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现阶段经济发展的基本特征是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而要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促进实体经济、制造业的高质量发展，必须有高质量金融的支持，没有高质量的金融产业与金融市场就无法实现经济的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这“三个变革”。正如2017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强调的那样：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高质量的金融在公司治理、稳健经营、高效服务和风险防控等方面稳步提升，推动新时代经济高质量发展。

江苏是金融大省，但还不是金融强省，必须走高质量发展的道路，以实现由金融大省到金融强省的转变，并在转变中支持好江苏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为江苏高水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启社会主义基本现代化新征程打下扎实的高质量经济发展基础，实现习近平总书记要求的建设“经济强、百姓富、环境美、社会文明程度高”新江苏的伟大目标。

一、实现江苏金融高质量发展意义重大

安全、稳健、高效的金融才是高质量的金融。高质量的金融一定是安全、稳健的，金融是国家重要的核心竞争力，金融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金融体系仍然处于风险易发高发期，相当多的金融机构内控机制不健全，不良资产压力较大，外部不确定性增多，总体形势依然复杂。高质量首先要打好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攻坚战，在保持经济稳定运行的同时，积极主动化解各类风险。而金融领域改革开放有利于更加有效配置内外部金融资源，形成市场化的金融风险防范和处置机制，让金融机构在竞争中高效服务实体经济。

服务实体经济的金融才是高质量的金融。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为实体经济服务是金融的天职、宗旨，高效而始终不渝地为实体经济服务的金融才是高质量的金融。金融“脱实向虚”，就是以短期套利为主要目的的金融高速膨胀，压缩了以长期投资、分享实体经济收益为主要目的的金融，出现短期化、货币化、套利化的金融现象，加上监管缺失，金融领域乱象丛生。传统金融在服务实体经济上也有待提升，具体表现为：服务手段太过单一，信贷投放规模大，直接融资规模小；金融服务结构长期不合理，小微金融需求无法满足；服务流程繁琐，成本高；服务可持续性不足，信贷投放受经济周期及政策影响显著，信贷调整手段灵活性不够。

适应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求的金融才是高质量的金融。目前，金融业发展中也存在“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不同类型的金融机构发展不平衡；同类金融机构差异化发展不充分，创新能力不足，长期处于同质竞争状态；金融机构内部联动不充分，不同部门发展不平衡；金融机构产品服务不完善。高质量的金融要把更多的金融资源配置到经济社会发展的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和实体经济不同类型、不同大小、不同期限、不同风险等多样化的金融需求，提升金融服务的覆盖率、可得性、满意度，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金融需求，特别是要让农民、小微企业、城镇低收入人群、贫困人群和残疾人、老年人等及时获取价格合理、便捷安全的金融服务。

二、江苏金融业金融资产运行状况剖析

2017年，江苏全省金融运行保持总体平稳、稳中有进、稳中向好的基本态势，金融业增加值增长9.2%，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突破10万亿元大关，直接融资发行额突破2万亿元大关，新增上市公司数量创历史最好水平，保费收入增长28.2%。据统计，2017年末，江苏省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余额129943亿元，增长7.3%，比年初增加8836亿元；人民币贷款余额102113亿元，增长12.1%，比年初增加11006亿元。

首先，从存贷款分类看，江苏省2017年境外存款243亿元，境内存款129669亿元，其中，住户存款46088亿元，非金融企业存款47205亿元，广义政府存款29342亿元，非银行业金融机构存款7033亿元。2017年境外贷款95.59亿元，境内贷款102017亿元，其中，住户贷款32853亿元，非金融企业及机关团体贷款69154亿元，非银行业金融机构贷款9.78亿元。

其次，从不良贷款角度看，江苏省不良率略有下降，余额略有增长。据江苏省银监局统计，截至2017年末，江苏省不良贷款余额1299.06亿元，2016年这一数据为1262.07亿元，略有增加。2017年末不良贷款率1.25%，则比2016年末1.36%有所降低。从全国来看，山东取代浙江成为不良贷款第一大省。截至2017年12月末，山东银行业金融机构不良贷款余额1813.2亿元，比年初增加416.2亿元；不良贷款率2.56%，比年初上升0.42个百分点。

最后，从金融支持实体经济角度看，2017年，江苏众多金融机构在服务江苏实体经济振兴等方面成效显著。以全省农村商业银行为例，至2017年末，全省各项存款余额19125.67亿元，比年初增加1995.46亿元，增幅11.65%，市场份额比年初有所提升，存款总量、增量均在全省银行业中保持第一，存款增量在全国农信银系统位居第二；各项贷款余额12955.51亿元，比年初增加1267.64亿元，增幅10.85%，贷款总量、增量均居全省银行业第一、全国农信银系统首位。保持战略定位，坚定不移服务实体经济。至2017年末，全行业涉农贷款余额6452.67亿元，比年初增加731.4亿元；小微企业贷款余额7041.78亿元，比年初增加705.84亿元；制造业贷款余额3494.8亿元，比年初增加177.3亿元，制造业贷款比重（存量占比22.0%，增量占比29.8%）保持全省银行业贷款行业比例第一。通过“阳光信贷”向355.6万户农户授信2929.6亿元。全年累计发放扶贫小额贷款24.44亿元，惠及贫困户12.85万户。有序开展合规银行建设，制定行业合规体系建设三年工作规划，组织合规管理“五合一”综合大检查。推进行业审计工作转型升级，审计覆盖面和审计质量显著提升。重视高风险机构风险处置，成立工作班子推动风险化解，问题机构不良贷款上升势头得到遏制。扎实开展内控和案防工作，有效防范道德风险和操作风险。全省农村商业银行风险总体可控。此外，中国农业银行江苏省分行本外币贷款规模在江苏同业和系统内率先突破万亿，2018年以来，贷款余额持续保持在1万亿元以上。这是继2011年存款规模在江苏同业和全国农业银行系统内率先突破万亿后，中国农业银行江苏省分行在服务江苏地方经济发展中又一重大标志性事件。据了解，中国农业银行江苏省分行坚持以党建工作为统领，把服务实体经济和“三农”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高效配置信贷资源，创新金融服务，助力“强富美高”新江苏建设，2017年累计投放重大项目贷款467个、金额突破1000亿元，累计发放制造业贷款2149亿元，承销投资地方债568亿元；年末涉农贷款余额近3700亿元，小微企业贷款余额超过1600亿元，先进制造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贷款余额近1500亿元。总体上，目前江苏金融运行平稳、安全，贷款等金融资产投放方向与结构对前几年有所调整和改进。

三、江苏金融高质量发展的比较分析

（一）发达国家与我国金融发展和金融适度性状况对比

在金融发展量的方面，英国和日本等发达国家的金融发展广度指标（麦金农的M2/GDP指标）较高。英国和日本等发达国家的相关指标近年来都突破了100%，美国的货币发行受美联储政策的影响，较为稳健，其金融发展广度指标未突破100%，但在2014年时美国的金融发展广度已达到71.32%（见图1）。而新兴经济体中，仅有经济发展程度较好的韩国、新加坡、中国香港、中国台湾、马来西亚、中国大陆等经济体的金融发展广度指标突破了100%，其余经济体的金融发展广度都不是很高。这表明，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金融发展广度不够。一方面的原因可能源于部分新兴经济体货币需求的动机，尤其是投资的动机不足，许多新兴经济体不具备适合创新发展的环境，缺乏新的投资机会，不能刺激投资的货币需求；另一方面，则可能源于部分新兴经济体货币供给不足，部分经济体金融监管机构出于稳健的目的，对金融发展进行了抑制，控制了M2的总量，这样可以有效地控制新兴经济体内部比较普遍的通货膨胀问题，但是也会致使经济因资金匮乏而动力不足。

在金融发展的效率方面，存贷款利率差通常用来显示经济体的金融效率。一般而言，存贷款利率差越小，表面金融市场效率越高。2014年，英国、美国和日本的存贷款利率差都小于3%，而我国的存贷款利差指标明显偏高。利差的差距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金融效率的差距，我国高存贷利差恰好是金融效率较低的表现。

根据上述分析，结合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经济发展的表现，可以得出以下研判：在金融发展广度方面，我国更倾向于采取金融抑制政策，金融发展广度低于英国和日本等发达国家；在金融效率方面，我国金融市场扭曲严重，利率等反映金融市场价格的指标由于金融抑制的影响，未能完全实现市场化，金融市场求大于供的状态长期存在，金融效率低于日本、英国和美国等发达国家。因此，可以认为，我国的金融适度性矛盾要高于发达国家。

以上对金融发展概要的国际比较，对江苏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有重要的启示。

确定与自身社会经济发展条件相适应的金融发展模式，并积极推进。要根据自身经济发展方式和自身社会经济条件确定最适宜于本省的融资方式。间接金融和政策性金融一般适用于后进赶超型和外向型地区，风险投资和直接融资适用于金融程度发展较高和创新型地区。为了鼓励某些产业的发展，还可以适时推进金融先行策略。

稳步提升金融效率，推进金融创新。为了避免与主要发达国家和地区之间的金融市场效率过于悬殊，致使本土金融机构竞争力过于低下，必须稳步地推进金融市场效率。通过金融创新和引入竞争等手段提升金融效率，同时注意把握金融创新的动态，防止潜在金融风险的威胁。

适时跟进金融监管。建立健全金融监管制度，对金融市场进行实时监控，防止过大的金融波动。构建混业金融监控部门，适应金融混业发展的趋势和需要。此外，在立法方面可以给予金融监管方便捷的立法途径，防止金融风险的扩散和冲击。

把握金融开放的节奏。与发达国家相比，江苏的金融业尚处于成长阶段，需要给予适当保护，避免过度竞争造成金融风险。为此，新兴经济体应把握好金融市场开放的节奏，防止金融危机的风险发生。

（二）与国内发达地区的比较分析

1.存贷总量比较

江苏存款规模较大，贷款规模处于中等水平，贷存比较高。2011年，江苏省人民币本外币存款总量为6.8万亿元，贷款规模达到5万亿元，贷存比为74.3%。同时期的浙江省存款规模为6.1万亿元，略低于江苏的存款规模；而贷款总额达到5.3万亿元，高于江苏。上海市和广东的存款总额分别为6.9万亿元和9.2万亿元，贷款规模分别达到4.4万亿元和5.3万亿元。上海市贷存比为64%，广东的贷存比为58.3%。近年来，江苏、浙江、上海和广东四个地区的存款和贷款规模均有显著增长。但上海和广东的贷存比始终保持较低水平。2016年，上海和广东的贷存比分别为64.9%和57.6%，同比2011年有小幅上涨，甚至下降。浙江的贷存比在2016年达到82.2%，同比2011年也下降了5.2个百分点。而江苏的贷存比始终保持中等偏上的水平，并未发生较大的波动和变化。贷存比较高，意味着金融体系自身运行存在一定的风险性，不利于金融稳定。

2.存款主体结构比较

2017年以来，江苏存款规模始终保持在13万亿元以上，高于上海的11万亿元，也高于浙江的存款规模，但略低于广东的存款规模。从存款结构看，居民家庭存款占江苏存款总额的比重保持在35%以上，而企业和机构存款规模始终保持在36%左右。江苏存款结构中居民和企业的存款比重较为接近。从上海、广东和浙江的存款结构看，上海存款总量中，企业存款比重较高，居民存款比较较低。平均而言，2017年，上海居民存款保持总存款规模的11%，企业存款规模高达40%以上。广东的居民存款保持在存款总额的20%，企业存款接近37%。浙江的居民存款比重更高，达到38%，而企业存款低于居民存款比重，保持在34%左右。此外，从变化趋势看，江苏、上海和广东均存在居民存款比重下降、企业存款比重上升的情况，而浙江则恰好相反，居民存款比重上升，企业存款比重下降。

3.居民贷款期限结构比较

从居民贷款期限看，江苏居民贷款中短期贷款占居民贷款总额的比重较低。2017年，仅有5.5%的居民贷款是短期贷款；而到了2017年底，26.2%的居民贷款是中长期贷款。浙江的居民贷款中，短期贷款比重较高。2017年，浙江短期居民贷款占居民贷款总额的比重高达13.4%，明显高于同期江苏、上海、广东三省市居民短期贷款。浙江的中长期居民贷款比重较低，明显低于其他三个地区。此外，从居民贷款结构的变化看，江苏短期居民贷款比重有显著的上升趋势。2017年1月，江苏短期居民贷款占比仅为5.3%，到2017年底，这一指标快速上升至6%。增幅较大，且短期增速较快。这一趋势同样表现在广东短期居民贷款的占比指标上。与此同时，居民中长期贷款在四个地区中均有较显著的增长。居民杠杆率具有不同程度的增长。但由于浙江居民贷款结构中，短期贷款比重较低，因此，浙江居民贷款的稳健性较高。而上海居民的中长期贷款占比最高。

4.企业贷款期限结构比较

企业的贷款期限结构与居民贷款期限结构类似。江苏企业的短期贷款占比在四个地区中略低于浙江省，但显著优于上海和广东。2017年，江苏企业短期贷款占贷款总额比重为26%左右，中长期企业贷款占比保持在37%。同期，浙江企业的短期贷款占比维持在31%，中长期贷款占比为28%，低于短期贷款占比。上海和广东企业贷款均呈现较明显的中长期限特征。此外，江苏企业的票据融资占比与上海相当，略高于浙江和广东。

5.金融细分行业发展比较

以保险业发展规模为例，比较江苏、浙江、上海和广东的金融行业发展情况。江苏保险业发展规模较大，增速较快。2012年，江苏保险业保费收入为1301亿元，各项赔款和给付为387亿元。保险业收支相抵余额为914亿元，低于广东的1207亿元，但显著高于浙江、上海的642亿元和565亿元。2016年，江苏保险业规模进一步增长至2690亿元，同期赔付金额为915亿元，收支相抵达到1775亿元。2016年，浙江保险业保费收入为1527亿元，赔付支出518亿元，上海保费收入为1529亿元，赔付支出529亿元，上述地区的保险业收支相抵余额分别为1009亿元和1000亿元，均低于江苏的同期水平。广东的保险业发展规模始终保持较高水平。2016年，广东保费收入3821亿元，支出1035亿元，收支相抵余额为2785亿元。这说明，江苏的金融产业中保险业发展处于稳健发展期，发展基础和增长趋势也好于长三角其他省份。

四、推进江苏金融高质量发展的政策建议

从金融业整体看，需要从质量、效率和动力三个方面进行变革和改进，促进江苏金融高质量发展；从金融业自身看，需要构建高质量的科技创新体系、人才建设体系和企业文化体系。

对于推动江苏金融业高质量发展，这三大重要变革是：

推动金融业的质量变革。一是有效提升金融风险管控能力，主动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隐患。当前，江苏省金融体系风险防控能力有了提升，但国内经济“三期叠加”的考验、金融产品创新的丰富和金融科技手段的运用，使金融风险更趋隐蔽性、复杂性和传染性。在加强金融监管的同时，需要金融机构自身提升风险防控能力，做好重点领域风险防范和处置，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二是努力提升金融业资产质量。金融机构的资产质量有顺周期特点，尽管当前经济增速放缓，企业去杠杆力度加大，但随着江苏的消费升级和居民部门杠杆的增加，通过优化资产结构和资产布局，为金融资产质量的提升带来了空间。三是按照2017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关于“必须加快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指标体系、政策体系、标准体系、统计体系、绩效评价、政绩考核”的要求，江苏要进一步加强金融业资产标准体系的完善工作。通过制定资产标准化评估体系、资产标准化交易体系、资产标准化计量体系等，规范化发展金融业资产，有助于促进金融业资产流通、资产管理和资产监管。

推动金融业的效率变革。一是提高金融资源配置效率。在江苏经济转型升级的关键阶段，需要将金融资源配置到经济社会发展的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加强信贷政策的指引作用，引导金融资源更有效地进入实体经济各个环节，大力支持江苏重点产业、重点区域、重点客群的金融支持力度。二是提升金融服务的精准程度。金融服务的精准程度能够真正体现出金融机构的服务能力，这需要深入市场、深入客户，了解客户的真正需要，以客户为中心，提供相应的产品、服务，实现金融服务的差异化、个性化，在提升金融服务能力的同时，也提升了金融业的服务效率。三是扩大金融服务的覆盖面，提升金融服务的可得性。在加强社会征信体系建设的同时，大力推进普惠金融发展，不断提升金融服务的整体效能。

推动金融业的动力变革。主要是深化金融业与科技的融合发展。金融科技快速发展，使得金融服务在时间、空间和范围上不断拓展，并对金融市场产生重大影响。通过深化江苏金融业与科技的融合，并综合运用科技手段，让科技力量成为江苏金融发展的“助推器”。

对于推动江苏金融高质量发展，这三大重要的体系构建是：

构建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的科技创新体系。科技创新为金融高质量发展插上腾飞的翅膀。要洞察人工智能、大数据、区块链、云计算等前沿动态，前瞻探索智能投顾、智能投研、智能风控、智能门户等金融科技创新，重点推动新技术在金融场景中的应用。要以更加智慧化的思维和手段重塑金融业的服务与管理模式，搭建敏捷开发管理平台和多元化协同工作机制，全面实现科技与金融业务的融合发展。要强化“数据即资产”的理念，加快信息管理及数据分析技术应用，让数据挖掘与分析在金融业的业务营销、客户服务、风险管理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创造更大价值。

构建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的人才建设体系。人才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第一资源。要以党的十九大精神为引领，坚持党管干部、党管人才原则，深入实施人才强金融战略，建立更加积极、开放、高效的人才机制，以识才的慧眼、爱才的诚意、用才的胆识、容才的雅量、聚才的良方，把各类优秀人才汇聚到江苏金融高质量发展的事业中来。要加大重点人才、急需人才、高端人才引进培养力度，着力引进数据挖掘、精算、会计、法律、互联网技术等专业化人才。持续优化存量人员结构，促进人才的合理流动和优化配置，重点向营销一线倾斜。加强员工职业生涯规划，完善多层次培训体系，畅通多元化成长通道。

构建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的企业文化体系。一家好的企业，与时代机遇息息相关，其企业文化一脉相承。未来，要继续传承金融业的企业文化，做金融业优秀企业文化的践行者、引领者，继续保持金融企业创业的激情与活力，持续增强金融企业文化的生命力、凝聚力、影响力。要积极构建与新时代特征相吻合、与金融高质量发展阶段相适应的金融企业文化建设体系、传播体系，大力弘扬“工匠精神”“创新精神”，讲好江苏金融发展的故事，打造优质品牌，让金融高质量发展理念深入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