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配改革不能止于政府抑富扶贫的零散措施，而应是一整套完善经济和社会体制的系统努力。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已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人均收入水平较之改革开放前也有相当程度提高。然而，居民收入差距却一直呈扩大趋势。上世纪80年代末期以来，贫富分化更为加剧。一方面，在少数人手中积聚了巨量财富。据世界银行的报告，目前中国1%的家庭掌握了全国41.4%的财富；另一方面，对经济发展做出巨大贡献的人们，特别是“农民工”等弱势群体，未能充分分享经济发展的成果。劳动者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从1980年的65%下降到1997年的53.4%，2007年再下降到39.7%，大大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反映分配不平等程度的基尼系数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突破0.4的警戒线以后继续攀升，目前已经达到接近0.5的畸高程度。

面对这种情势，从上世纪90年代起，愈来愈多的社会学家、经济学家和其他社会人士发出了预警信号，要求采取措施扭转这种危险的发展趋势。随后，党政领导也允诺推进收入分配改革，提出了缩小收入分配差距的政策目标。不过，迄今为止，贫富差距扩大的趋势似乎仍未得到有效遏制。

早在2002年中共十六大就提出：“取缔非法收入，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2007年中共十七大对分配改革提出要求：“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到2020年使“中等收入者占多数”，这些方针都是完全正确的。如果其实施效果不彰，就需要在实际措施方法和执行力度上寻找原因。

分配差距扩大的要由

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是在过去几年中把分配改革的注意力过分集中于发挥政府的再分配功能，而没有能够从初次分配着手，堵塞中国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的源头。

首先，生产决定分配，收入分配的结构是由各种生产要素对于产出的不同贡献决定的。无论是根据现代经济学，还是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社会分配最终取决于生产方式。中国收入分配结构扭曲的基础在于目前这种政府主导、投资驱动的经济增长模式。在这种增长模式下，经济增长主要靠追加的土地投入和资本投入驱动，这样，资本所有者和土地所有者的收入也必然增长得最快，而包括专业劳动者（白领工人）在内的劳动者的收入占比则相对下降。在目前条件下，资本主要掌握在国家和国有企业手中。由于产权并未落实到户，农用土地转为城市国有土地时的差价收益也由各级政府和相关企业获得。由此形成了在政府、企业和居民三者中，政府和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占比愈来愈高，而劳动者报酬的占比却每况愈下的格局。

针对这种情况，为了缩小收入分配差距，必须改变经济增长模式，从资源投入支撑的增长，转变为技术进步和效率提高支撑的增长。只有这样，才能达到“提高劳动报酬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和“扩大中等收入者的比重，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到2020年“中等收入者占多数”的目标。

初次分配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如何增加民众的“财产性收入”，包括来自土地财产、金融资产的收入。正如前面所说，如何使中国最大的低收入群体——农民得到他们理应得到的土地财产收入，对于缩小收入差距具有重要意义。上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城市化的加速，土地快速增值。但是，由于农民的土地产权没有落实，大多数农民没有能够获得土地增值的好处。土地增值的绝大部分好处为各级政府所获得，成为规模巨大的“土地财政”和近年来国有资产大幅度增值的主要来源。

所以，为了实现中共十七大关于“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的目标，需要采取适当方式落实农民的财产权利，在产权明晰化的基础上开展土地的市场自主交易。有人提出，目前公共租赁房资金缺口很大，何不划拨部分由土地差价形成的国有资产，投入供“农民工”公租住房建设。看来，这也是一种值得考虑的选项。

此外，对初次分配造成扭曲的，还有以不受约束的权力为背景的行政垄断、寻租腐败。大众切齿痛恨的，正是这种权力干扰造成机会不平等，进而造成贫富分化。

政府过大的支配资源和干预微观经济的权力为寻租活动创造了巨大空间。贪腐官员非法设定行政许可和不合理的市场准入条件，使中国租金总额达到天文数字，设租的贪腐官员和寻租的“红顶商人”大发横财，同时又使没有权力倚靠的弱势企业和弱势群体失去获取合法收入的机会，乃至丧失生存空间。

另外，在许多重要经济领域存在的行政垄断，是败坏中国经济环境的毒瘤。近十多年来，政府一再重申，大部分产业和市场领域要对私有企业开放，并给予平等保护，但是，实际进展不大。这些都使那些拥有行政垄断地位的企业，利用自己对市场或公共资源的垄断权力，取得高额收入。在这些部门中，腐败大案频发。还有数据表明，2008年，垄断行业员工只占全国就业人群的8%，而工资却占全国工资总额的50%。最高行业平均收入与最低行业平均收入的差距的高达15倍，创造了世界记录。因此，要理顺分配关系，就必须全面推进市场化改革，取消各种形式的行政垄断，铲除寻租的制度基础。

要靠完善体制的组合措施

如果不理顺由初次分配所决定的基本分配关系，主要依靠政府的再分配措施来矫正基本分配关系的重大扭曲，虽然能够在某种程度上抚慰缓解由贫富悬殊、贪腐横行引起的大众愤懑，但是，其消极后果也是不容忽视的：

第一，政府大量提供补贴必然造成大幅度增加财政收入的需要，由此引致的税负增加和货币超发，会妨碍经济发展和导致“蛋糕做小”。而由此引发的通货膨胀，则会对工薪阶层的工作积极性造成很大的损害。所有这些，到头来都会不利于收入差距的缩小和共同富裕的实现。

第二，过分地用财政税收手段来“拉平”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会由于价值创造和价值获得的地区分离而损害各地增收节支以及为社会努力创造财富的积极性。

第三，一些国家经验表明，用对工资实施行政干预的办法提高低收入职工收入水平，较之采用完善劳动市场、消除就业障碍和为小企业创造更大的发展空间和更好的经营环境的办法来促进就业和提高工资，可谓弊多利少。他们的经验和教训，值得我们认真总结和汲取。

总之，从以上分析可见，只有在形成较为合理的初次分配结构的基础上，辅之以合适的再分配措施，才有可能实现收入分配改革的预期目标。因此，分配改革不能止于政府抑富扶贫的零散措施，而应是一整套完善经济和社会体制的系统努力，它至少包括：

一、改变粗放经济发展模式，转而依靠知识、技术创新和劳动效率。这样，劳动者的收入水涨船高，促进消费，扩大内需，形成良性循环。

二、政府依法行政，取缔非法设立的行政许可和行政审批，铲除寻租的制度基础。

三、下决心破除特权既得利益和传统意识形态的阻碍，继续推进国有经济的改革，把被少数人和少数企业占用的社会资源从垄断部门的行政垄断下解放出来，通过企业之间的平等竞争实现有效配置，为社会大众创造财富。

四、完善财税体制，为社会低成本地提供公共物品和实现公共服务的均等化。

五、建立能够持续运转的社会保障体系，为全民提供基本的医疗、养老等保障。

六、改善教育体系，使每一个要求上进的公民都有通过学习提高自己的知识和能力的机会。

这些改革措施涉及多个部门、多个行业，推进难度显而易见。只有通过有顶层设计的组合措施，才能达到逐步缩小贫富差距和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