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服务化”是工业化中后期经济转型发展的大趋势和一般规律。《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在“构建产业新体系”的战略部署中，明确提出实施“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行动”，重点推动三大转变（“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生活性服务业向精细和高品质转变”、“制造业由生产型向生产服务型转变”），促进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从地方实践而言，江苏、江西等省以及北京、上海、广州、武汉、杭州等特大城市相继实施了服务业升级发展行动。服务业升级发展实践亟需相关理论指导。

一、服务业升级理论研究的主要论题和观点

（一）服务业升级发展的动因和路径

多年来学术界围绕“服务业为何要升级发展”（升级动因）、“服务业如何实现升级发展”（升级路径）等问题开展持续讨论，已形成一批具有开创性的研究成果。

1.服务业升级发展的动因

相关研究文献多倾向于运用经济学分析范式，从需求侧、供给侧视角探讨服务业升级发展的动因问题（见表1）。

需求动因。强调服务产品需求总量及其结构变化对服务业升级发展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主要观点：①生产需求结构变化。随着工业专业化水平提高、生产复杂程度提升，引发工业对服务中间需求（即“生产者服务”或“生产性服务”）的增加，促使生产性服务业快速发展，从而推动服务业升级发展（李丽，2007；周振华，2013）。②消费需求结构变化。随着人均收入水平提升，消费需求结构也相应升级，对精细化、高品质的服务需求日益增加，从而推动生活性服务业升级发展（陈凯，2009；周振华，2013）。③城镇化发展。随着城镇化水平提高，城市居民对服务就业岗位、消费需求（最终消费）和公共服务需求不断增加，从而推动生活性服务业升级发展（陈凯，2009；邓于君，2010）。④国际服务贸易发展。由于经济全球化引发国际分工细化，导致国际服务贸易全球性调整，服务贸易需求的扩张在一定程度上促进相关联国家服务业升级发展（陈凯，2009）。

供给动因。强调生产要素投入、制度变迁等因素对服务业升级发展具有强劲的促进作用。主要包括：①技术进步。通过服务技术创新促进服务业劳动生产率提升，从而推动服务业升级发展（陈凯，2009；何德旭等，2009）。②劳动力供给变动。劳动力资源供给数量、质量的提升在一定程度上推动服务业升级发展（李丽，2007；陈凯，2009）。③体制变革。随着经济体制改革推进，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完善，从而推动服务业升级发展（何德旭等，2009；邓于君，2010）。④产业政策。服务业发展激励政策的实施能有效地优化服务业发展环境，从而促进服务业升级发展（李丽，2007；何德旭等，2009）。

2.服务业升级发展的路径

相关研究文献多从创新、高端化、融合、集聚、全球化等视角探讨服务业升级发展路径。

（1） 服务业创新发展。从创新驱动发展的视角，强调通过技术创新、管理创新、业态创新、商业模式创新等方式，创造新供给，释放新需求，促进服务业结构优化，推动传统服务业转型，培育发展新兴服务业，从而实现服务业升级发展（刘建兵等，2009；何德旭等，2009；原毅军，2014）。

（2）服务业高端化发展。从发展质量和效益的视角，强调优先发展技术含量高、附加值高、产业关联带动效应强、资源消耗小、环境污染少的现代服务业，重点发展生产性服务业和高端服务业（何德旭等，2009；原毅军，2014）。

（3）服务业融合发展。从产业融合的视角，强调提升生产性服务业的“粘合剂”作用，促进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融合发展、生产性服务业与农业融合发展，形成生产性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双轮驱动”、生产性服务业与现代农业“双轮驱动”发展格局，从而实现服务业升级发展（何哲等，2012；郭怀英，2012）。

（4）服务业集聚发展。从产业布局的视角，强调依托中心城市、中心城区、产业园区、服务业集聚区、制造业集聚区等空间载体，引导服务业企业集聚发展，优化服务业空间布局，提升服务业的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效应，促进服务业升级发展（管驰明等，2013；李盾，2013）。

（5）服务业全球化发展。从开放发展的视角，强调通过对外开放，在全球范围内集聚、配置资源要素，引导服务业企业参与国际分工，促进国际服务贸易出口，推动国内服务业升级发展（陈凯，2009；原毅军，2014）。

（二）服务业结构演进

服务业结构优化问题长期以来一直都是服务业经济理论研究关注的重点，主要研究议题有服务业结构演进方向、服务业结构演进规律、服务业结构优化测度方法等。

1.服务业结构演进方向

学术界关于服务业结构演进方向问题的研究成果有两类代表性观点，一种观点强调优先发展现代服务业，另一种观点强调优先发展生产性服务业。

优先发展现代服务业。“现代服务业”是中国语境下的服务业新概念，它最早出现在党的文件中，党的十五大、十六大、十七大、十八大报告均强调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提高服务业比重和水平。学术界沿用“现代服务业”概念，将服务业分为“现代服务业”、“传统服务业”两大类，强调“现代服务业”相对于“传统服务业”，具有知识密集度高、技术创新能力强、劳动生产率较高、对经济发展促进作用较强等显著特征，优先发展现代服务业能有效地促进服务业升级发展。有的研究文献以制造业、传统服务业为参照对象，考察现代服务业的相对劳动生产率增长规模，研究结果表明现代服务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增速不仅高于一般服务业，而且也高于大多数制造业，能规避经济学家鲍莫尔刻画的服务业“成本病”现象（夏杰长等，2008；姚战琪，2009）。也有实证研究文献显示，现代服务业发展对提升经济增长质量具有重要影响和促进作用（匡远凤，2015）。

优先发展生产性服务业。“生产性服务业”（或称“生产者服务业”）是欧美学者在20世纪60年代倡导的服务业概念术语，但关于生产性服务业分类问题尚未达成共识。中国在2015年颁布了本土化的生产性服务业分类国家标准。国内经济学主流观点将服务业分为三大类，即满足生产需求的生产性服务业、满足消费需求的生活性服务业、满足社会公共需求的公共服务业。大量研究文献都强调，以优先发展生产性服务业为重心、突破口，推动服务业升级发展。其核心观点：生产性服务业的产业关联效应强，不仅能带动制造业快速发展，而且能推动服务业优化发展；生产性服务业通过报酬递增效应、产业融合效应和外溢效应，主导着服务型经济背景下的产业升级（王雪瑞，2014，邓丽姝，2015；韩峰等，2015）。大量的实证研究文献也表明，生产性服务业在服务业中的比重呈现出不断上升趋势（钟韵，2007；毕斗斗，2009），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李筱乐，2014，吉亚辉等，2015）。

2.服务业结构演进规律

学术界多侧重以发达国家为考察对象，分析其服务业发展史，总结服务业结构演进的一般规律（李丽，2007；何德旭等，2009；陈凯，2009；邓于君，2010；李志坚，2012；周振华，2013）。主要涉及以下内容：

服务业在经济结构中的地位演变规律。发达国家发展经验表明，随着工业化进程和经济发展，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简称“增加值比重”）、服务业就业总人数占全社会就业总人数比重（简称“就业比重”）均呈现不断上升趋势，与人均GDP存在显著的正向相关性，高收入国家服务业增加值比重明显高于中低收入国家（高收入国家70%左右，中低收入国家40%-50%），服务业发展水平在人均GDP达到1000－3000美元时存在着一个临界点，越过此临界点后，服务业增加值比重快速上升（何德旭等，2009）。服务业增加值比重与服务业就业比重并非同步发展，发达国家服务业增加值比重在工业化初期达到40%以上，而其就业比重一般处于10%-20%水平；但在整个工业化时期服务业增加值比重上升幅度相对较小，而服务业就业比重上升相对较快，在工业化后期阶段达到大致相同的发展水平，这个水平在45%左右。（邓于君，2010）。

（2）服务业内部结构演进规律。在服务业持续发展过程中，从增加值比重、就业比重而言，生产性服务业所占比重显著上升，生活性服务业所占比重缓慢上升，公共服务业所占比重逐步下降（刘志彪，2006）。在不同工业化阶段，服务业发展的重点各不相同（见表2）。但总体而言，生产性服务业和生活性服务业均呈现出由传统服务形态向现代服务形态升级的规律，且新兴的服务业态不断涌现。

（3）服务业需求结构演进规律。一般而言，由于服务业产出的用途以最终消费为主，服务业最终需求率一般高于服务业中间需求率。伴随产业间分工的不断深化，对服务中间需求逐渐提升，但始终低于服务业最终需求率。在服务业最终需求中，又以居民消费为主，其比重始终高于政府支出及其他相关最终需求比重（周振华，2013）。

3.服务业结构优化衡量方法

（1）经济统计分析方法。主要有：①多指标统计分析法。采用服务业及其细分行业增加值比重、就业比重、固定资产投资比重、比较劳动生产率、就业吸纳弹性等指标评价服务业内部结构优化水平与趋势（杨立勋等，2006；陈凯，2009）。此类分析方法虽然计算简单、分析直观，但分析结果在部分情况下可能会产生严重偏差（周振华，2013）。②偏离—份额分析法。将区域服务业增长动力分解为份额份量、结构偏离份量和竞争力偏离份量，评价区域服务业内部结构优劣、区域服务业竞争力强弱，识别区域具有相对竞争优势服务业部门（马风华等，2014）。运用偏离—份额分析法考察1990-2012年上海市服务业结构变动与生产率增长之间关系，结果表明上海市服务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主要是由服务业内部劳动生产率增长所引起，服务业结构高级化对劳动生产率增长的贡献远大于服务业结构合理化对劳动增长率的贡献（金春雨等，2014）；运用偏离—份额分析法考察2007-2010年东北地区、北部沿海、东部沿海、南部沿海、长江中游地区、黄河中游地区、西南地区和西北地区等八大经济区服务业结构效应与空间效应的变迁，表明各经济区服务业增长存在显著差异，结构效应、区位效应和空间效应对经济区服务业增长贡献的方向并非完全一致，区位效应对经济区服务业增长的影响明显低于结构效应。③投入产出分析法。运用投入产出表数据，结合感应力系数、影响力系数和直接消耗系数等分析服务业结构内部关联程度（李江帆等，2014）。采用投入产出分析法考察京沪1997、2002、2007三年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水平、部门结构及其影响力，结果表明京沪服务型生产资料投入超过实物型生产资料，第三产业投入软化趋势明显，生产性服务投入对第三产业产出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2）计量经济分析方法。此类方法的应用侧重在两方面：①分析服务业内部结构与某一经济特征之间的关系（赵成柏，2011）。关于1990-2009年江苏省服务业内部结构与服务业增加值比重关系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江苏省生产性服务业、公共服务业增加值占服务业增加值比重与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正相关，生活性服务业增加值占服务业增加值比重与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负相关。②分析服务业内部结构的影响因素（朱尔茜，2015）。关于2004-2013年东、中、西、东北四大经济地带服务业内部结构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尽管不同经济区域服务业内部结构影响因素各不相同，但技术水平、市场繁荣度、城市化水平、工业化相对发展水平是共同的影响因素（赵成柏，2011）。关于1990-2009年江苏省服务业内部结构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人均GDP、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以及第一、二产业劳动生产率是影响江苏省服务业结构的重要因素。（三）传统服务业升级和新兴服务业培育路径传统服务业升级和新兴服务业培育是服务业升级的两个重要内容，学术界研究成果相对稀少，已有的相关研究主要侧重探讨传统服务业升级路径和新兴服务业培育路径。

1.传统服务业升级路径

“传统服务业”是与“现代服务业”相对应的概念，它既包括生产性服务业态（如交通运输、通讯服务等），也包括生活性服务业态（如传统批发零售业、住宿餐饮业、个人服务业等）。与现代服务业相比，传统服务业一般存在管理理念落后、服务能力不强、消费者服务满意度较低等突出问题。学术界多从创新发展视角探讨传统服务业升级路径，提出了三类传统服务业升级路径：

（1）依托技术创新促进传统服务业升级。通过信息技术、自动化技术，最大限度地实现服务产品的数字化生产管理、销售管理，加强传统服务业的信息化改造，推动传统服务业升级为现代服务业（夏杰长等，2008）。

（2）依托管理理念创新促进传统服务业升级。通过加强服务业企业品牌文化建设，提升企业管理效率，提高企业服务能力，以传统服务企业升级推动传统服务业升级（张小兵，2003）。

（3）依托商业模式创新促进传统服务业升级。通过发展连锁经营、超市、代理、物流配送、电子商务等新兴经营模式，提升传统服务业经营效率，促进传统服务业向高级化方向发展（任志成，2008；王新华，2010）。

关于传统服务业转型升级阶段性问题，有的研究文献提出“传统服务业转型升级四阶段”论（刘重，2005）。即从产业视角看，传统服务业升级大致要经历四个发展阶段：一是传统服务业主导阶段，服务业主要以为个人提供生活服务的基础服务业态为主，服务业发展基础较为薄弱；二是传统服务业规模扩张阶段，服务业增加值比重、就业比重均有所上升，相应生产技术也有提升；三是传统服务业升级阶段，传统服务业技术水平快速提高，自动化程度显著加强；四是传统服务业发展为现代服务业阶段，传统服务业生产力有了综合性、实质性发展，发展成为现代服务经济中的重要力量。

2.新兴服务业培育路径

由于“新兴服务业”发展具有动态性特征，目前学术界关于“新兴服务业”分类标准众说纷纭。根据服务业产生方式的不同，新兴服务业大体上可分为三类：①基于新的市场需求而滋生的新兴服务业，如节能服务业、海洋服务业等；②基于传统服务业升级而衍生的新兴服务业，如电子银行业、电子认证服务业等；③基于新的服务模式而延伸出的新兴服务业，如远程教育服务业、远程医疗服务业等（史丹等，2012；夏杰长，2012）。根据服务对象的不同，新兴服务业又可分为新兴生产性服务业和新兴生活性服务业两类，其中，新兴生产性服务业主要包括电子商务服务业、科技服务业等；新兴生活性服务业主要包括体育产业、健康服务业、养老服务业等。学术界多从技术融合、集聚发展、产业融合等视角探讨新兴服务业培育发展路径，提出了三类新兴服务业培育发展路径：

（1） 基于技术融合的途径培育发展新兴服务业。通过以信息技术、移动互联网技术为主的新技术与传统服务业相融合，催生出新兴的服务业态，如电子商务、远程医疗、电子银行等（史丹等，2012）。

（2） 基于服务业集聚的途径培育发展新兴服务业。在服务业集聚过程中，新的服务业业态会从原有的产业经济体系中逐渐分离出来，并独立地承担起专业性的服务职能，成为独立的新兴服务业态（原毅军，2014）。

（3） 基于产业融合发展的途径培育发展新兴服务业。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的互动融合，引致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之间的界限逐渐模糊，不断催生出新兴的交叉部门，创造新兴服务业态、服务种类和服务产品（魏江等，2011；周振华，2013）。

（四）服务业集聚的成因、载体和效应

服务业集聚发展是服务业空间结构升级的集中表现，是服务业升级的重要内容，也是近年来服务业经济理论研究关注的热点，研究内容集中在服务业集聚成因、服务业集聚发展空间载体、服务业集聚水平及效应研究。

1.服务业集聚成因

服务业企业集聚是形成服务业集群的必要条件，促使服务业企业集聚、服务业集群化发展的成因主要来自外部经济效应和范围经济效应。

外部经济动因。服务业企业在特定空间范围内集聚，企业通过共享本地市场、劳动力资源、基础设施，以及彼此信息传播、技术扩散，产生一种额外经济效益。由于这种外部经济效益在空间上存在递减特征，因而往往只有集聚区内企业才能享受，从而促使服务业集聚发展（韩坚，2011；管驰明等，2013）。

（2）范围经济动因。集聚区内业务类型不同的服务企业通过分工协作，实现协同发展，联合提供质量更高的服务，进而实现更高的经济效益。由于这种紧密的联合模式只有在较小范围内产生，从而促使服务业集聚发展（包晓雯，2011）。

2.服务业集聚发展的空间载体

服务业集聚区是服务业集聚发展的重要空间载体。服务业集聚区不仅仅是服务业企业简单的地理集中区域，更重要的是要形成网络化分工协作体系的企业群落。服务业集聚区的类型多种多样，从形成动力角度而言，可分为市场主导自发型服务业集聚区、政府主导规划建设型服务业集聚区、市场主导—政府推动融合型服务业集聚区（朱桦，2012）；从形成机制角度而言，可分为原生型服务业集聚区、嵌入型服务业集聚区、内生—外生混合型服务业集聚区（唐珏岚，2010；赵海俊，2011）。

3.服务业集聚水平与效应

（1）服务业集聚水平。服务业集聚水平衡量侧重研判某一目标区域服务活动的密集程度或服务企业集聚水平。由于反映服务业企业分布、经营状况的微观数据相对缺乏，因而研究服务业集聚水平的实证研究文献多采用宏观数据（服务业增加值、就业人数）。服务业集聚水平测度方法大致分为三类：①经济统计分析法。主要包括区位熵、空间基尼系数、赫芬达尔指数、产业地理集中指数（EG指数）等（吴传清等，2013；谷永芬等，2013）。②空间计量分析法。主要包括全局Moran’s I指数、局部Moran’s I指数等（吉亚辉等，2012）。③地理信息分析法。侧重运用ArcGis等地理信息分析软件，结合统计数据与地形数据，分析服务业空间分布特征（周珂慧等，2010；薛东前等，2011）。上述三种测度方法各有侧重、各有长短，在实际研究工作中，往往根据具体情况综合使用。

（2）服务业集聚效应。服务业空间集聚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的积极效应主要包括：技术和知识溢出效应、规模经济效应、劳动力市场效应等（韩坚，2011；王晶晶等，2014）。相关的实证研究文献多采用计量经济分析方法，分析服务业集聚与劳动生产率增长（王晶晶等，2014）、区域经济增长（祝佳，2012）、服务业发展效率（宣烨等，2013）之间的相关性。大多数研究文献表明，服务业集聚能显著地促进区域经济发展，也有少量研究文献提出相反的结论。后者如王琢卓等（2012）通过构建面板VAR模型研究2000-2009年中国城市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效应在城市经济增长方面的溢出效果，结果表明生产性服务业多样化无论在长期还是短期均促进了城市经济增长，但专业化却对经济增长产生负向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