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由美国次贷危机引致的全球金融危机对世界经济产生了严重不利影响，已经深度融入全球化的中国经济也未能幸免。分区域看，作为我国改革开放的先行区和对外贸易的主导区，东部沿海地区占我国对外贸易的重要比例，在2011年，该地区出口贸易占我国出口贸易总额的比重高达87．19%，平均出口贸易自由度为39．40%，而包括了21省自治区的内陆地区的出口贸易仅占我国出口总额的12．81%，平均出口贸易自由度仅为6．28%，金融危机对东部沿海地区的影响远大于内陆地区，且呈现从沿海到中部、西部逐渐递减的趋势，2008－2011年加权后的GDP增长率我国东部地区为11．26%、中部地区为12．74%、东北地区为13．11%、西部地区达到了13．74%^①。客观上，金融危机的爆发使中国沿海地区大受冲击，但在某种意义上，这恰恰使我国(东部沿海地区)传统的依赖外需拉动的增长模式的脆弱性和高风险性在危机发生时得以首先暴露。综合来看，突如其来的金融危机打乱了我们原有增长模式并使之难以恢复和继续维系，中国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实际上出现了重大变化，对中国经济有诸多不利影响，如果继续把自身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希望比较单一地寄托在外部需求上，这既不现实，也面临巨大风险。

一、后金融危机时期我国区域发展战略的演进

为了有效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外部环境的不利影响，国家相应的宏观经济政策也发生了一系列改变:首先，在财税政策上，从2008年11月开始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并快速出台了投资总额高达4万亿的投资计划；其次，在货币政策上，一直到2010年12月，政治局会议才决定2011年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并增强宏观调控的针对性、灵活性、有效性；另外，在产业政策上，由以前单纯扩存量转变为调存量与强增量相结合，并用逐步扩大增量的方式来达到间接调整存量的目的，意图在于调存量的10大产业振兴计划与意图强增量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纷纷出台。

在区域经济政策上，虽然整体上我国经济获得了高速发展，但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我国区域之间的发展差距逐年加大:东部地区继续高奏凯歌，从珠三角到长三角再到环渤海的开发开放使得该地区经济取得了长足的发展，甩开所有地区，成了我国经济的“隆起区”；中西部在经济总量、人均收入、结构提升等方面都明显滞后于东部。20多年来，决策层对我国区际经济发展差距问题越发关注，1991年3月通过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年规划和“八五”计划》中明确指出，“要正确处理发挥地区优势和全国统筹规划、沿海与内地、经济发达地区与较不发达地区之间的关系，促使地区经济朝着合理分工、各展其长、优势互补、协调发展的方向前进”，并按照沿海地区、内地、少数民族地区、贫困地区四种类型规定了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方向与目标；1996年3月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专设了“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一章，专门论述了区域协调发展问题。此后，国家相继实施了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中部崛起、东部率先发展等区域发展战略。

在后金融危机时期，国家更是相继批复了多项区域发展规划，其强度和密度在我国区域规划历史上从来没有过，这反映了后危机时期我国区域发展战略思路的大调整。

(一) 驱动方式由“单极驱动”日益转向“多极增长”这是我国区域发展战略的最主要变化。自从1978年实施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整体上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34年来，国内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率高达9．9%，经济总量已于2010年超过日本，位居世界第二，仅次于美国。但中国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绩效不尽相同，改革开放初期，中央希望东部沿海利用接近国外市场的区位优势首先获得较快的发展，然后利用东部地区的经济辐射效应，带动中西部地区发展，即让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然后先富带动后富，最终走向共同富裕。80年代以广东深圳开发开放为标志的珠江三角洲、90年代以上海浦东新区开发开放为标志的长江三角洲以及21世纪初期以天津滨海新区开发开放为标志的环渤海区域三大增长极的发展使得中国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取得了高速发展，先富的想法基本实现，但是理想中的先富带动后富实际上却收效甚微，广大中西部内陆地区的经济发展一直相当缓慢。东部主要依赖国外市场，可以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和利用国外资源促进东部经济增长的目标，但这种路径一旦形成，则必然逐渐疏远国内市场，因为组织各种生产活动将更多取决于国外市场需求而非国内市场，因此从国外市场进口与出口品生产相关的技术设备，从中西部索取与出口品生产相关的各种原材料和劳动力，这种生产模式导致东部与国外市场形成双向的互动而与中西部内陆地区只形成单向的经济联系，东部地区的发展更大程度上带动了海外相关市场的拓展，并没有带动中西部地区相关市场的发展或拓展^②。然而金融危机爆发使得主要依赖国外市场的东部地区经济发展模式受到严重打击，作为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主要发动机，东部地区不得不面临着动力弱化以及经济转型的苦痛，而从当前中国经济体量看，2011年GDP已经达到了47．15万亿元，这样大的经济体量也迫切要求不能把所有的鸡蛋都放在(东部)一个“篮子”里，否则东部跌倒而导致整个篮子倾覆的后果对中国来说无疑是无法承受的。最后，从“公平”角度看，现阶段，无论是更好地发挥地方政府主观能动性的需要，还是中国的政治生态环境都决定了国家不可能像当年开发深圳和浦东一样持续地单独对某一个地区进行特殊照顾而不允许其他地区分享，国家现在更多的是实行有差别的普惠制而非过去的“独享制”，中西部地区相对明显滞后的发展现实也迫切要求国家给予一些政策和/或制度支持。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国家区域发展战略日益由以前的单极驱动转向多极增长，根据不完全统计，2009年以来，国家相继批复了几十个区域发展战略^③，部分如表1所示。

这些获批的区域发展战略有以下特点:

第一，获批相对容易，总体数量较多。2009年以来，国家相继批复了几十个区域发展规划，这比2004－2008年获批数量的总和还要多。滨海新区的获批曾上下数易其稿反复修改和完善，经历了相当长的时间。2009年以来获批的区域发展规划均较为容易且时间较短。

第二，获批规划的空间分布较为分散，有利于促进地区公平。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都有相应的区域规划获批，表现出一定的分散性和公平性，但东部地区获批数量最多，这可能与如下因素密切相关:相对于国内其他地区来说，能够真正体现中国经济实力和未来竞争力的地区大多分布在东部沿海省份，而且作为国内的先发展地区，东部省份在发展过程中遇到的诸多问题较新也较早，其解决之道无疑在很大程度上可以为其他后发展地区提供借鉴。

第三，不同规划承载有国家不同方面的战略意图，相应的战略目标和定位大都是积极探索性的，注重于解决某一方面的具体战术问题。这些获批的区域发展规划都各有明确的目标，或是加快某个省份内部的欠发达地区发展，或是承接产业转移，或是推动边疆开发，或是创新循环经济，或是促进区际协调，或是开发海洋经济潜力等等，都集中于某个特定目标，与当初浦东新区、滨海新区等开发开放的全局性战略有明显不同。

(二)开发方式由以重点项目为主的单向“硬”开发转向以促进产业聚集的“软硬结合”的综合开发改革开放以来，地方政府越来越认识到，中央政府直接的资金和项目等“硬”扶持固然重要，但如果没有好的“软”支撑，那么这种“硬”扶持的效应仅能维持很短时间，对地方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促进作用也会大打折扣。所以，地方政府既要积极争取中央政府的“硬”扶持，也要高度重视和争取背后的“软”支持，要从传统上对资金、项目的诉求逐渐过渡到对政策和战略的诉求。促进获批区域形成自身具有比较优势和内生增长动力的经济区(产业区)的综合开发模式，已成为我国区域发展战略中的重要模式之一。中央政府通常根据获批区域自身具有的产业或地区比较优势为基础，重点定位或打造其形成和发展某种功能(或几种功能)的产业集聚区，从而培育和促进这些区域可持续发展的自生能力。过去，我国对中西部欠发达地区实施的许多区经济开发活动，大都以项目开发为主，例如资源开发、农业开发、基础设施建设、扶贫开发等等，很少考虑具有比较优势以产业(经济)聚集为基础的面上开发。中西部很多地方未摆脱过分依赖资源开采甚至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粗放型增长老路，未开拓出一条创新增长的新路^④。即使是一些出台较晚的区域性经济政策，如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和促进中部崛起等，也大都以行政区划为基础，着眼于全国整体区域经济平衡增长而实施。与此不同，近来的许多经济区规划所强调的是以当地比较优势为基础的经济区域的功能性定位，如珠三角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明确提出:科学发展模式的试验区、深化改革先行区、扩大开放的重要国际门户、世界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基地、全国重要的经济中心；关中－天水经济区发展规划提出要打造全国先进制造业基地、全国现代农业高技术产业基地和彰显华夏文明的历史文化基地。另外，由于不同省份之间沟通和协调的艰难性，大多数综合开发模式规划的空间尺度都是在一个省份之内，这样做除了考虑所在省份自身重要的战略地位外，无疑也试图培育经济发展次增长极和经济辐射带动带^⑤。综合开发模式的成功与否不单取决于中央政府的项目和/或政策支持，而且也在更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央政府的“软”、“硬”支持及地方与中央之间智慧的良性互动，通常，地方希望中央直接给“面包”，而中央倾向于给“面粉”。在这种意义上说，获批的区域规划能否取得良好实效并实现国家的战略意图以获取更多后续支持取决于地方政府的主动性、能动性，被动等待对自身发展将非常不利。

(三)批复主动权由更多国家主动向更多地方主动，进而形成央地良性互动无论是20世纪80年代的深圳特区开发开放，还是90年代的浦东新区开发开放，更多是国家自上而下的主动战略思考，是国家根据总体战略考量以及当地所处位置和发展阶段而主动提出的，因此，可以用世界上最好的规划师、最先进的技术，制定出最大胆的规划，甚至可以超越某些阶段，实现跨越式发展。为了更快、更好地实现国家的战略意图，实行自上而下的发展战略时，国家特别是中央政府会利用手中的一切资源和手段来支持这个区域发展，通常来说，资金和项目特别是一些独享性的大项目和优惠政策就成为了政府的最佳选择，因此，无论是深圳特区还是浦东新区的开发开放，国家及相关部委都给予了大量资金和项目的“真金白银”支持。例如对于浦东新区，除了1990年中央宣布开发开放浦东时给予浦东享有我国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全部优惠政策和特区的基本优惠政策的“10条政策”外^⑥，1992年国务院又给予浦东扩大五类项目的审批权限，增加了五个方面的资金筹措渠道。当时，国家政策，特别是一些“重量级”的优惠政策对于一个地区的发展几乎具有决定性影响。当然，我们这样说，并不是否定中央政策在当前中国国情中会发生重要作用，而是说，国家政策目前所起的更多是引导而非直接决定性作用。

而在当前时期，为了更好地发挥地方政府的主观能动性，中央政府不可能对所有获批区域发展战略都直接实行资金和项目支持，即使中央政府有着丰厚的财力，那么政治生态也不允许中央政府对某一个区域进行持续和大量的资金支持。因此后金融危机时期，所有获批战略的批准过程基本上都是地方政府首先主动申请，而后国家根据总体发展战略和地方发展实际进行批复，而且批复后几乎都不给予传统的财税和资金扶持，通常是允许某些方面的“先行先试”，因此有些地区甚至发出了中央只是口头支持而非大量真金白银的真心实意支持的抱怨。

正是由于新时期国家批复区域发展战略游戏规则的改变，使得各个省份竞相根据自身的发展状况和特征，试图找到自身发展与国家未来发展战略相结合的区域发展战略抓手，并促使其上升到国家级的发展规划中。作为理性的地方政府和理性的中央政府的一个博弈，地方政府非常清楚，多个地方政府同时向中央报批的诸多区域发展战略或规划之间存在激烈的竞争，通常情况下，只有战略或规划本身足够科学、优越甚至最优才能获批，获批后也主要是借助“国家级”的名号及其影响力和“先行先试”的决策权限等依靠自身的努力发展本区域。在通常情况下，中央政府批准省份报批的战略是最优选择，这样，这种“申请－批复”式的制度安排一方面可以充分发挥和调动所在省份地方政府的积极性，另一方面也有利于减轻中央的负担。另外，如果获批战略后地方发展获得成功，毫无疑问，这将是中央政府的功劳及其英明抉择的产物，如果获批战略后地方发展并不成功，这将是地方政府的无能，和中央政府的干系不大，因为，在批准的众多战略中，同样都是所谓国家级的区域发展战略，但是有的地方政府发展成功了，而发展不成功的地方政府也无法把责任推卸到中央政府上去。如果某项区域发展战略是中央政府自上而下直接规划和开发实施，一旦失败，则中央政府必然难辞其咎。中央政府在收益很大而成本和付出较小的情况下，批准地方政府上报的区域发展战略将是其最优选择。在清楚地知道中央政府不会给予资金和项目支持的情况下，地方政府仍一再坚持报批规划的主要原因在于报批获得的“国家级”名号是一顶有用的“帽子”，地方政府通过头上的“帽子”可以向众多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发出一个正确的“信号”，吸引资本进而产业聚集，也可以进一步相对名正言顺地向国家相关部委寻求政策支持、向央企寻求项目合作支持、向国有及其各商业银行寻求贷款支持、向各种外资及省外资本寻求便利招商引资支持等。这显然是一个中央和地方共赢的博弈结果，这正是近期几乎所有省份都在积极向中央报批区域发展规划，而且也相对容易得到批复的逻辑^⑦。这种央地互动既能贯彻国家意图，有利于调动地方积极性，又能体现全国“一盘棋”思想，有利于从实际出发，对不同地区进行分类指导^⑧。

二、对地方政府的启示———以自下而上终获认可的滨海新区为例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区域发展战略由南到北、由东到西依次推进。作为中国经济第一增长极的深圳和第二增长极的浦东新区都取得了较大的发展，深圳由一个边陲的小渔村完成了向国际化大都市华丽转身的过程，而浦东新区更是立意成为全国乃至世界的经济、金融、贸易、航运中心。2006年国发20号文件的公布，标志着天津滨海新区正式上升为国家发展战略，成为深圳和浦东之后的中国经济增长第三极，但不同于更多属于自上而下发展战略的深圳特区和浦东新区，如果说是历史选择了深圳特区和浦东新区，那么对于滨海新区来说，更多属于自下而上的发展战略，是机遇垂青了有准备的滨海新区。自下而上的发展战略，主要是地方政府根据区域自身的实际情况和比较优势，采取渐进式的改革和发展战略，因而面临更多的困难和压力，需要更大的胆略和勇气以及更高的技巧。

20世纪8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战略的实行，使得以广州和深圳等为代表的南部沿海地区率先取得了发展，并日益成为带动整个珠三角地区经济发展的增长极。90年代浦东新区开发开放又使得以上海为中心的长三角地区发展进入了快车道，相对于珠三角和长三角地区经济的迅猛发展，具有人才优势、智力优势、资源优势、港口优势的环渤海地区发展却较为迟缓，迫切需要一个“引爆点”来带动整个区域的快速发展。而作为当时传统老工业基地的天津，在区位、港口、人才、产业基础、交通、土地资源等方面都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天津也因此多次向国家积极建议，试图把滨海新区从单纯的天津层面上升为国家层面。经过综合考虑，国家终于在2006年把滨海新区开发开放纳入国家总体发展。如果没有当年天津市“三五八十”重大决策的提出，如果没有天津人民十多年的汗水和心血，今天的滨海新区也不会成为国家总体发展战略中的一步棋，所以说机遇垂青了有准备的滨海新区。

在中国当前现实背景下，深刻理解国家区域发展战略的演变以及蕴藏的政策含义对于已经成为和立志成为所谓国家发展战略的各个省份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近些年来，特别是自2006年滨海新区纳入国家总体发展战略以来，天津经济迎来了跨越式发展，在金融危机时期，国内其他省市发展相对延缓的大背景下，天津经济依然保持了快速发展的势头，连续4年经济增长率保持了16%以上，在国内省市中处于绝对领先地位。而滨海新区的发展更是令人瞩目，近五年来以平均超过22%的增速遥遥领先于国内其他地区。在后金融危机时期，天津很好地领会中央的发展战略和意图，并善于结合和利用自身优势，创新发展思路，在经济快速增长中形成的一些经验，特别是在自上而下终获认可的滨海新区开发开放中的一些好思路和做法值得其他区域学习和借鉴。

(一)地方主动，积极利用外部资源在发展思路上，地方政府必须由被动地等、靠、要向主动的急、争、抢转变。如前所述，后金融危机时期，国家虽然批复了众多所谓的国家发展战略，但几乎都不给予传统的资金和项目支持，而只是允许其进行“先行先试”，即便是这种“先行先试”资格的获得也需要经历一个过程:国家及相关部委会要求地方政府首先提出一个科学和细致的方案，然后地方政府再向中央政府及其有关部门申请和报批，并在积极主动地发展地方经济的努力中等待批复，即使报批成功，获得的其实也只是“先行先试”的资格。这个“游戏规划”是在中央主导下建立的。因此，在这种中央和地方理性博弈的大背景下，众多战略规划获批的省份其发展的快慢关键在于地方政府的努力和进取，而非过去那样依赖中央的被动等待，各个获批战略中的“先行先试”更多地是考验地方政府的聪明智慧，如果利用不当，“先行先试”可能一文不值，如果利用得当，将价值亿金。在这方面，作为天津金融业创新重要组成部分的融资租赁业的发展为我们做了一个很好的说明。据统计，截至2011年底，天津市吸引各类融资租赁公司近60家，约占全国融资租赁企业总数的五分之一，融资租赁合同余额约为2300亿元，占全国的四分之一，超过北京、上海、深圳等传统的金融发展较快城市。天津融资租赁产业快速发展的思路有如下所示。

第一，天津市委市政府正确分析中国融资租赁市场巨大的需求和落后的供给方式间的不匹配特征，积极利用滨海新区纳入国家总体发展战略的契机，主动争取国家相关部委支持，银监会《关于金融租赁公司在境内保税地区开展融资租赁业务有关问题的通知》、海关总署和国家税务总局《天津市开展融资租赁创博出口退税试点》的相继出台，为天津融资租赁奠定了良好的制度环境。

第二，天津在政策吸引、市场培育等方面做了很多前瞻性工作。为了吸引融资租赁企业入驻，东疆保税港区管委会特别设立了金融与租赁服务办公室，以保姆式服务、专家式参与、捆绑式合作来积极吸引国内外知名融资租赁公司落户滨海。另外，积极和中国国际商会租赁委员会等中介组织沟通和联系，共同推动融资租赁产业的发展。同时，天津注重把融资租赁特征与自身优势结合起来，注重与实体产业相互融合发展，以达到互补、互促的作用，大项目、好项目正是天津经济发展的特色和优势所在，因此天津市融资租赁的重点放在飞机、远洋运输船、大型生产设备和装备机械等需要高度资金投入的产业上以及游艇、公务机、珠宝等奢侈品行业的融资租赁业务上。

第三，在地方政府层面，天津市相继制定了天津滨海新区融资租赁三年发展规划(2011－2013)》，同时在制度保障上进行了积极探索，相继发布了《关于促进租赁业发展的意见》、《关于做好融资租赁登记和查询工作的通知》、《关于审理融资租赁物权属争议案件的指导意见》，推动了我国融资租赁登记制度的逐步完善。

第四，滨海新区政府着力打通融资租赁发展的各种相关限制要素，同时集聚和提升其融资发展水平和智力支撑，以进一步提升天津在融资租赁上的竞争力。如滨海新区政府与中国国际商会进行战略合作成立中国国际商会租赁委员会，定期举办全国性的专业会议，定期编辑出版《中国融资租赁业发展报告》，建设全国租赁业信息交流平台“中国租赁联盟网”，与天津商业合作，成立中国融资租赁研究与教育中心”等。

天津地方政府由被动等待向主动出击转化，同时通过一个政策、项目和企业的带动，结合自身的发展阶段和特征以及外部环境的变化趋势，更好地发挥地方政府有形之手的作用，积极利用各种外部资源，打造完整的产业链条，这些都是天津很好地领会和利用“先行先试”在金融创新发展中的一个生动实践。

(二)规划先行，统一谋划城市是一个巨大复杂的系统，是由多种要素构成的动态综合体。

一个好的城市规划要能够预见、安排和管理城市的土地利用和各项建设活动，要能够有效地引导城市合理发展。从某种程度上看，规划是生产力，好规划是竞争力，差规划则是阻碍力。好的规划能够最大限度地利用各种资源，城市系统内各部分形成良性互动，促进地区经济社会的良性发展；而坏的规划则导致一个地区经济社会的畸形发展，造成重复建设、区内发展不平衡等问题。

因此，天津高度重视和强调通过规划来达到优化产业布局和促进、协调产业发展的目的，为了更好地实现国家对滨海新区中国经济增长第三极的定位，天津市委市政府首先对天津市空间发展战略进行了调整，由之前的一主一副调整为双城双港、相向拓展、一轴两带、南北生态。为了有效协调中心城区、滨海新区的分工和协作关系，规划又进一步提出中心城区实施“一主两副、沿河拓展”的空间布局，滨海新区实施“东海港、南重化、西高新、北生态、中服务”为导向的“一核心、两轴带、三组团”的总体空间布局。规划的调整为天津市各区县协调和有序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

就我国的地区和城市规划而言，往往存在侧重于不同方面的规划，而规划的具体制定者分属不同的部门，进而导致不同规划间存在不协调甚至冲突的情况。这样，即使单个规划看起来很好，一旦多个相互冲突的规划一起实施，各自为政，其最终的合力可能得到不如意的结果甚至是坏的结果，给一个地区或城市的发展带来不可估量的损失。比如城市规划往往停留于形体设计，忽视社会问题，缺乏对区域－城市系统运作机制的把握，难以形成有生机、有活力的城市空间。与此同时，主要关注社会问题和经济发展的五年规划往往受到城市空间等问题的制约。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和城市总体规划与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如果不能统一整合和对接，那产生冲突是必然的。因此有必要在编制规划时统一部署，综合考虑城市发展过程中的各种因素。在这方面，可以借鉴天津规划的“大干150天”的经验，即所有涉及相关人员统一安排和谋划，集中在一起系统化办公，统一部署、协调工作，防止出现各自为政、规划相互冲突的现象，真正实现“三规合一”。

(三)创新开发模式，强力执行任何一个出色的规划要转化为现实竞争力必须有强大的执行能力来推动，获批的众多区域发展战略可能都有着非常高的定位，甚至花费亿金邀请国内外著名专家进行了雄伟的规划设计，但我们却时常发现实践中不少地区在出台规划之后执行问题成了老大难，执行能力的滞后使这些地区的建设处于低水平，这是应当警惕的。通过研究我们认为滨海新区的强力执行经验也许可以供国内其他类似地区借鉴。滨海新区当初在对规划后的重点部署进行具体执行时，提出了“十大战役”的发展模式，其先后顺序确立由工作重点及轻重缓急来划分，比如经过整体利益考虑和战略调整，把优先发展南港工业区和临港工业区放在了首位，而不是先前确定的优先发展滨海新区核心区，这样使得新区政府能够集中优势力量投向最迫切需要完成的任务。在具体的执行形态上，滨海新区特别创造了适应攻坚时期、加快新区开发建设的“战时体制”，即“指挥部+管委会+开发实体”三位一体的全新执行模式。其中指挥部为最高指挥机构，是“十大战役”的指挥中心；管委会是行政管理机构，负责各项审批、招商引资和后勤保障；而开发实体由国有控股集团组成，负责前线开发建设。从具体组织成员上看，指挥部的领导由新区政府行政领导挂帅，所属成员则由各职能部门如发改委、财政局、各个功能区管委会等的分管领导担任；同时，指挥部内设综合部、规划建设部、财务审计部、招商部，形成了完整统一、职责清晰、专业高效的指挥系统。

同时，有效整合所辖各级行政资源，最大限度地为入驻企业做好保姆式服务。在一个新园区的开发初期，市场之“手”有些力不从心，通过管委会作为执行主体，以下属有实力国有企业作为开发主体，先行进行基础设施与融资等生产性服务以及入驻企业员工的住房和社会管理等社会服务，可以使入驻企业集中精力充分发挥自己的专长。在园区发展成熟并形成对于外部资金和项目的“吸附”能力之后，政府之手退出，由市场之手进行调节，进而完成由“启动器”到“吸附器”的转变。这样一种集中决策、多级联动、各司其职的开发模式，在现有的体制框架和滨海新区当前发展阶段情况下，显示出了高效性，为滨海新区开发开放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三、主要结论和进一步的讨论

后金融危机时期，外部环境的变化使得中国(主要是东部地区)传统的外需拉动模式难以为继，迫切需要一系列政策来应对外部环境变化带来的挑战，国家的区域发展战略也随之发生了相应的改变。

在驱动方式上，日益由过去的“单极驱动”转向“多极增长”，这既是中国区域经济发展阶段使然，也是中国经济未来可持续发展的优势和潜力所在，而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只不过提前了这一进程。国家批复的众多所谓的国家发展战略的政策效应却呈现日益下降趋势^⑨。

在开发模式上，日益由之前的以单个项目开发为主的硬开发转向以培育和强调地方可持续发展能力的软硬结合的综合开发，地方政府现在是要硬更要软，综合开发模式的成功与否不单取决于中央政府的项目支持或是政策支持，而在更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央政府的软硬支持和地方政府能够发挥聪明才智之间的良性互动。

在批复主动权上，以更多中央主动转向更多地方政府主动要求发起，而后中央根据总体战略以及地方实际进行批复。更重要的是，中央不给过去的“真金白银”，而只是允许地方政府在某些方面“先行先试”，这更考验地方政府的努力和智慧。

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博弈规则把更多主动权交给了地方政府，但是在中国当前发展阶段，任何改革或所谓的“先行先试”都是对传统规则的一个改变或创新，那么如何处理和平衡好地方政府的“先行先试”与国家统一的法律法规以及行政规范之间的关系，就成为了“先行先试”能否走向深入的一个重要保证。另外，就当前阶段而言，获批战略的地方政府都很有积极性，但是一些国家部委则相对缺少积极性，如果国家相关部门没有在立法方面或顶层设计上有大的创新和动作，那么地方政府的所谓“先行先试”的各种改革也会呈现小打小闹的碎片化倾向，更深入和更系统地自下而上将很难走通。如果说改革开放初期的改革只是需要勇气的话，那么现在的改革不单需要勇气，需要智慧，更需要打破各种利益集团束缚的决心。

注释：

①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海南等10省市，中部地区包括山西、安徽、河南、湖北、湖南、江西等6省份、东北地区包括辽宁、吉林、黑龙江等3省份，其余地区为西部地区，加权平均的GDP增长率是指各年各省的GDP增长率分别与该省在所在区域GDP中所占份额乘积后的加总值。

②薄文广、安虎森:《中国被分割的区域经济运行空间———基于区际增长溢出效应差异性的研究》，《财经研究》2010年第3期。

③相关战略的名称和内容主要来自于国家发改委(http://www．sdpc．gov．cn)及有关省市发改委的网站。

④林小昭:《各省公布GDP中西部现“金砖四省区”》，《第一财经网》2011年2月16日。

⑤陈耀:《国家级区域规划与区域经济新格局》，《中国发展观察》2010年第3期。

⑥这10条政策主要涉及新增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税收减免、允许外资开办第三产业和开设外资银行、建立上海证券交易所、提供出入境便利等方面。

⑦薄文广、谭鑫:《滨海新区和浦东新区对比研究———兼谈对江西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发展的借鉴》，《江西社会科学》2012年第5期。

⑧范恒山:《充分发挥区域政策作用，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宏观经济管理》2010年第5期。

⑨陈秀山、董继红、张帆:《“十二五”期间我国区域发展格局的新走向》，《山东经济》2011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