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40年来，中国通过对内改革、对外开放，利用两种资源两个市场，实现了经济总量和人均收入的显著增加，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在这当中，服务业从改革开放之初的最末产业一跃成为第一大产业，逐渐成长为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从某种程度上讲，这一典型事实似乎也符合发达国家在工业化阶段由中后期向后工业化阶段转换过程中，国民经济必然出现服务化发展趋势的客观规律。但是，这一客观规律在中国情境下的具体表征是什么？符合中国未来的发展道路吗？在当前的增长动能转换的关键时期，这些问题亟需得到科学回答。为此，本文的主要目的就是梳理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服务业的发展事实，概括总结其历史轨迹、内在逻辑，描述改革和开放在中国服务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提出在新时代背景下中国服务业发展必须加快转向内需主导型战略的命题，并对这一战略的基本内涵、作用机制、实施前提以及政策取向等问题进行分析。

一、改革开放以来服务业发展的历史轨迹

（一）服务业发展的总体规模

1.服务业增加值的增长总量十分可观

改革开放以来，受惠于经济体制的市场化转型，一些所谓的“寄生性”服务业部门也得以“平反”，开始大规模地发展起来。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统计，服务业增加值从1978年的905亿元增加到2015年的427032亿元^①，年均增长率达到18.1%，远高于同期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率。服务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从1978年的24.6%增加到2015年的50.2%，这是继2013年首次超过第二产业占比之后，首次跨越50%大关，2017年这一比重继续升至51.6%，中国的“服务经济”时代由此开启^②。这一期间，服务业增加值占比每年增加1.9个百分点，而且近年来，其比重呈现不断加速上升趋势^③。

2.服务业吸纳就业的潜力未能充分发挥

国际经验表明，随着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提高和城镇化进程的加快，服务业将成为吸纳劳动就业的主要渠道^[2]。自1978年以来，随着第一产业就业比重不断下降，第二产业就业比重先上升后趋稳，服务业就业比重也表现出相对较快的上升趋势，然而，中国服务业在吸纳劳动方面没有充分发挥出应有的潜力。权威数据显示，2016年中国服务业就业人数高达33757万人，相较于1978年的4890万人，整整增长了5.9倍。但2016年的服务业就业人数占全部就业比重也只有43.5%，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统计，2016年属于发达国家的美国和日本，其服务业就业人数占全部就业人数的比重分别高达81.3%和69.6%；属于中等收入国家的巴西和保加利亚，其服务业就业人数占全部就业人数的比重也分别达到了63.3%和63.6%。此外还需要指出的是，近年来中国服务业就业的增长率也呈现出不断下降的趋势。

（二）服务业发展的行业结构

1.专业化发展促进劳动生产率提升

改革开放以前，由于实行优先发展物质生产部门（尤其是重化工业）的国家战略，因而服务业部门发展极其落后，门类也很不健全，而且常常是内嵌于物质生产部门当中，比如很多国有企业往往都设有食堂、幼儿园等等。但在1978年以后，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深入推进，大量为生产活动进行服务的各种辅助性部门逐渐分离出来，形成独立的服务部门，这样一来，服务业从无到有，规模逐渐扩大，在专业化和规模化效应的作用下，劳动生产率获得了快速提升。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统计，中国服务业劳动生产率从1978年的0.1851亿元/万人稳步提升至2016年的11.3819亿元/万人，年均增长率达到11.4%。而且，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发生之后，中国服务业劳动生产率呈现出明显加速上升的趋势。

2.行业异质性导致发展水平参差不齐

服务业作为一个庞大的部门，它所包含的行业是十分芜杂的，各行业生产技术也呈现很大差异^[3]。这就决定了服务业具有很强的行业异质性。譬如，有些服务业部门的可标准化程度较高，生产过程能够脱离消费过程独立实现，在达到一定的标准化水平之后，服务劳动的机械化替代也成为可能，因而其生产率的提升就比较快速；而有些服务业部门的可标准化程度较低，所要求的个性化程度高，甚至生产过程本身也需要消费者参与，因而其生产率提高就十分缓慢。表1描述了1991年以来中国服务业内部各行业的劳动生产率情况。从表1可以看出，房地产业、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最高，二者在2011—2015年间的均值分别高达102.5亿元/万人和129.0亿元/万人，在2006—2010年间的均值也达到了85.4亿元/万人和81.0亿元/万人，均远远超过其他服务业行业的生产率水平。其中，教育行业的劳动生产率水平是最低的，2006—2010年、2011—2015年两个时期的均值分别只有5.8亿元/万人和11.3亿元/万人。进一步观察表1可以发现，劳动生产率最低的行业除了教育以外，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卫生和社会工作，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等一些具有公共品性质的服务业劳动生产率水平也十分低下，这或许与Baumol（1967）所说的服务业“成本病”有关^[4]，同时也反映出中国的公共服务供给严重不足，亟待进一步加强。

（三）服务业发展的体制改革

1.从严格管制到逐渐放松

建国以来，中国基本上沿用了苏联的政治经济体系，国民经济主要是重工业和轻工业“两大部类”，服务业基本上是被排除在外的。随着1978年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序幕的拉开，服务业的发展问题开始逐渐回归到中国的主流经济研究中来。许多学者认为，服务业的相关问题研究应当和工业经济、农业经济等部门研究取得同等重要的地位^[5][6]。在服务经济理论取得了一定进展之后，1992年国务院颁布了《关于加快发展第三产业的决定》，标志着中国服务业改革正式展开。但中国服务业改革走的也是一条“渐进式”变革之路，即按照先易后难的基本原则，推动服务业的市场化转轨。在《关于加快发展第三产业的决定》实施之后，国务院又在2007年颁布了《关于加快发展服务业的若干意见》，而且近年来还陆续出台了家庭、养老、健康、文化创意等生活性服务业发展指导意见，2014年又颁布了《关于加快发展生产性服务业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的指导意见》等等。对这些正式文件进行概括总结，可以看到：首先是开始建立和完善服务业在国民经济统计中的相关指标，为服务业的进一步发展奠定基础；其次是在国有经济比重较高的对外贸易、教育、电信、金融、保险等行业，逐步放宽对非国有经济的市场准入限制；再次是有步骤地扩大对外开放，提升利用外资的质量和水平；最后是通过试点负面清单制度，真正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来加快推进服务业发展。

2.市场化改革任重道远

尽管上述的一系列改革措施有力地推进了中国服务业的发展，使得服务业正式成为中国国民经济中的第一大产业。但是，从过去40年来的发展实践来看，改革的成效还尚未充分显示出来。究其原因，体制机制束缚仍然是最重要的制约因素。以银行业为例，长期以来，我国商业银行业不仅存在着非常高的具有行政垄断性质的进入障碍，而且还存在严重的市场垄断问题^[7]。自2003年启动大型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以来，国有商业银行总资产占银行业资产总额中的比重，从55.5%下降到2016年的40.3%，但是几大国有银行的市场地位并没有发生什么根本性改变^④。而且，即使是在2015年利率市场化改革基本完成后，各地主要商业银行在主管部门的指导下成立了市场利率定价自律机制，并通过该机制就存贷款利率浮动上、下限达成一致意见。显然，此举涉嫌价格合谋，违反《反垄断法》。从某种程度上说，依靠成立具有垄断嫌疑的利率定价自律机制，实际上使利率市场化又回到原先的双轨制中去了，而这也将导致商业银行业的市场化改革成效大打折扣。因此，如果不能真正地做到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就不能说服务业的体制机制束缚得到有效破除。中国服务业的市场化改革依然任重而道远。

（四）服务业发展的对外开放

1.服务贸易和FDI蓬勃发展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的服务贸易获得了蓬勃发展。图1描绘了1982年以来中国服务贸易进出口金额及其占世界服务贸易的比重情况。从图1可以发现，中国的服务贸易进程大致可以划分三个阶段：1982年至1991年为第一阶段，这一时期的服务贸易刚刚起步，其进出口总额从1982年的44亿美元增加到1991年的108亿美元；1992年至2000年为第二阶段，这一时期的服务贸易稳步持续增长，其占世界服务贸易的比重从1992年的1%增加到2000年的2.3%；2001年至今为第三阶段，随着成功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中国的服务贸易进入了一个增长的快车道，其进出口总额从2001年的719亿美元快速增加至2015年的7130亿美元，15年间增长了近10倍。而且，近些年来中国的制造业和服务业部门在利用外资的结构上也出现了明显的分野，制造业呈现小幅下降趋势，服务业则表现出迅猛上升的特征，中国的服务业正在成为吸引外资的新热点，有利于优化宏观经济结构^[2]。

2.服务业开放结构需进一步优化

然而，在服务业对外开放中不能忽略的一个重要事实是，从1992年起，中国服务贸易表现为持续逆差，而且近年来呈现持续扩大趋势，2014年达到历史最高的1971亿美元（见图2）。这一事实说明，中国的服务贸易出口在国际竞争中没有优势。如果进一步剖析服务业内部各行业的对外开放情况，我们发现造成中国服务业国际竞争力低下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服务业开放结构较为粗放。表2列示了2004年以来中国服务业内部各行业的FDI实际利用金额情况。从表2可以看到，房地产业一直是利用外资金额最高的服务行业，2013—2015年的均值达到了308.1亿美元。紧随其后的是批发零售业，2013—2015年实际利用外资金额平均达到了81.6亿美元。然而，像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等现代服务业，吸引外资的比例仍然十分有限。这也直接导致了我国服务业的整体国际竞争力难以提升。因此，从直观上讲，中国服务业的开放结构还需进一步优化。 

二、改革开放以来服务业发展的内在逻辑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服务业在总体规模、行业结构、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等多个方面均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服务业（尤其是现代服务业）的发展仍然是相当滞后的。造成这种情况的关键因素在于长期实行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从供给视角来看，以国际代工为主的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为国内本地化的服务业企业带来了可供模仿的先进生产技术和管理经验，产生了正向的溢出效应；从需求视角来看，这种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所引入的外商企业基本上是纵向一体化的跨国公司，其所需的配套服务也大多由外商提供，这就在很大程度上对本地化的服务业企业造成了负向的挤出效应。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服务业就是在这两种效应的共同作用下艰难成长起来的。

（一）出口导向中的技术溢出效应

技术溢出是指技术在跨国公司技术源与东道国技术接受企业之间的非自愿扩散，其实质是一种经济外部效应。通过这种技术扩散，东道国企业的技术或生产力能够取得跨越式进步。随着全球化分工的深入演变，中国利用廉价劳动力、土地等要素价格上的比较优势迅速融入到了全球价值链当中，形成了以国际代工为主的出口导向型发展模式。应该说，由于中国本土企业与国际先进企业之间客观存在的巨大技术鸿沟，这种先选择在全球价值链低端环节进行国际代工的企业战略，不失为一种避开发达国家阻断中国企业融入国际产业分工的次优路径。在这一过程当中，外商企业将会通过直接和间接途径对本土服务业企业产生技术溢出。从直接途径来看，一方面，外商企业的高技术效率会对本地企业产生示范效应，其带来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将被本土企业直接进行复制或模仿，包括企业的研发能力、品牌运作能力、产业链的管理能力等。譬如美国沃尔玛公司在墨西哥子公司发展冷链（Cold Chain）技术，引发墨西哥本土零售商也先后发展这个技术，即示范效应产生技术溢出^[8]。另一方面，跨国公司在东道国的生产过程中需要对本地化的劳动者进行专业化培训，而这些劳动者可能会在学习到专业技能、市场营销网络或管理能力后，“跳槽”到本土服务业企业担任重要职位，此即所谓的人才流动效应。可见，不论是示范效应还是人才流动效应，都将使得本土服务业企业从外商企业引进过程中获益良多。但除此之外，外商企业也还会通过一些间接途径对本土服务业企业产生技术溢出。众所周知，在改革开放以前，中国几乎所有企业都是“大而全”或“小而全”的组织结构，服务和生产环节是一体的，这种企业组织方式带来了非常严重的效率损失。而改革开放后实施了较为全面的出口导向政策，外商企业在高度专业化分工机制的作用下，通过服务外包方式向东道国进行服务产业转移，从而刺激本土服务业企业大量地从制造企业中专业化分离出来，形成独立的产业部门。外商企业对本土服务业企业的这种技术溢出往往是比较隐性的，对本土服务业企业的专业化和多样化集聚都会产生不小的影响。

（二）出口导向中的市场挤出效应

然而，在出口导向的国际代工模式下，中国的本土产业也陷入到全球价值链的低端陷阱中了，加上近年来跨国公司纷纷在中国本土设立研发中心，利用其技术、资金等优势形成了对国内本土生产性服务市场的供给垄断，在很大程度上挤出了本土服务业企业^[9]。正如江静和刘志彪（2010）所指出的，国际代工模式实际上是一种封闭的网络生产体系，制造业的繁荣并没有形成本土生产性服务业的市场需求，反而对生产性服务业造成了严重的市场挤压^[10]。而且，这种由于出口导向战略所导致的本土服务市场挤出效应，还具有产业层面上的双重叠加性质。具体而言，一方面是从制造业角度来看，外商大量投资制造业，将其处于衰退期的或者处于价值链低端的制造环节转移至东道国，必然会在资本要素、劳动力要素等领域与本地服务业企业形成全方位竞争^⑤。特别是一些受教育程度较高的人力资源，往往偏好进入所谓的“外企”工作，这将导致服务业发展（尤其是现代服务业）缺乏足够的人才支撑，服务外包也被锁定在一些低附加值环节。另一方面，从服务业角度来看，由于不同国家间政府管制、文化壁垒的存在，外商生产性服务业企业进入东道国可能面临着信息障碍，因此，生产性服务业企业就倾向于跟随母国的下游制造业企业进入东道国^[11]。这样一来，外商服务业企业将在地域上形成联动效应进而满足外商制造业企业的服务需求^[12]。国家权威数据统计显示，2016年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高达838.9亿美元，占全部外商直接投资的66.6%，而这一数字在中国刚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初只有20.3%（2002年），14年来年均增长率达到8.9个百分点^⑥。这表明，日益扩大的服务业外商投资规模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出口导向战略下的国际代工对本地服务业企业产生的市场挤出效应。

三、新时代背景下服务业发展的战略转变

上述经验分析表明，出口导向型战略是中国过去服务业发展的内在逻辑，在分工不断深化的作用下，它所引致的市场挤出效应正在逐渐超越技术溢出效应。因此，这一战略断然不可持续，新时代背景下中国服务业的发展战略必须从出口导向型战略加快转向内需主导型战略，促进服务业由数量型向质量效益型发展转变。可以说，实行基于内需经济的服务业发展战略无疑是中国从工业化中后期阶段向后工业阶段实现过渡的主要路径。这当中主要有三个问题需要分析：一是内需主导型战略的基本内涵是什么；二是内需主导型战略对服务业发展有着怎样的作用机制；三是内需主导型战略的实施前提有哪些。本文接下来将对这些关键问题进行剖析。

（一）内需主导型战略的基本内涵

内需的概念，从狭义上理解是指“对国内商品和劳务的需求”，它涉及的是国内产出品与进口品的竞争替代问题；从广义上理解则是指“来自国内的对商品和劳务的需求”，涉及的是有效需求来源于国内还是国外的问题^[13]。内需的这种狭义和广义之分，其实是来自于微观视角和宏观视角的差异。就本文而言，内需更强调宏观视角下的广义理解。为此，我们认为，内需主导型战略的本质内涵就是依靠国内市场主体的有效需求为主导，虹吸国内外优质生产要素为我所用，以促进产业创新和发展。中国是发展中大国，国内人口规模、城市化进程等都无一不显示出巨量的市场潜能。当国内市场主体的这种潜能被激活并形成有效需求时，中国经济完全能够以内需为主导实现质量型增长。一方面，大国经济的内需市场具有“规模效应”，能够虹吸全球创新要素在国内形成集聚，既服务于传统制造业升级，也促进现代服务业加速发育；另一方面，大国经济的内需市场还具有“竞争效应”，能够促进产品或服务的多样化和差异化，既有利于契合当前的个性化定制潮流，也有利于避开发达国家的同质竞争，从而攀升全球价值链的高端环节。实际上，美国经济在19世纪至20世纪期间的崛起，走的就是一条以内需为主导的发展道路，其特点表现为宏观层面的国内消费是经济增长的引擎，同时微观层面的企业存在强烈的内向倾向（先在国内发展，后向海外发展）^[14]。从美国内战至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半个世纪中，美国在人口增长伴随着人均收入增长的条件下，购买力不断提高，国内市场规模不断扩大，而且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也使得市场更为集中，运输成本和沟通成本不断下降，导致市场进一步扩大^[15]。在这期间，美国公司均是在建立起规模庞大的国内营销网络之后，才走上对国外市场的商务和资本扩张之路的。迈克尔·波特（2007）在分析国家竞争优势的时候也指出，产业竞争优势的创造与持续应该说都是一个本土化的过程^[16]。

但必须指出的是，本文提出的内需主导型战略并非等同于所谓的“闭关锁国”，内需主导与经济全球化之间并不矛盾。从学理上说，内需主导型战略既能以开放的方式进行，如进口国外要素在国内加工并在国外销售；也能以封闭的方式进行，如在国内完成产业链的整个价值增殖过程，不与国际经济发生任何联系^[17]。事实上，美国经济崛起所走的内需主导型发展道路，选择的就是高关税保护下的封闭方式^⑦。但是，当前时代的全球化市场分工不断向纵深发展，产品、服务、要素等国际间流动极其频繁，未来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是不可逆的。从这一点来看，实行保护主义并不现实。因此，中国转向内需主导型发展战略，不仅不会与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行动相冲突，反而更应该积极主动地实施更高层次的对外开放^[18]。

（二）内需主导型战略的作用机制

众所周知，在出口导向型的国际代工模式中，外商牢牢控制着以现代服务为代表的中间需求，本土服务业发育的土壤被抽离了。不同于出口导向型战略对中国服务业产生巨大的市场挤出效应，在内需主导型战略下，服务业的发展不会受到这种市场挤出的影响。此中缘由在于：（1）从服务业发展的供给推动来看，内需主导型战略是以国内市场主体的需求为导向，在内需驱动的国内经济大循环中促进差异化的垄断竞争，实现价值链“链主”的培育。对于异质性较强的服务业而言，这种内需驱动作用更为显著。这是由于在整条价值链条中，研发设计、品牌营销环节均代表了“微笑曲线”高附加值的两端，两者都属于服务业范畴，而且这些环节尤其强调差异化竞争。因此，内需导向将刺激国内本土的服务业企业向这些高附加值的价值链环节集聚。而且，在大国经济中，这些本土服务业企业可以凭借规模效应，有效地降低向价值链高端环节集聚的成本。（2）从服务业发展的需求拉动来看，出口导向战略下的国际代工模式虽然促进了制造的全球化，但无法为服务业全球化提供动力，从而导致中国服务业发展具有典型的本地化特征。与此相反，如果转向内需主导型发展战略则有利于利用我国庞大制造业的“市场需求”优势，在发展先进制造、智能制造的基础上，通过产业间的互动协调效应，拉动中国服务业的质量型发展。

从出口导向型转向内需主导型，是要在以发达国家跨国公司主导的价值链之外，另行构建中国本土企业主导的价值链，其形式既可以是国内（区域）价值链，也可以是全球价值链。但不论何种形式，本土服务业企业有了可以发展的市场基础。实际上，由于母市场效益（Home-Market Effects），极大的国内市场需求让大国成为差异化产品的净出口国[19][20]。在这种情况下，一般贸易形式的出口也将会大幅增加，本土服务业也就获得了一个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加速器”。

（三）内需主导型战略的实施前提

内需主导型战略要取得成功的前提是作为大国经济的内需潜能被有效激活，其中的关键是真正建立起国内统一市场。尤其是对于价格普遍较高的服务业而言，形成以收入均等化为特征的大规模国内市场至关重要。这当中主要涉及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投资需求的“有形之手”问题。长期以来，投资需求是驱动中国经济和产业发展的主要动力之一，但由于受到过去计划经济思想的影响，这种投资驱动带有强烈的行政干预色彩。譬如，地方政府在GDP考核之下往往会利用“有形之手”干预投资偏向制造业，尤其是一些在短期内刺激GDP增长的高能耗、高污染行业；而对服务业投资比重偏低，即使在服务业中又偏重房地产业；甚至在一些新兴产业中，地方政府也常常“一哄而上”，最终导致严重的产业同构和产能过剩问题。之所以会发生这种现象，主要原因还在于行政分割，具体表现为产品市场和要素市场上的双重壁垒。在产品市场上，地方保护主义盛行，限制外地商品和服务进入本地市场，在烟酒、食盐等财政支柱行业表现尤为明显。甚至在一些品牌连锁经营中，由于总店和门店不在同一个本地市场，于是就要按照地方政府要求进行双层缴税，这样一来，就加重了企业的运营成本，极其不利于实体经济振兴。在要素市场上，劳动力受到户籍、公共福利等影响难以在地区间实现自由流动，基础设施建设在不同地区间经常出现互不配套、不衔接、不通畅等问题，从而造成中国国内市场的严重“碎片化”。因此，实施内需主导型战略必须明晰地界定政府权力边界，防止“有形之手”过度干预和扭曲市场投资配置效率。二是消费需求的“消失之谜”问题。中国的国内消费需求长期不足，固然有统计分类差异的原因^⑧，但根本上还是由城乡二元化的经济结构所导致。一方面，人口城市化的滞后拖累了消费需求增长。发达国家的发展经验表明，当人均国民总收入在8000-10000美元时，其人口城市化水平将达到75%左右。2016年，中国的人均国民总收入达到8620美元，但人口城市化水平只有41.2%，其损失的有支付能力的消费需求规模预计达31609亿元之巨，高达当年全社会消费品零售额的9.51%^[21]。另一方面，城乡土地产权的二元体制，不利于农民消费需求增长。在现行土地制度下，农民个体对土地是没有所有权的，而只有使用权，这就决定了其无权出售和抵押土地，而且农村集体所有的土地产权又容易造成土地权属关系不明晰。因此，这些资产是无法转化为财富的“死”资产，农民无法分享城市化带来的发展成果，其消费力也就被大大地限制了。

四、服务业转向内需主导型发展战略的政策取向

通过对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服务业发展的历史轨迹及其内在逻辑的梳理和分析，我们认为，从出口导向型战略转向内需主导型战略对未来实现服务业的质量型发展极其重要。为此，本文提出服务业转向内需主导型发展战略的几点政策取向：

加快推进国内统一市场建设，切实构建扩大内需的长效机制。在宏观上，政府应该积极完善有利于市场统一的法律法规、产业政策等，通过司法体系改革、交通运输、互联网通信等基础设施建设，打破地方保护主义，促进地区间互联互通；在微观上，政府应该大力拆除中小服务业企业进入的“旋转门”、“玻璃门”等，鼓励企业间组建大规模联合组织，通过发挥市场决定性作用，积极整合农村市场初级产品与城镇市场高附加值产品的产业链。

第二，全面实施负面清单制度来优化投资结构，提升国内需求质量。过去，中国实行的投资政策是以正面清单为主的混合清单管理模式，即通过实行严格的审批制，政府规定哪些领域可以做，但这种审批制对服务业存在很多垄断和管制，也严重干预个人、企业和市场等微观主体的投资决策，抑制微观主体创新^[22]。因此，要全面实施负面清单制度，除了负面清单上列明不能投资的领域外，尤其对于农林水利、公共社会服务类、研发技改等支持类的投资项目，要全面放开市场准入、打破行政垄断，充分调动市场主体的投资积极性。

第三，加快建设新型城镇化，释放国内需求潜能。新型城镇化的“新”体现在提升城市的市民幸福、公共福利等内涵层面，内在地要求了户籍、土地和财政制度必须进行联动改革：一是建立和完善全民统一的居住证制度，剥离与户籍挂钩的利益分配功能，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二是全面落实农村土地确权工作，尽快建立农村产权流转交易市场，探索城乡建设用地指标跨区域互换机制；三是主动改革财税体制机制，考虑试点实施全面的财产税，积极研究针对所有财产及其保有、获得、转让等各个环节应该征收的合适税率，从而拓宽税基、稳定税收。

第四，注重发挥服务业与制造业之间的产业互动作用，在培育若干世界级先进制造业产业集群的过程中，建设现代化的服务业经济体系。世界各国的发展事实表明，在工业化中后期向后工业化时期过渡的阶段，服务业与制造业之间的产业互动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倘若忽视这种产业互动，一味地推崇经济服务化必然导致“产业空心化”，陷入拉美国家式的中等收入陷阱。因此，如果能够在培育若干世界级先进制造业产业集群过程中，充分发挥产业互动作用，也就能够为服务业的质量型发展奠定坚实的产业支撑。

第五，积极抓住“一带一路”倡议实施的历史机遇，构建内需主导型全球价值链，促进服务业实现更高层次的对外开放。一方面，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建设互利合作平台，在运输服务、旅游服务、通信服务、金融服务等开展全方位的国际服务贸易和服务外包；另一方面，“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差异化的工业化阶段形成了典型的产业梯度，有利于构建内需主导型全球价值链，促进中国服务业企业“走出去”。

注释：

①本文采用国内产业划分标准来进行界定服务业，即基于GDP核算体系中的第三产业。

②根据Fuchs（1968）的研究，服务经济的典型特征之一就是服务业产出超过总产出的一半以上^[1]。

③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统计数据库。限于篇幅，本文未呈现1978—2017年的数据列表，感兴趣的读者可向作者索要。如无特别说明，后文均同。

④数据来源：利用历年《中国金融年鉴》和《中国银行业调查报告》中的相关数据计算得到。

⑤需要补充说明的是，这里所说的处于衰退期的制造环节之所以能够进行国际转移，而且还能够在发展中国家虹吸大量的高级生产要素，主要是因为按照经典的产业生命周期理论，由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存在技术落差，在发达国家处于衰退期的产业，在发展中国家有可能正处于成长或成熟期。

⑥这里的外商直接投资都是实际使用金额，数据来源于2003年和2017年《中国统计年鉴》。

⑦美国自内战发生后的半个多世纪里，其工业制成品的进口关税长期保持在40%到50%之间。参见贾根良（2011）^[14]。

⑧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房改后的居民购房支出激增，但是统计分类方法把居民的购建房支出归类为投资。

参考文献：

[1]FUCHS V R. The Service Economy[M]. New York: UMI Publishing, 1968.

[2]夏杰长. 中国服务业三十年：发展历程、经验总结与改革措施[J].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学报,2008,(6):42-51.

[3]黄少军. 服务业与经济增长[M]. 北京: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0.

[4]BAUMOL W J. Macroeconomics of Unbalanced Growth: The Anatomy of Urban Crisis[J].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67, 57(3): 415-426.

[5]李江帆. 服务消费品的使用价值与价值[J].中国社会科学,1984,(3):53-68.

[6]刘伟,杨云龙. 工业化与市场化:中国第三次产业发展的双重历史使命[J].经济研究,1992,(12):3-11.

[7]刘志彪,凌永辉. 对商业银行反垄断有利于金融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基于十九大报告关于“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思考[J].南京审计大学学报,2018,(1):1-6.

[8]IACOVONE L, JAVORCIK B, KELLER W, TYBOUT J. Walmart in Mexico: The Impact of FDI on Innovation and Industry Productivity[R]. Working Paper in University of Colorado, 2009.

[9]凌永辉,张月友,沈凯玲. 中国的产业互动发展被低估了吗？[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18,(1):23-41.

[10]江静,刘志彪. 世界工厂的定位能促进中国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吗[J].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10,(3):62-68.

[11]RAFF H, VON DER RUHR M.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 Producer Services: Theory and Empirical Evidence[R]. Working Paper in CESifo, 2001.

[12]江静. 全球价值链视角下的中国产业发展[M].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4.

[13]刘志彪. 战略理念与实现机制:中国的第二波经济全球化[J].学术月刊,2013,(1):88-96.

[14]贾根良. 美国经济崛起时期自主创新的成功经验与启示[J].教学与研究,2011,(8):53-60.

[15]斯坦利·L·恩格尔曼, 罗伯特·高尔曼. 剑桥美国经济史(第二卷):漫长的19世纪[M].高德步、王珏、李淑清,译.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8.

[16]迈克尔·波特. 国家竞争优势[M].李明轩、邱如美,译.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07.

[17]刘志彪.基于内需的经济全球化:中国分享第二波全球化红利的战略选择[J].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版),2012,(2):51-59+159.

[18]戴翔,张二震.逆全球化与中国开放发展道路再思考[J].经济学家,2018,(1):70-78.

[19]KRUGMAN P. Scale Economies, Product Differentiation, and the Pattern of Trade[J].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80, 70(5): 950-959.

[20]HELPMAN E, KRUGMAN P R. Market Structure and Foreign Trade: Increasing Returns, Imperfect Competition, and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y[M]. Cambridge: MIT press, 1985.

[21]周天勇. 经济不振的主要原因是国内消费需求不足[EB/OL].(2017-08-04)[2018-02-04]. http://finance.sina.com.cn/zl/stock/2017-08-04/zl-ifyitamv5131456.shtml,2017.

[22]凌永辉,张月友,徐从才.负面清单制度能够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吗?——来自中国《行政许可法》自然实验的间接证据[J].当代财经,2017,(5):89-1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