，2011）。在这种衍生发展过程中，不仅存在路径依赖而且还存在区位依赖（Martin & Sunley，2006）。

在时间维度上，成功的企业的惯常组织程序不仅生存概率很高，也很容易被传承和扩散。一旦某种惯常组织程序在某个区域变成主导性的惯常组织程序，则这些惯常组织程序的随后演化主要发生在该区域内（Rigby & Essletzbichler，2005；Boschma &Wenting，2007）。因此，企业惯常组织程序的时空演化过程，导致了区域经济的不均衡发展。

（二）解释演化的基本理论

1.广义达尔文主义。到目前为止，广义达尔文主义是演化经济地理学中应用最多的一种理论。它的理论基础来源于达尔文进化论的多样性、选择性、保留性原则，简称为VSR 原则。按照Hodgson & Knudsen（2006，2010）的观点，这种理论认为所有的演化过程，包括经济领域，都可以由VSR 三原则来解释。尽管这些原则在不同领域的具体性质和运作差异很大，经济领域与生物领域相应的部分也存在较大的差异，但如果没有这三原则，我们无法对经济系统的演化过程进行解释。

在演化经济地理学中，Essletzhichler & Rigby（2007）应用广义达尔文主义系统地解释了经济活动在区内和区际的变化过程。他们认为企业的多样性体现在一系列的层面上，如产品类型、生产技术、组织形式、生产区位以及企业的惯常组织程序等层面上。选择是通过市场竞争来实现的，适应性较强的企业的惯常组织程序会保留下来并进一步得到完善和补充，而适应性较差的企业惯常组织程序则被淘汰出局。企业的惯常组织程序具有一定的惰性，它可以保留下来，在短期内是很难改变的，这也解释了不同企业在绩效方面的现时差异。但在长期，企业可以通过创新、学习和模仿来改变企业的惯常组织程序，从而使其能够面对复杂的内部环境和外部环境。

在经济系统中，多样性、选择性和保留性是内生关联的。多样性是市场竞争和创新过程中的不可避免的副产品。由于未来的不确定性，企业尽其所能来提高生产效率，通过增加生产效率来获取竞争优势。然而，效率只有在市场竞争中才能体现。因此，在市场竞争环境中，企业不得不进行创新，开发新产品，开拓新市场，使用新的生产材料和生产过程来获取竞争优势。同时，市场竞争的选择过程也决定了企业的盈利性、增长前景以及形成新的惯常组织程序的能力。选择的结果同时也改变了企业竞争的市场环境：选择机制使得效率低的企业退出市场，效率高的企业进入市场，现有企业重新进行调整。一般来讲，生产效率高的企业，收入转化成利润的能力也高，因此这些企业会扩大他们的生产规模。选择性与保留性也是相关的，企业的惯常组织程序具有类似于基因的作用，它具有学习效应的遗传特征，使得企业的惯常组织程序得以遗传和保留下来，企业的特征得以延续下去（Metcalf，1998）。但从长期来看，企业的惯常组织程序也会发生变化，为了适应环境，企业进行创新、学习、模仿来适应其变化的环境，同时这种变化也是改变环境的一部分。只要经济代理人的行为是有限理性且导致不同行为方式的惯例的存在，那么选择将会起到作用，从而使得经济不断演化。

复杂性理论。复杂性理论最早起源于系统动力学的研究，复杂性理论认为系统演化的动力本质上来源于系统内部，微观主体的相互作用产生中观和宏观的复杂性现象。复杂性理论认为系统中的成员具有适应性，能够与环境以及其他主体进行相互作用。在不断的交互作用过程中，通过学习或经验累积来改变自身的结构和行为方式。复杂系统的基本特征有：非线性互动、非决定性、出现（Emergence）和自组织性等（见表1）。Martin& Sunley（2007）把复杂性理论引入到演化经济地理学中，认为复杂性理论中的一些概念如自组织、出现和适应性，可以解释经济体空间结构的出现和变化、区域经济的兴衰史、区域和城市对技术、市场、政策等因素变化的适应能力大小以及为什么某些生产活动就发生在特定地理空间中等问题。如果把经济景观看成是一个复杂系统，那么它的复杂性主要体现在多样化的空间分布和空间嵌套现象中。空间与复杂性的关系可以从经济系统的模块化、层次性以及开放性来表现。从复杂理论角度来看，经济发展不平衡是可以从工业区、产业聚集区、城市、区域、经济网络等经济活动中观的空间结构和组织结构的差异角度来进行解释的。也就是，简单且无序的企业的微观行为导致工业区、产业聚集区、城市、区域、网络等经济活动中观结构的出现，而这些中观结构的区际差异导致了经济发展的不平衡。这种中观结构又对微观行为主体进行反馈，也就是这些产业聚集区、高新区等中观空间结构对微观行为主体而言又成了外部性、知识和技术溢出的主要源泉。这些正的外部性和溢出效应会导致经济活动进一步的空间集中，从而导致区际经济发展的更加不平衡。

路径依赖理论。路径依赖通常被视为经济景观的“基本特征”。路径依赖的基本含义是指经济系统一旦进入某一路径，则因惯性的力量不断进行自我强化，使得该系统锁定在这一特定路径上（Arthur，1994；David，1988）。其基本理论以代理人有限理性理论为基本起点，反对新古典经济学类型人假设和均衡分析方法，坚持历史的重要性，从时间和空间二个维度来解释在具体时空背景下的经济变迁规律。EEG 在应用路径依赖理论时，试图基于广义达尔文主义和复杂理论的相关概念建立一个更加系统的路径依赖理论（Boschma & Martin，2007；Essletzbichler & Rigby，2007）。路径依赖理论在演化经济学中的使用主要涉及三个方面：技术锁定、动态报酬递增和制度迟滞（王周杨等，2013）。Martin & Sunley（2006）认为，在经济地理学中，路径依赖或锁定效应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区位依赖性”。技术和知识在经济发展中起到极其重要的作用，而知识的生产、扩散和使用具有很强的根植性特征，而且某一地区的制度性安排有助于技术的开发、应用和扩散。因此，经济地理学认为技术和制度是区域发展重要的“历史的载体”，正是技术路径依赖性和制度路径依赖性共同作用导致区域不平衡发展。路径依赖既是一种状态，也是一种过程，主要指系统演化依赖于其历史上形成的发展路径。区域内新路径的出现，与区域经济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的技术、知识以及能力有关，当在某一区域中，某一技术一旦成为主导，则会产生一定的正外部性，使其进入路径领域模式。随后的发展，可能进入两种状态：一是按原有路径发展，异质性不断减弱，专业性不断增强，组织结构和惯常组织程序逐渐僵化，从而出现停滞和衰退；二是通过不断的内生转换，累积和整合，使得技术能够进行创新变异以便进入新的增长路径。

三、演化经济地理学主要的研究内容

（一）创新、技术变迁与区域经济

经济理论中，技术进步通常是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而创新是技术进步的主要因素，新古典主义理论把创新过程看成是一个随机的外生过程。与此相反，熊彼特认为创新过程是内生的，它为经济增长提供动力。在经济系统中，企业的技术创新源于竞争的压力。对于任何一个企业来说，创新的最终目的是获得竞争优势。演化经济地理学中的技术变迁往往是以产品和生产过程的多样化来体现的。在微观层面，演化方法对技术变迁研究的特别之处在于强调企业行为的有限理性和企业惯常组织程序在创新和适应过程中的影响。有限理性意味着代理人将会进行局部搜寻而不是全局搜寻，即经济代理人会在他们最熟悉的领域里进行搜寻（Antonelli，1995；Dosi，1997）。在信息技术高速发达的知识经济时代，知识以及知识网络是创新的重要因素。企业不仅从自己的历史经验中学习，而且通过网络关系与其他企业进行互相交流学习，技术创新首先表现为对历史路径依赖，其次表现为创新是一个连续的发展过程，而企业惯常组织程序的差异通常造就不同的经营模式。遵循惯常组织程序的创新会具有更高的效率和更高的成功概率，事实上没有一个企业的创新行为可以不受其惯常组织程序的影响。企业的技术创新是在特定情境下，基于惯常程序的不断的决策过程。由于企业惯常程序的异质性和情景的偶然性，创新具有不可逆性和不可还原性。在演化经济地理学中，地理因素对创新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本地搜寻和学习过程（Maskell & Malmverg，1999）。在中观和宏观层面，演化论认为对新奇的搜寻是一个社会过程，这个过程不仅包括不同代理人之间复杂的反馈机制，还包括社会制度对特定技术创新的重要性。

在实证方面，经济地理学以及非主流经济学研究了地理对于搜寻过程的影响。有关全国和区域创新系统（Lundvall，1992；Gregerson & Johnso，1997；Brazyk er al.，1998）、学习型区域（Maskell &Malmberg，1999）以及区域能力（Lawson,1999）的研究表明，区域经济成功的关键要素是新奇的生成。缄默知识的交流生成本地化的制度以及合作关系，而这些制度和合作关系对创新有着重要的作用（Cooke & Morgan,1998）。在区域层面上，制度被定义为“惯性思维”（Veblen,1899），它所起到的作用类似于企业的惯常组织程序。他们把行为人引领到他们最熟悉的技术空间进行创新搜寻，进而导致制度、企业和技术的协同演化（Nelson，2001）。而地理空间上的本地搜寻导致技术演化的路径依赖，因而形成技术的区际差异和技术变化轨迹的区际差异（Essletzbichler & Rigby，2005a）、以及不同类型的专业化区域（Maskell & Malmberg，2007）。

技术变迁和创新的本地化特征的研究，强调创新的多样性、信息的保留或信息的传递过程，而忽略技术的兴衰过程。因此，演化理论认为一旦出现新技术，那么他们就会占据主导地位，这些创造新技术的区域也在经济发展中占据主导地位。但这些研究忽略了技术的兴衰过程，因而我们对为什么有些技术会成为标准技术而另一些创新则会消失不甚了解。类似地，我们也不了解为什么有些区域能够持续适应变化了的经济环境，而有些区域则被锁定在没有任何竞争力的过去路径中（Martin & Sunley，2006）。在这样一个持续演化的经济环境中，新技术对企业的存亡、产业的兴衰和区域发展而言，可能是一个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

（二）路径依赖、锁定效应与区域经济

演化经济地理学中引用最多的就是路径依赖和锁定效应。路径依赖和锁定效应丰富了我们对区域演化过程的理解。尽管马克思主义经济学（Harvey，1982；Massey，1984）、新经济地理学（Krugman，1991；Fujita er al.，1999）、新李嘉图主义（Scott，1988、2006）以及制度经济地理学（Grabher，1993；Saxenian，1994） 等理论的解释机制不尽相同，但都认为区域经济发展模式可以看成是路径依赖过程。路径依赖和锁定效应可以帮助人们理解在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为什么有些国家（地区）发展得越来越好，而另一些国家（区域）的发展却停滞不前，陷入一个消极的“锁定”状态。因此，路径依赖和锁定效应是经济地理学家们研究老工业区复苏、产业演化和区域差异等方面的重要理论，尤其对区域经济的演化过程具有很强的解释力（刘志高、尹贻梅，2007）。尽管路径依赖和锁定效应是解释区域发展过程的有效机制，但这些概念不能作为演化经济地理学理论框架的全部。

作为整体的区域经济系统的变化过程，通常体现为系统内不同个体相对权重的变化过程，即新企业的进入以及现有企业的退出和转型。如果考虑经济体的空间演化过程，那么我们还得考虑选择经济环境的方式（空间竞争）、经济代理人的行为、制度以及空间特征是如何影响空间经济变化过程的。

（三）演化经济地理学的集聚与扩散

演化经济地理学是通过产业的动态变化来研究经济活动空间布局的（Boschma et al，2009），常用的分析方法是产品或产业的生命周期理论（Kleeper，1996）。这些理论的主要观点是在产品或行业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经济活动将会发生空间上的聚集过程和空间上的分散过程，且其变化强度是不相同的。生命周期的初期，技术变化和市场的不确定性使得竞争异常激烈，从而企业的进入和退出概率都比较高。由于历史事件、非对称竞争、市场操控等原因，很难预测何种企业将会生存或何种企业将遭淘汰。由于市场竞争很激烈（也就是市场选择过程），如果从技术创新转移到生产过程创新，厂商进入率大幅下降而退出概率仍然较高，会逐渐提高市场的集中度。尽管不同行业的生命周期模型不尽相同，然而生命周期理论可以解释产业的空间演化过程（Klepper，2001；Klepper& Simmon，2000）。

可以用三种方法来解释产业的空间演化过程。第一种方法是解释进入者的区位选择战略（Arthur，1994）；第二种方法是通过解释衍生过程（Klepper，2001；Boschma & Wenting，2007），这两种方法是常用的方法。阿瑟的模型主要强调了路径依赖原理，而衍生模型主要强调了企业的惯常组织程序以及信息复制原理。第三种方法被称之为区位机会窗口（WLO）方法（Boshcma & Lamboy，1999）。该方法为解释产业的空间演化和锁定效应提供了分析框架。该方法认为，在任何时点上，技术、劳动纠纷或市场机会都有可能引发区域的重大创新。而这些引发因素的空间分布则是无限且随机的，WLO 方法主要解释以创新为基础产生的新产业为什么会锁定在特定区域的问题。其主要结论是，基础创新需要不同的劳动技能、技术程序、供应商和消费者的联系以及制度来强化竞争优势。任何区域都无法建立具有本地化特征的适宜的制度环境来满足新企业的需求，但产业聚集区通常具有了多样化的劳动力、产业、企业和制度（Boschma & Lambooy，1999），这种聚集对吸引新的产业具有很大的优势。一旦出现产业聚集过程，则产业开始通过建立供应商和消费者网络、研究机构、产业组织、技能培训等活动来改变其区域环境，Storper & Walker（1989）称这种过程为产业化过程。此时，经济空间系统已进入了新的阶段，那些能够吸引新的产业并发展特定区域资本的区域将得到优先发展。有时，这些区域的发展优势如此之大以至于新进入者只能选择这些核心区域，而其他区域会走向衰落，从而导致产业活动的地理集中。

（四）制度变迁

在区域经济演化过程中，制度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从制度经济地理学的角度来说，制度可以看成是社会经济组织的历史载体（Martin，2000；Peck，2005）。制度包括各种法规、财产法、国家政策、技术标准、非正式的习惯、行为准则、企业文化和当地习俗等，这些在短期内相对稳定，并引导企业的行为。

在演化经济学中，制度被理解为一个相对稳定的实体，它的作用类似于企业层面的惯常组织程序。制度是过去社会实践的结晶，它能够指导个体行为，如投资决策、创新、技能培训等，制度又是历史信息的传承者。制度的时空差异主要表现为随时间的变迁制度的区际差异，制度对经济代理人的影响通常表现为对经济代理人的一种约束。制度差异因此也被解释为区域选择环境的差异，从而影响本地代理人的行动。Berman & Bui （2001）曾研究了制度变化对企业绩效的影响。他们研究制度对加州炼油企业减排目标的影响后发现，低排放指标不仅导致排放量的减少，而且也提高了加州企业的生产效率，因为加州企业不得不采取新的更环保的技术来组织生产。这意味着，不同的区域制度环境改变了区域内个体的行为。演化经济学称这种过程为群体选择过程（Gowdy，1994）。

经济地理学倾向于研究创新系统、学习型区域以及能力型区域，他们通常过于强调本地的溢出效应，而忽略其负效应。一些老工业基地的衰退，如德国的鲁尔区或英国东北部地区，其特征是区内企业间联系密切，制度环境与此相匹配，从而导致这些关系僵化，进而进入了整体的衰退（Hudson，1999）。制度的形成速度相当缓慢，适应环境更加缓慢，这就为区域的可持续发展提出了挑战。

制度研究使我们更好地理解区域经济的演化过程，然而，制度分析并非只限于演化经济学。制度的形成，可以看成是理性代理人集体决策的结果，因此演化理论通常把制度解释为以有限理性的代理人之间互相作用为基础的自组织系统。制度的形成可以看成是一个复杂的演化过程，它取决于的变异、选择和保留的特殊机制。制度还可以理解为是个体决策和宏观环境之间的中观层面的结构系统，因此制度分析主要集中在制度和环境系统之间的惯常组织程序上。分析制度为分析路径形成和路径依赖提供了一种途径。

四、演化经济地理学的应用

Boschma & Frenken（2006）认为，演化经济地理学的研究内容主要包括3 层4 类。3 层是指微观、中观和宏观，4 类是指企业、产业、网络（关系）和空间系统（见图1）。从图1 中可以看出，企业层面的加总会得到中观层面，其中包括两个部分：一部分是相互竞争的产业部门，另一部分是交换商品和分享知识的网络（关系）部门。中观层面的产业和网络的加总就会得到宏观层面的空间系统。地区的产业构成、空间网络中的节点以及随后的结构变化是空间系统中的不同区位（城市，区域或国家）的主要特征。需要注意的是这三个层面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在应用演化理论分析时，需要重点关注微观层面的异质性企业组群是如何导致中观或宏观层面相对有序的结果，而中观或宏观的结果反过来又是如何影响微观层面的企业组群的问题。我们需要从不同层面的交互作用来理解演化过程，任何只关注一个层面的分析是不全面的。

演化经济地理学微观分析的起点仍是企业。对企业的动态变化过程，演化经济地理学主要从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来进行分析的。在时间维度上，演化经济地理学遵循演化经济学以企业惯常组织程序作为研究起点的惯例。企业的惯常组织程序，在很大程度上是企业在其发展历史过程中通过干中学以及缄默知识所逐渐形成的，这两方面的知识很难被其他企业所学习和模仿，因此企业通常是异质的。由于企业的异质性，不同企业在市场竞争中的选择机制有所不同，因此一些企业获得快速发展并不断壮大，而另一些企业则出现衰退甚至退出市场。这种以竞争、创新和选择机制为基础的企业动态演化过程，就形成了不同的经济活动空间布局模式。这种由不同的惯常组织程序所形成的经济景观是不断发生变化的，而这种经济景观的变化过程被看成是地理临近性（有利于创新和模仿） 和不同的空间选择模式共同作用的结果(Boschma & Lambooy，1999；Essletzbichler &Rigby，2005)。在空间维度上，演化经济地理学关注企业的区位选择行为。企业在时空中的演化过程是通过新企业的进入、现有企业的退出和现有企业的区位重置来展现的。通过这种过程，企业惯常组织程序逐渐在空间上进行扩散。从演化角度来分析区位选择过程，那么新企业的区位决策不仅取决于地区间的价格差异（新古典理论）或区域的制度差异（制度理论），还取决于特定的历史因素（Boschma et al，2006）。这些历史因素主要是指企业创建者以及核心员工长期施加于新企业惯常组织程序及其生存能力上的影响。因此，为了理解在区际创业和创业成功率方面的差异，我们需要理解设立新企业所需的资源的空间分布。企业设立需要各种资源（资本、劳动、网络、知识等），而这些资源倾向于空间上集中，例如城市或产业聚集区，因此设立新企业的概率也取决于这些区域条件。

路径依赖是解释企业区位另一个核心概念。企业的区位选择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先前的选择。由于有限理性，很多企业选择创建者所在地区作为生产区位，同时由于创建者的网络关系，衍生企业通常也布局在母公司所在区域（Cooper &Dunkelberg，1987；Klepper，2001）。在这种情况下，新企业的区位决策受到先前决策的影响。路径依赖影响企业的区位重置过程，因为企业已经建立了与供应商和客户之间的稳定的关系以及不断累积沉没成本（Stam，2003）。当然，尽管路径依赖约束企业的区位重置过程，但一些企业还会把部分生产外包给低工资地区，尤其是那些对企业惯常组织程序的依赖度较小的经济活动。然而，这种生产外包的可能性和成功概率在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企业在不同区域改变其惯常组织程序的能力（Kogut & Zander，1993）。不过，英国剑桥高新区和法国尼斯索非亚—安提波利斯科技园的案例研究表明，高科技企业的创立过程与上述情况有所不同，它可以是前者导致的内生发展过程，也可以是后者的外生驱动所导致的发展过程。

（二）中观层面

中观层面的分析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产业动态演化过程和网络的空间演化过程。

1.产业部门分析。对企业层面的变化进行加总所得到的第一个中观层面是产业层面，产业层面所要关注的现象是产业随时间的集聚或扩散过程。分析产业空间演化过程时常用的模型是西蒙的随机增长模型和阿瑟的衍生模型以及聚集经济模型。在衍生模型中，产业演化过程类似于那种企业产生新企业，新企业又产生新企业的波利亚过程。这种波利亚（Polya）过程在产业的发展和空间集中过程中起到重要的作用，如美国底特律的汽车产业、硅谷的电子产业以及英国剑桥的生物科技产业等（Keeble et al.，1999）。

Klepper（2001，2002）把衍生模型拓展到了产业的生命周期模型中去，其关键的五个假设是：企业间惯常组织程序是不相同的；衍生企业继承了母企业的惯例；成功的企业增长更快；大型企业能够产生更多的衍生企业；由于竞争，绩效不理想的企业将退出市场。前四个假设保证了早期成功进入者的地区将主导产业的发展。第五个假设，由于成本竞争，成功的企业较少的地区将会出现衰退，成功的企业较多的地区将主导产业发展。通常来说，成本竞争会在产业发展若干年后出现，如产品标准化、创新从产品创新转移到过程创新等。最终，激烈的竞争使得许多企业退出市场。企业惯常组织程序的异质特性和不均匀分布，最终影响产业的空间分布。阿瑟的聚集经济模型假设新企业不是从现有企业衍生出来的。因此，新企业的区位选择不是由母公司所决定，新企业的区位选择是该企业自身的决策所决定的。阿瑟认为每个公司都具有特定偏好。这种偏好可能来自于有限理性，但阿瑟本身没有详细解释这种偏好问题。聚集经济来自于相同产业的企业在空间上的集聚，从而导致产业集中在某个地区，即使产业内的企业具有不同的区位偏好。如果某一区域的企业数量多于另一个区域的企业数量，而且超过某种临界值，则该区域将成为聚集中心。

在实证研究中，衍生模型的结果很难与聚集经济模型的结果区分开来。两种模型都能解释产业的空间集聚现象。衍生过程和聚集经济可能同时影响空间聚集，所以实证方面很难单独区分它们各自的影响。Klepper（2001）的美国汽车产业研究，尽管存在一些缺陷，但研究结果仍显示出底特律汽车产业的空间聚集主要归因于成功企业衍生出更多成功企业的自我加强机制。Boschma &Wenting（2005）在对英国汽车产业的研究过程中也得出类似的结论，但不同于Klepper 的结论，他们认为区内企业之间的密切联系对企业的生存能力产生正向的影响，地区产业的关联程度是聚集经济的主要来源，高关联性导致知识溢出、专业化的劳动力市场等。

在演化框架下，空间聚集不仅是产业演化过程的结果，同时也影响产业的进一步演化过程。这种递推关系至少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来解释：首先，产业活动的空间聚集产生聚集经济，培育创业和创新，还可能导致相关行业的出现；其次，空间聚集会加剧企业间竞争，因而企业更加难以进入。这种负反馈机制意味着空间聚集不会无限制地进行下去。通常，正的外部性体现在产业生命周期的初级阶段，而负的外部性体现在产业集中度超过某个临界值之后。对某种行业而言，如果需求是局部的，而知识溢出是全局的，那么负反馈机制的强度大于正反馈机制的强度，从而导致空间分散。如果竞争是全局的，而知识溢出是局部的，那么情况正好相反。

制度也影响产业的空间演化过程。在演化框架中，需要讨论的不是某种特定的制度是如何影响某个特定区域的产业发展，而是要讨论制度是如何随着新产业的出现协同演化过程的。这种协同演化的视角是很重要的，因为创新导致的新产业的发展需要由改革旧制度和建立新制度的支撑（Freeman & Perez，1988）。19 世纪中期德国的合成染料工业以及1840~1990 年代的英国零售银行业的发展就是新产业和制度共同演化的例子。

网络分析。网络是中观分析的第二个层面。不同于产业动态演化过程中的企业间的竞争关系，网络关系更多显现的是互补和合作关系。在演化经济地理学中，网络的重要作用之一就是知识溢出的载体。社会网络的建立提高了知识溢出的机会，从而使得更多的企业从中获得正的外部性。

在演化经济学中，进行网络分析是因为网络在高新技术企业中日益发挥重要的作用（Powell etal.，1996），而经济地理学对此感兴趣是因为网络在产业聚集中发挥重要的作用（Maskell & Malmberg，。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是：企业是通过共同区位来提高盈利水平还是通过网络关系来进行知识交流；地理临近性是否有利于网络关系的形成。Breschi & Lissoni（2003）的研究表明，社会网络和劳动力的流动有利于知识的区际溢出，而地理临近性在知识溢出过程中既不是必要条件也不是充分条件。相反，知识扩散是通过社会网络来进行，而社会网络确实在地理上接近的区域更密集一些，但跨区域的网络关系是存在的。

应用社会网络分析的另一个重要的方面是产业聚集中的网络分析。Giuliani（2005）分析三个不同聚集区酒类企业的商业网络和知识网络后发现，知识网络的分布比商业网络的分布更加偏态，也就是说只有一些企业从知识溢出中获得好处。Boschma & TerWal（2006）对意大利南部鞋类生产区的研究表明，企业的消化吸收能力与其创新能力间接相关，某一区内企业的消化吸收能力越强，则与区外企业的联系能力就越强，而联系能力的强度对企业创新能力有着重要的影响。

演化理论认为消费者是有限理性的，个人网络关系会影响消费。因此，网络中的核心行为人的某种选择决策将通过网络关系影响其他消费者也选择相同的产品（Cowan et al.，1997；Solomon etal.，2000）。这些网络效应的强度以及个人网络的地理属性可以通过社会网络来进行分析。然而，社会网络分析属于静态分析，而网络的空间演化需要动态的分析。在Barabasi & Albert（1999）的研究中，网络是随着新节点的加入而发生演化的。节点间连接的可能性取决于节点的连通性，这种原理称之为“优先连接”原理，其意思是新节点总是倾向于连接连通性好的节点以最大化其连通能力。因此，连通性好的节点将会首先连接，而网络中的边缘节点则始终处于边缘位置。在节点的发展过程中，哪个节点最终能发展成为中心节点是一个路径依赖过程，因而也是不可预测的，尽管最初发展成为高一级节点的节点成为中心节点的可能性会更大一些。

（三）宏观层面

中观层面的产业和网络加总会得到宏观层面的空间系统。在宏观空间系统中，产业组成随时间而发生变化，相应地，网络关系也会发生变化，因此经济结构也发生变化。在空间系统演化过程中，产业部门的变化通常被称为结构变化。生产新的产品、发展新产业的地区将会得到快速发展，而一些被锁定在过去成熟产业的地区将会衰落。重要的是，没有任何一种经济机制或者政治机制能够保证地区和城市能够自动提升自己的产业水平。相反，大多数地区在一段时期的高速增长后都经历衰退，这些地区衰退的原因可能与之前专业化生产中的既得利益者集团的抵制、制度刚性和沉没成本有关（Grabher，1993）。

经济学理论对经济增长的解释是要素投入的增长和生产效率的改进的结果，但很少涉及经济增长与产业多样化或技术多样化之间的关系。对多样化和经济发展之间关系，在经济地理学中已得进行了大量研究，Frenken et al （2005、2006）区分了多样化和经济发展的三种关系。第一种是主要关注多样化、知识溢出和增长之间的关系，称之为“新增长理论”。这种理论认为，知识溢出不仅发生在产业内部，而且也发生在产业之间，产业间的知识溢出通常被称为“雅各布斯外部性”。第二种是从投资组合的角度把多样化和区域经济发展联系起来，区域通过多样化的投资组合来保证区域经济免受外部的冲击。第三种是从多样化对经济系统的长期影响角度来考虑的，即随时间的变化，如果一个经济系统没有增加产业种类，则它将面临大量的结构性失业问题，最终经济发展停滞下来。这种观点是把新技术和新产业的形成看成是用来吸纳现有的冗余人员的途径（Saviotti & Pyka，2004）。显然，目前对多样化与地区经济增长的研究还存在许多不足之处。

网络的加总对宏观分析同样重要。通过加总不同地区企业间的网络关系，可以得到城市间和区域间的网络关系。越来越多地出现“网络城市”的概念，其中心思想是连通性既促进城市经济的增长，同时也加大经济发展差距。城市可以通过吸引更多的公司总部或作为交通运输中心或信息中心来提高自身在网络中的作用。同样，城市间网络的概念也可以应用到区域间的网络。一些核心地区作为知识的聚集区，在网络中将处于主导地位，而其他边缘地区则处于从属地位。因此，可以根据区域在网络的位置来判断该区域的经济情况，因为处于网络中心节点的地区将得到更多的知识溢出和技术扩散。

相对于企业网络的研究，城市和区域网络的研究还处于初级阶段。在某一时点上理解网络结构需要了解导致现有网络结构演化的原因。今后一个重要的研究方向将是空间系统中网络结构的决定因素。

五、结语

自从Boschma & Lambooy1999 年发表《演化经济学和经济地理》一文后，在经济地理学研究中越来越多地利用演化论方法，而且研究也越来越规范。从最初的达尔文进化论到后来的复杂理论以及路径依赖概念，经济地理学家们建立起相对统一的逻辑框架来解释经济活动空间分布的不均衡现象。在实际研究中，大多数的分析框架是建立在广义达尔文主义基础上的，演化经济地理学目前主要以企业的惯常组织程序为分析的基础，以演化的视角来分析产业聚集、工业区、城市的形成，并从创新、技术变迁与区域之间的关系、路径依赖和锁定效应、产业聚集和扩散以及制度角度分析经济的时空中演化过程。利用演化经济地理学理论，可以分析微观、中观和宏观层面的经济现象。

演化经济地理学目前更多是微观层面的研究，主要关注的是企业组群的空间演化过程。这种分析，尽管提供了经济的微观基础，但看上去更像是“演化产业地理学”。经济地理学借鉴演化经济学理论的目的是要解释不均衡的区域发展问题。演化经济学研究了产业在空间上的演化过程、特定地区（如产业聚集区或工业园区）的产业演化过程以及企业技术创新的地理演化过程（包括知识网络）等，但这些研究缺乏不同地区的不同的经济演化过程以及不同经济结构与地区不均衡发展之间的系统性研究，而这些领域正是演化经济地理学所要从事的主要的研究领域。研究需要改变演化经济地理学一直纠结于微观过程与中观和宏观过程、模式和规律之间关系的现象。演化视角是思考问题的一种方法，在经济地理学中引入这种演化的视角是为了理解经济景观是如何在时空两个维度上进行演化的。随着相关理论的发展，演化经济地理学也需要适时丰富学科的概念和理论，最近的演化发展生物学理论以及发展系统理论可以为演化经济地理学的“发展转向”提供理论基础，从而可以从整体和系统的角度去解释空间经济的演化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