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雷曼公司破产诱发的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十年后，全球化正处在一个“十字路口”——“逆全球化”和“超级全球化”同时并存。前者是工业化进程中美式全球化的必然结果，后者是全球化在互联网时代的必然发展。我们要高度重视“超级全球化”现象，积极应对“超级全球化”的挑战和风险，积极建构全球化进程中的中国话语权。

全球化历史进程与新阶段

我们可以把全球化归纳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农牧社会的全球化。始于2000 年前的丝绸之路，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全球化。当时的欧亚大陆被绵延6000 公里的丝绸之路联结在一起，贸易和交流通路的兴盛促进了当时欧亚大陆的发展和繁荣，也促使着中国传统社会走向鼎盛。

第二阶段，工业社会的全球化。一是英国主导的海外扩张时期。十九世纪二十年代，为化解生产力过快增长所引起的生产过剩危机，以英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争夺殖民地的海外扩张应运而生。此时的全球化带来了先发国家的进一步发展，却具有强烈的侵略和殖民色彩，在落后国家的抗争中走向终结。二是联合国主导的关贸总协定时期。战后基于市场规则和要素流动的全球化运动深入发展，国际贸易、国际投资乃至国际金融成为推进全球化的主要途径。三是从1990 年代开始，迎来了美式全球化。美式全球化以美国和美元共同主导为起点，以底特律城市破产为拐点，以信息化国际化美元与本土化美国分离为终点。

“超级全球化”是数字化时代的经济全球化。如果工业化是塑造全球的肌肉和四肢，早期的信息化是塑造全球的基础神经元，而复杂技术的集成则是塑造全球神经系统乃至大脑。当前大数据、云计算和人工智能的进展，预示着地球“大脑”功能的成型，最终必然是打造全球治理的硬件与软件，形成地球的大脑中枢神经，21 世纪后叶整个世界将进入地球拟人化时期。所谓地球拟人化，特指人类借助复杂技术(无线传感网、人工智能、虚拟现实、神经传感、全息影像等)集成的手段，给地球装上“拟人化”智能系统，让地球具备神经反应和仿生模拟能力，进而推动人类全面进入感知、互联、智能的现实世界，实现国与国、人与人、人与地球之间自主的共荣与协调。

“超级全球化”大致又可分为三个阶段。孕育阶段是20 世纪90 年代到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前。那个时期的经济全球化表现为工业化推进信息化，在三个方面为数字经济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工业品和消费品的智能化和网络化；生产方式的柔性化；产业发展的融合化。2008年迄今是发展阶段。“互联网+”掀起了信息化引领工业化的潮流，大数据成为支配经济全球化的“超级要素”，新兴经济体拥有“弯道超车”的能力。2008 年以来，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增速明显高于发达经济体，这中间互联网的力量不可小视。

最后是成熟阶段。从长期看，科技进步将朝人工智能化与地球拟人化方向发展，彻底削弱地理空间在经济全球化中的作用，个体与整体、国别与全球、短期与长期的利益关系加速调整，合作共存型经济全球化将成为人类社会发展的唯一出路。“超级全球化”进入成熟阶段后，人类可以按照精准、动态、计划的原则管理生产和生活，彻底突破了人类生理、空间地理和标的物理的局限。此时，全球性的社会主义发展形态将越来越显著。

全球化新趋势与“超级全球化”的必然性

全球化呈现出四个新趋势。第一，以个人为中心。互联网改变了全球化的驱动主体，原先那种以国家和大公司主导的全球化正在被分散化的小型个体替代。因为互联网让小型创新型公司乃至个体创业者的商业创新容易脱颖而出。

大数据将支配全球资源配置。当今世界正在经历一场“数据革命”，大数据被赋予多重战略含义。从资源的角度，数据被视为“未来的石油”作为战略性资产进行管理；从治理角度，大数据被用来提升治理效率、重构治理模式、破解治理难题，它将掀起一场国际与国家治理革命；从经济增长角度，大数据是全球经济低迷环境下的产业亮点，是战略新兴产业的最活跃部分；从国家安全角度，全球数据空间没有国界边疆，大数据能力成为大国之间博弈和较量的利器。国家竞争焦点将从资本、土地、人口、资源转向数据空间。

超级本地化与超级全球化将协同推进，成为全球性商业模式。在全球高度互联的时代，本地化与全球化的界限日益模糊。原本局限于本国的经济活动可以通过互联网平台轻松开展跨国经营。反之，全球商业模式通过客户精准画像也可以成功在地化，在地化与全球化只需通过互联网加以转换即可完成。一个“不分国别市场以大数据优化和整合全球资源配置的、且能够给当地创造价值”的全球化经济体系全面发展起来。这个体系将从根本上改变美式全球化那种“利用他国资源为自己服务而不管别国好坏”的自私性质。

第四，新兴经济体成为经济全球化新动力。全球金融危机后，新兴经济体经济增速明显高于发达经济体。随着生活水平的提升和中产阶层的大量出现，新兴经济体将成为未来消费增长的新亮点。互联网和大数据将为全球新兴经济体的增长提供新的动力。

从全球化的历程以及未来趋势来看，“超级全球化”的出现有其内在必然性。“超级全球化”是全球经济新周期的表现。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显露了美式全球化的缺陷——过度崇尚“高科技+金融”的发展模式。而互联网技术的突破和商业应用，以更加平等、开放、共享的方式推动全球资源配置，推动实体经济的转型升级。互联网+实体经济引领的全球化替代美式全球化，是驱动全球经济进入新周期的引擎。

“超级全球化”是信息技术新突破的必然结果。每一次颠覆式技术创新，都极大推动了全球化的深度和广度。今天，人类进入信息社会，对全球性要素配置提出了分工、联合生产的新要求。未来，以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等技术的融合，将在现有可见的物质世界外衍生出一个既无疆域也无核心的全新网络空间。在这个空间上，积淀的大量数据、物物之间沟通互联加上人工智能所产生的思考能力，将引导我们进入“超级全球化”时代。

“超级全球化”是对美式全球化的一种反思及修正。美国主导的扩张型全球化越是走向深入，内在的冲突和矛盾就会越剧烈，继续推进的难度就越大。在冲突不断升级的过程中，互联网技术及其商业模式为更多新兴国家提供了自主平等的发展机遇，创造了更好的共享共赢资源配置方式，是解决美式全球化内在冲突的必然结果。

“超级全球化”的影响与挑战

“超级全球化”集聚了三重特性。一是超越传统工业化。通常所说的工业化，发韧于第一次、第二次工业革命。在数字信息时代，互联网、人工智能与传统工业紧密结合，产生出智能化的工业互联网，是更高层次的工业化。二是超越传统经济全球化。通常所说的经济全球化，核心表现为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的跨国流动。今天，建立在互联网之上的经济活动超越了生产和消费的时空限制，全球流动和在地生产达成统一，实现了全球国别经济的协同发展。三是超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通常所说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建构在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基础上的私人生产方式，过度生产、资源错配是这种生产方式不可回避的根本矛盾。今天，互联网促使共享经济成为新的常态模式，资源的精准配置让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得以改观。“超级全球化”时代，机器人逐步取代人的简单重复劳动，人的自由发展和全面发展有了新的物理空间，全球越来越朝着社会主义方向发展。

“超级全球化”会对世界产生哪些积极影响？在全球生产和资源配置方式方面，主要有四点：

互联网平台推动资源共享，大数据优化资源配置；2.人工智能颠覆劳动方式，创设出新人口红利；3.“互联网+”通过改善传统产业、创造新产业，促进新型就业增长；4.互联网带动供应链无缝链接，全球生产管理更加高效。在全球消费模式方面，远程消费使地理因素不再是限制消费的理由；支付宝、微信钱包等各种互联网金融产品使信用消费成为主流；互联网共享平台提高了生产效率，带来了价格的透明，生产者的消费者福利同时增加。在产业链和价值链方面，“超级全球化”时代，产业创新速度将以几何级数增长。这意味着所有产业在互联网平台的推动下都可能成为全球性产业，并在大数据的支撑下获得更好的发展。在全球治理方面，“超级全球化”背景下，国家间的综合实力较量转化为以智慧城市为大平台的竞争，国家战略将以匹配平台战略为导向。

面对“超级全球化”，人类社会正在超越工业文明，构筑新的信息文明、生态文明和治理文明，有挑战也有机遇。信息化危机与信息文明并存。随着人工智能与地球拟人化的发展，信息化危机被放大。高危漏洞、网络攻击、信息诈骗等安全威胁日益增多。合作共存、共同构建全人类的信息文明范式将成为人类社会应对全球化挑战的唯一出路。

全球治理危机与治理文明并存。特朗普推行逆全球化政策，全球治理将从单纯的经济层面延伸到意识形态、地缘政治冲突层面，转变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将成为全球治理走向新高度的基本条件。“超级全球化”时代的全球治理还将全面延伸到公司层面与网络领域。重塑全球治理文明迫切要求全面协调国家、公司、个人三方利益关系，治理难度加大。

全球生态危机与生态文明并存。“超级全球化”大大提高全球资源的配置效率的同时，也加剧了全球资源消耗，可能引发全球生态危机。如何实现发展与生态的良性循环，如何更好地保护地球，终将是人类不可回避的共同难题。全球生态文明必须从自觉走向以共存、共建、共享为核心的新方向。

中国应对的战略举措

面对正在到来的“超级全球化”，中国政府需要提前做好应对准备，在树立“风险意识”同时，明确应对的战略举措。

以战略规划引领和抢占新一轮科技革命制高点，抓住“超级全球化”新机遇。建议尽快制定和落实五大战略：一是大力实施“互联网+”战略，推动数字经济发展。二是加快实施“人工智能+”战略，促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带动产业转型升级。三是做好信息安全的顶层设计，完善互联网治理体系。四是积极探索推进大数据治理平台建设。五是实施人才强网强国战略，尽快组建一支掌握数字化、智能化、信息化技术的高科技人才队伍。

第二，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倡导绿色发展理念，实现全球化可持续新发展。倡导绿色、低碳、循环、可持续的生产生活方式，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在规定。“一带一路”作为中国向全球提供的重要公共产品，应与“绿色发展”更加紧密地结合起来。为此，我们要加快与沿线国家共同探索构建适用于“一带一路”发展的绿色金融标准，建立绿色金融风险防范机制，形成“互联网+”的绿色生态新路径。

第三，加快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完善全球治理体系和机制。一是建成“互联互通、平等互利、共享共治、安全可靠”的数字丝路经济带，构建人类共同富裕的命运共同体。二是倡导推出国家数字货币与建立全球数据银行，完善国际金融治理体系。三是积极防御互联网安全威胁，争取互联网治理的中国话语权。目前，已有中国专家加入到ICANN 理事会，且中国在防火墙相关技术、IPV6、5G 等标准上取得较大进展。此外，中国还可以把中国局域网(.cn 域名)拓展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以此争取更大的互联网治理话语权。四是健全配套的法治化营商环境。重点是加大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特别是要加强网络安全、数据隐私保护及知识产权保护措施。

第四，倡导互联网时代“社会主义救世界”的新理念，推动调整全球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传统经济全球化使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在世界范围内更加尖锐地表现出来。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制度、理论和实践发展的内在逻辑与“超级全球化”的开放、包容、普惠的发展理念完全契合，必将引领、推动公平包容的国际新秩序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我们要认真总结中国改革开放近40 年的经验与教训，更清醒地认清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优越性，不断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增强“社会主义救人类”的信心和理念。同时，中国应积极输出在实施“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战略以及发展“共享经济”、“普惠金融”方面的成功经验，使之成为信息全球化时代消除世界贫困、缩小贫富差距难题的最佳实践范例，以此树立中国在新一轮全球化进程中的大国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