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5年前，浙江诸暨的枫桥镇，因乡村治理“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得到了毛泽东同志的肯定，“枫桥经验”闻名全国。15年前，习近平同志在浙江工作期间，再次批示肯定，要求坚持和发展“枫桥经验”。

历经半个多世纪，“枫桥经验”早已跳出枫桥，创新发展层出不穷。其中，嘉兴首创的一种新型基层治理模式——自治、法治、德治“三治融合”，写入了党的十九大报告，成为新时代“枫桥经验”的精髓、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发展方向。

敢为人先  “逼”出来的创新治理

嘉兴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开天辟地的“红船精神”赋予了嘉兴“敢为人先”的城市基因。改革开放以来，嘉兴领风气之先，在全国、全省率先推行的改革举措，至今让人记忆犹新——

率先实施全民社保，率先推行城乡一体化，率先改革户籍管理制度，率先建立市级农村产权交易中心，率先实施行政审批层级一体化改革，率先荣获全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最高奖“长安杯”……

正是依靠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嘉兴走上了富裕、和谐的发展之路。国民生产总值由1979年的16.6亿元，发展到2017年的4355亿元，增长了260多倍。早在2013年，嘉兴就已经实现平安创建“八连冠、满堂红”。

然而，经济发展了，并不意味问题消失了；“长安杯”捧到了，也不代表矛盾没有了。嘉兴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孙贤龙接受经济日报记者采访时说，作为沿海先发地区，嘉兴在各项改革深入推进并取得显著成果的同时，许多新情况、新问题也“更加先发、更加集中”。

在基层，由于法制观念淡薄、社会道德滑坡、基层自治缺少空间，因征地拆迁、生态环保等引发的社会问题更加突出。特别是随着世界互联网大会会址永久落户嘉兴下辖的桐乡乌镇，每年重大国际峰会的常态化安保形势，依靠原先的社会治理模式已经无法适应。

如何应对传统治理机制和治理方式的挑战？孙贤龙坦言，改革发展的难题，只能用改革创新的思路来破解。“三治融合”就是这样被“逼”出来的。2013年，在原先自治、法治、德治“单兵作战”的基础上，嘉兴首次提出“三治融合”的理念，探索既解决短期现实问题，又兼顾长效公平的社会治理新模式。

试点探索从桐乡市高桥街道（原高桥镇）起步。这个位于城乡接合部的乡镇，因为高铁的开通，进入大开发、大建设的机遇期，拆迁补偿等问题随之集中爆发。2013年，浙江第一个村级道德评判团在高桥街道越丰村成立，目的是让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规范自己、管理自己。

“早年，进城不久的村民几乎每家每户都自建工棚当作过渡房，但在越丰村，G20杭州峰会召开前就已经全部拆除。”越丰村党总支书记沈春雷说，这在很大程度上就是道德评判团的功劳。

目前，由高桥街道带头组建的“一约两会三团”，已经成为嘉兴全市开展“三治融合”建设的有效载体，将各类矛盾纠纷逐一解决。“一约”是指村规民约，“两会”指百姓议事会和乡贤参事会，“三团”则是百事服务团、法律服务团及道德评判团。

嘉善县天凝镇洪溪村以前是远近闻名的“上访村”，10年间换了5任党支部书记。2004年，洪溪村率先成立村民议事会，走上“村务公决”的自治之路，凡是村里的大事，都要村民达成共识后再开展。如今，洪溪村成为“有事大家商量，商量好了一起干”的“全国民主法治示范村”，村集体经济收入也从入不敷出发展到现在的800多万元。

5年来，嘉兴不断深化载体创新，推动社会治理由“自上而下”向“上下互动”转变，并在全省率先公布37项基层群众自治组织依法履行职责事项和40项协助政府工作事项，从“要我干”变成“我要干”，从“为民做主”变成“由民做主”，基层治理活力不断增强。

多元共治 提升基层治理能力 

改革由问题倒逼而产生，又随着实践发展而日趋完善。“三治融合”，关键在体制创新，核心在人，主体多元是必由之路。嘉兴市摒弃以往“政府做主”、大包大揽的思维，积极构建“多元参与协商共治”社区参与式自治，逐步形成了“大事一起干，好坏大家判，事事有人管”的基层治理新格局。

自治为基，内消矛盾。因背靠乌镇景区，又紧挨高铁站，今年桐乡市屠甸镇汇丰村接下了18万人次的团队旅游订单，预期收入400万元。汇丰村党委书记陆炳康说，别看现在效益这么好，几年前的汇丰村，还是桐乡最边远、最贫困的村，也是村民户数最多、最难管的村。2014年，汇丰村举行千人大会，全村1153户全票通过做村域旅游，实现生态与富民互动双赢。

法治为本，定纷止争。让村民们达成共识，不光需要“有事就商量”的自治，同样需要刚性约束的法治。“板凳法庭”，是汇丰村用法律途径解决纷争的尝试。前不久，一起关于是否关停榨菜厂的“案件”在村民老沈的家中“开庭”，“被告”是10多年前在村里建了榨菜厂的老沈，“原告”则是连年来被榨菜厂排放的废水严重影响生活的村民。

“现在村里正在发展旅游业，河水又黑又臭，谁会愿意来？”“榨菜厂是持证持照经营，合规合法，可是如今相关法律法规也在调整，污水直排处罚力度加大了，你要考虑清楚。”……讲道理、讲法律、讲人情，最终，老沈主动和村委会签订了今年9月底前关停榨菜厂的协议。

记者了解到，目前嘉兴市100%的行政村（社区）配备法律顾问，100%的村（社区）制定修订村规民约、社区公约，100%的村（社区）实现村务公开。“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已经成为老百姓的共识。

嘉兴市委常委、宣传部长祝亚伟告诉记者，以自治增活力、以法治强保障、以德治扬正气，嘉兴将这3项基层治理方法融合在一起，正在探索一条基层社会治理的新路径。今年年底前，嘉兴计划实现“三治融合”示范村创建达到30%以上，明年年底前达到40%。

防治“未病” 发源地迈向示范地       

“三治融合”犹如一把金钥匙，打开了基层社会治理的“死结”。新时期面对新问题，嘉兴如何进一步深化“三治融合”，创新基层管理新模式，把发源地打造成示范地？一方面，树立改革再出发的意识，将“三治融合”的社会治理新实践，置于乡村振兴的大战略中统一谋划，为乡村振兴提供良好环境；另一方面，在巩固现有举措和载体的前提下，因地制宜设计一些新型载体，使基层治理更有效。

据记者了解，到乌镇旅游，游客只要看到挂着“乌镇人家”LOGO灯箱的民宿，即可安心入住。据“乌镇人家”民宿行业协会会长周华锋介绍，原先乌镇周边有不少“黑旅馆”，无证无照，存在很多安全隐患。如果一关了之，又不足以承载日益增多的旅客。怎么管？嘉兴通过成立“乌镇人家”民宿行业协会，将100多家民宿纳入协会管理，破解了“黑旅馆”越禁越多的怪圈。

聚焦如何减少矛盾、化解矛盾的同时，嘉兴还正在探索通过关口前移、源头防控、综合施策，将治理重心从过去的“事后救火”转移到“事前防火”。据了解，近几年，嘉兴围绕“三治融合”展开的基层治理形式“百花齐放”。目前，全市已培育社会组织3577个，城乡社区社会组织1.2万多家；已建立25万人规模的平安志愿者队伍，形成了乌镇管家、南湖义警、当湖好帮手等一系列“红管家”志愿者品牌。

嘉兴市委书记张兵说，“枫桥经验” 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时代内涵，但始终不变的是相信群众、发动群众和依靠群众，嘉兴将以“枫桥经验”为创新的源泉，进一步规范“三治融合”建设，创新基层社会治理体系，把“三治融合”发源地打造成全国实践示范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