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天华教授是上海财经大学财政学专业的一名普通老师，30 多年如一日，克服各种困难专注财政税收史研究，先后完成了《中国财政史纲》、《中国税收制度史》、《中国财政制度史》等著作，仅《中国财政制度史》一书就有550 万字，黄老师在平凡的岗位上做出了不平凡的成绩，令人肃然起敬。

正如黄老师所说，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经济飞速发展，应用学科生气勃勃，而史学研究不景气则是一个非常普遍、非常客观的现象，经济制度史、财政制度史等专业史更是每况愈下。在这样的环境下，我想支撑黄老师长期坚持下来是一种责任担当，也是内生的兴趣驱动使然。黄老师的导师马大英教授一句话“中国财政制度史的研究，西方发达国家走在我们的前面，并远远超过了我们”，激励了他要为中国财政制度史研究坚守终身，在研究过程中所需要的史料几乎要穷尽中国所有的古代典籍，专业知识涉及几十个专业领域，可以说是一个跨学科的庞大工程，在学术研究中攻坚克难，获得简单的快乐，激励他越挫越勇。

以史为本，财政与税收是应用学科，但是与史学结合产生了绚丽的火花，对财政起源的科学回答也会加深我们对当代国家运行的认识，黄老师的研究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由此我想起了历史学家李伯重先生在《江南农业的发展:1620－1850》一书中所说，理解最近一百年以来中国所经历的变化，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腾飞，需要全面深入地认识西方到来之前中国的经济状况，回到历史中去可以找到更合理的解释。在经济研究中，我们需要有历史维度，与史结合。中国近代地理学和气象学奠基人竺可桢，在1972 年发表的《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中，结合史学、物候、方志和仪器观测等跨学科方法，将过去5000 年的气候变化大致划分为4 个温暖期和4 个寒冷期，揭示了中国区域经济重心的转移，启示我们如果从长历史周期看，今天的全球变暖是短期波动还是长期趋势，值得我们重新思考。郑学檬先生的经济史研究也揭示了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是一个趋势，人口迁移、技术进步与制度变迁是其中的几大动力，这启发我们生产要素的跨区域流动是有历史规律可循，“胡焕庸线”是否需要突破、能否突破需要辩证思考。李伯重先生的江南史研究告诉我们江南即长三角地区在全国的重要性，中国历史上很多问题，如唐宋变革论、资本主义萌芽论、明清停滞论、农业过密化、人口压力论等无不与江南相关，甚至以江南为本。从冀朝鼎先生的《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可以看出，一个地区经济的发展，历史上从来都离不开水利等基础设施的建设，这也进一步印证了改革开放以来基础设施建设对中国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以史为鉴，丰富的史料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取之不尽的宝藏，也启发我们需要更加尊重经济发展的历史规律。

黄天华教授的《中国财政制度史》为我们青年学者树立了一座丰碑，我们除了要学习黄天华教授30 多年的坚守与奉献精神外，更要学习黄天华教授源于内生研究兴趣、又基于现实需要，来做长维度的历史研究，在研究中采各家之长做跨学科集成。我相信这种既有历史深度又有现实温度的研究，能够让我们在学术的道路上做出可以传世的精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