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1.生态城市理念的内涵与界定

城市的盲目扩张带来了交通拥堵、城市居住环境恶化等城市病，探寻更加宜居、高效、可持续的城市发展模式逐渐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生态城市的理念也应用而生。20世纪70年代，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了生态城市的定义，广义是以生态学原理为指导的新型社会关系和新的文化观，狭义则指在生态学原理指导下，构架高效、和谐、健康、可持续的人类聚居环境。美国生态建筑学家理查德·瑞杰斯特认为生态城市是在生态方面更加健康的城市，包含人与自然健康和谐、活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等内涵^［1］。美国学者罗斯兰德门认为，生态城市应当包含城市的可持续发展、优良的技术、健康的社区，社会的生态化以及土著人世界观等方面^［2］。我国学者对生态城市的理念也进行了探讨，马世骏和王如松认为，城市是经济—社会—自然的复合生态系统^［3］，生态城市应当遵循人类生态学的满意原则、经济生态学的高效原则、自然生态学的和谐原则、生态系统持续运行的持续原则等^［4］。黄光宇和陈勇认为，生态城市是经济高效、生态良性循环、居民满意，经济、社会、生态协调可持续发展的人类“住所”^［5］。黄肇义和杨东援认为生态城市是基于生态学原则建立的经济高效、社会和谐、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复合系统^［6］。仁倩岚认为生态城市是现代城市建设的高级阶段，具备社会生态化、经济生态化、自然生态化等特点^［7］。现有对生态城市的界定，都包含宜居舒适的居住条件、安定和谐的社会环境、绿色低碳的经济发展模式、高效便捷的城市交通以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五个方面的内容，生态城市建设的目标和行动也都从经济发展、生态环境、城市交通、居住条件和社会交流五个方面展开。

2.现有的生态城市建设目标及评价体系

生态城市的评价指标体系是生态城市建设目标的具体化，是推进生态城市理念向生态城市建设的实践转化的关键环节。随着生态城市理念的推广，国内外产生了一系列生态城市的评价指标体系。阿联酋的Estidama指数侧重城市的宜居性评价，通过认证机制引导开发商在住宅建设中遵循宜居和可持续的原则；西雅图的“Sustainable Seattle”从加强社会联系、提升环境质量、增加经济机会和安全性，以及共享社会资源四个方面设定了生态城市建设目标，强调反映公众的诉求以及媒体关注的热点；“City of Opportunity”对影响城市商业发展的因素进行评价，重点评估城市的经济竞争力、开放性和商业性；LEED侧重对绿色建筑的评价，从社区的选址、社区规划设计、绿色基础设施等方面构建评价认证体系，通过对城市建设项目的认证，推动绿色建筑理念的应用。我国于2007年出台了《生态县、生态市、生态省建设指标(修订稿)》，建设指标更强调行政区尺度的评价，对城市规划和建设的指导性较弱。张伟等(2014)以生态城市的地域划分结果为基础，运用组合式动态评价法构建生态城市指标体系，充分考虑了城市的区域差异性^［8］；王云等从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经济持续和社会和谐四个方面构建低碳生态城市的评价指标，为城市的控制性详细规划提供了增补指标^［9］；王伟认为生态城市建设侧重规划和施工阶段，应构建生态城市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发挥生态城市评价指标引导生态城市建设的作用^［10］。现有的生态城市目标和评价体系多从城市的经济、环境、交通和社会方面设定建设目标，普遍强调评价指标的科学性、代表性、可量化和可比性原则，但与国外的评价指标体系相比，对指标的操作性和政策导向性，以及公众参与性方面的强调较少。

3.国内外生态城市建设的举措

生态城市理念诞生以来，各国广泛开展生态城市建设的实践，其中德国的弗莱堡和瑞典的马尔默曾作为生态城市的典型案例参加过世界博览会，丹麦的哥本哈根、巴西的库里蒂巴、美国的伯克利、西雅图、萨克拉门托以及澳大利亚的布里斯班等都是生态城市建设的先行者。荷兰哥本哈根重视公共交通系统与城市土地开发的空间协调，成立专门的联合管理机构负责公共交通线路的运行和临近土地的开发，哥本哈根还将自行车交通设施作为城市交通的重要组成部分，设置自行车专用的路口等候区(Bicycle box)、自行车智能交通信号系统(Green wave)等交通设施，并规划建设自行车高速道路；美国西雅图和萨克拉门托以城市的宜居性作为生态城市建设的重点，对住房需求调查、保障性住房申请信息动态管理、住房空间信息系统等保障性住房的配套政策进行了探索；澳大利亚的布里斯班在城市街区改造中引入预防犯罪的环境设计(CPTED)，在优化城市景观的同时提升社会的安全性。我国自提出“生态市建设指标”以来，已经有超过90%的地级市将“低碳生态城市”作为建设目标^［11］，深圳和天津将绿色交通、绿色社区和绿色建筑作为生态城市建设的重点，并建立了生态城市评价体系；北京的延庆和密云、河北保定和山东德州将新能源开发利用、生态修复工程作为生态城市建设的重要突破口；长沙和东莞则通过建设生态城市先导区和生态园区探索生态城市建设路径^［11］。蒋艳灵和刘春腊认为目前对生态城市的研究与规划大多侧重人居环境方面，倾向于后工业化阶段的城市发展定位，与目前总体的发展阶段有所脱节。从借鉴过往案例与经验来看，人居环境优化为主要内容的居多^［12］。总体来看我国生态城市的建设目标多用于指导行政区的发展，对城市发展的特殊性体现不足，而生态城市建设的实践则更侧重城市规划和人居环境建设，对城市发展的路径考虑较少，生态城市建设目标与实践缺乏相互衔接和互动。

二、我国生态城市建设存在的问题

从目前生态城市建设的目标和实践来看，我国生态城市建设对城市经济生态化转型考虑较少，公众参与、绿色出行、保障性住房和社会交流等方面的问题较为突出。

1.经济生态化转型与城市规划和开发不同步生态城市不仅是生态环境良好的城市，更是经济增长方式绿色低碳的城市，城市的规划和建设应与当地产业发展水平相适应。与经济生态化转型相比，城市开发建设周期短、经济拉动成效明显，且风险较低，往往作为生态城市建设的优先任务，导致目前生态城市建设的实践侧重城市开发和人居环境建设，多以城区改造、景观绿化为主。现实中的经济生态化转型则大多停留在规划层面，转型内生动力不足，转型路线不明确，滞后于城市的开发与建设。

2.环境建设和资源节约的参与主体单一生态环境建设需要长期投资、维护和运行需要持续的投入，仅仅靠政府投资的建设模式难以持续，生态环境项目的管护也因其较强的专业性，需要企业和科研机构的参与。现有生态城市建设多沿袭以政府主导的推进模式，城市居民和其他经济主体的参与度不高，导致政府承担了巨大财政负担和运行成本，并出现了运营低效和管护不到位等问题。同时，城市居民受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知识的限制，难以发挥其在垃圾分类、节水节能等方面的作用，反而增加了技术的推广难度和污染物处理的成本。

3.公共交通与城市规划缺乏整合和衔接交通为导向的城市开发能够提升交通系统的效率，减少居民的出行距离。目前城市公共交通系统的改造中多采用建设快速公交系统、增加公共交通线路、提高运行频率等手段提升公共交通运力，更多地强调了公交系统自身建设，而忽视了与其他交通方式以及沿线空间开发的衔接和协调。同时以机动车为主要对象的交通规划系统，没有充分考虑自行车和步行与公共交通的衔接，非机动车出行的安全性和便捷性难以保障，降低了居民绿色出行的意愿。

4.保障性住房的建设和分配制度不完善中低收入人群的居住条件是城市居住条件改善中的重点，也是生态城市建设中的短板。现有城市开发以商品房、写字楼等开发项目为主，保障性住房在区位、交通条件和公共服务配套等方面与商品房相比存在较大差距。生态城市建设中也没有将保障性住房作为单独要素进行规划，缺乏对目标人群住房需求的调研，导致可供选择的保障性住房类型较少，难以满足不同家庭构成和就业特点的人群对住房的需求。目前保障性住房的分配采用的“申请—审批”制度，申请等待时间较长，申请审批流程复杂，难以适应城市人口流动性大、住房需求变动较快的情况。

5.社会交流和公共服务配套重视不足公共空间和休憩娱乐场所直接影响社会交流的活跃程度，相对城市的开发强度和人口密度，现有城市的公共空间和休憩娱乐场所数量严重不足，公园和人行绿道等活动场所大多超过了步行可达的范围，不仅限制了居民的交流，还会增加城市交通系统的压力。生态城市建设中，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的配套与城市开发缺乏统筹和空间优化，难以保证公共服务的公平性和可得性。

三、生态城市建设的目标和实现路径优化的对策

针对上述问题，本文从政策导向性、公众参与性的角度提出生态城市建设目标的优化建议，并借鉴国外生态城市建设的经验，形成基于目标的实现路径优化对策，推动生态城市从理念和目标层面落实到行动和实践层面。

1.以创新驱动和创意产业为重点，推动经济生态化转型

生态城市建设的关键在于经济模式的生态化转型，即从资本、劳动力等要素投入驱动，转向以创新和创意驱动，进而实现城市发展与资源环境消耗脱钩。因此，生态城市的经济发展目标除了追求城市的经济总量和效率外，还应增加对创新能力、创业环境、经济多样性及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评价。创新创业是驱动城市从粗放增长向集约发展转变的主要动力，加入对智力资源和创业孵化环境等创新指标的考核能够反映城市的技术创新基础和条件，以及技术产业化的能力，更加科学评价城市经济的潜力和持续增长能力；经济的多样性能够让城市在产业转型和升级中更具灵活性和主动性，加入对就业集中度等指标的评价能够衡量城市应对经济波动的能力，反映城市经济的稳定性；文化创意产业与个性化、多元化的消费趋势相契合，具有产品附加值高和资源环境消耗低的优势，是城市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主要趋势，而加入对城市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环境的评价，能够反映城市产业结构的绿色化和高端化程度。

生态城市的经济发展应当着眼于动力的转化，通过提升创新创业能力、丰富劳动就业渠道、培育文化创意产业，实现经济的生态化转型。大众创业和万众创新需要有良好的创新政策环境、完善的技术转化机制和创业孵化环境，首先，要建立风险投资和创业投资体系，形成政府、企业多方参与的研发投入机制，为创新和创业提供资金保障；其次，要培育和发展企业管理咨询、创业培训、法律服务等专业孵化企业，为创业者提供金融、法律、猎头和市场营销等服务，减少创业过程中带来的风险；最后，要建立区域间的创新创业协作机制，推动区域间创新资源和创业服务的共建共享，在营造良好创新环境的同时，形成创新创业集聚区。

劳动者技能和就业渠道的多元化能降低城市产业转型的阻力和风险。因此可以通过完善就业服务体系为劳动者提供职业技术和技能培训，帮助其学习新技能，拓展就业渠道，减少因劳动者技术单一而造成的结构性失业；还要加强就业信息和就业指导的服务，提升劳动者的择业能力，帮助其快速适应就业形势的变化。

培育文化创意产业要营造集聚艺术家、创意创业者和消费者的环境，可以通过建设艺术中心、打造创意文化街区为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提供平台和载体，通过支持文化创意组织和协会发展，集聚文化创意产业所需的人才和智力资源，营造良好的文化创意氛围。

2.以公众参与和技术应用为重点，完善生态环境建设机制

城市的生态环境建设需要政府、企业、民众多主体共同参与，除了对城市生态环境的基本状况进行评价外，还要增加城市环境治理政策、公众参与性和自然灾害防控等建设目标。以环境最优治理手段、排污权交易等政策措施为代表的生态环境治理手段已广泛应用于城市的生态环境建设，增加对城市生态环境建设治理政策的评价，能够反映城市生态环境治理的主动性；公众和社会组织也是作为生态环境建设的主体，加入公众参与性和社会组织的评价指标，能够充分体现民众、企业等主体对城市生态环境建设的贡献，引导政府构建多方参与的生态环境建设机制；生态城市的规划和建设应当尊重自然规律，加入对洪峰水量、洪水受灾人口及经济损失等评价指标，能够衡量城市规划和建设的科学性，引导城市依照自然环境特征和生态本底制定发展规划。

城市的生态环境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建立各个主体参与协作的机制，形成建设合力。因此，首先要积极构建由政府、企业、科研机构、民众等共同构成的社会组织，充分整合各方主体的力量，提供更加专业的技术普及服务和管理方案；其次可以组建专业的节能信托基金，提高政府节能基金的使用效率，搭建政府和企业联动的能源产业合作平台；最后，可以积极开展节水教育、举办管理机构公众开放日活动以及节水竞赛等，提高公众节水、节能的积极性和参与度。

城市生态环境建设尤其要重视新技术手段的运用，在规划建设中尊重和顺应自然规律。环境最优治理手段(Environment BMP)、排污权交易、海绵城市等技术手段为城市生态环境建设提供更加有效的解决方案，在城市生态环境建设中要制定鼓励和支持政策，促进新技术的普及和推广；城市规划中要在城市的水文和地质条件、生态系统特征基础上，划定城市的生态空间，通过政府买断、补偿等方式优化城市空间格局。

3.以空间优化和交通设施配套为重点，构建绿色便捷的交通体系

生态城市应当通过发展便捷的公共交通、鼓励非机动车出行、优化城市交通布局等举措，形成更加高效便捷和绿色低碳的城市交通体系。公共交通的便捷性不仅受公交系统本身的效率影响，还与公交线路与居住办公场所的空间分布相关，应加入对公共交通的空间分布评价，更全面地反映城市公共交通的效率；鼓励自行车出行和步行的前提是要有完善的交通设施配套来保证安全性，在评价指标中除了对非机动车比率的评价，还应增加自行车专用道路、专用交通信号系统等交通基础设施的评价。现有评价体系多将停车位作为城市交通条件的正向指标，但免费和便利的停车位实际上降低了开车出行的成本，一定程度上鼓励了开车出行，停车场建设也降低了城市土地的利用效率，应将车均停车位作为负向指标进行评价，促使城市管理者进一步优化停车位的空间布局，降低城市交通拥挤程度。

增加交通线路附近土地的容积率和建筑密度，可以减少居民的通勤距离，增加公共交通的使用率和便捷性。因此，在城市规划中要引导和支持公共交通线路临近土地的高密度开发和商住混合开发；通过税收优惠等政策、灵活的资金扶持政策，引导企业选择距公交线路较近的办公地点；政府也可以对当前和未来交通廊道附近的土地进行战略性收购，促进公共交通与城市规划的衔接。

专用的自行车道路和交通基础设施能够提高自行车出行的安全性、便捷性和舒适度，使自行车出行成为更有吸引力的出行选择。应加快自行车专用的智能交通信号系统、自行车专用道和休息设施建设，提高自行车出行的安全性；在十字路口划定自行车专用的等候通行区，让自行车优先通行；积极举办自行车出行为主题的节庆活动、倡议行动等，运用各类媒体和市场营销手段将自行车出行和步行与时尚健康的生活方式相联系，提升居民绿色出行的积极性。

逐步减少或者限制市中心的停车位，在市中心推行停车位总量限制、累进的停车收费制度等，能增加私家车出行的成本，鼓励市民选择更加绿色的出行方式，进而降低城市中心的车流量。

4.以结构优化和政策配套为重点，加强保障性住房建设

城市中低收入人群的住宅存在空间狭小、设施陈旧以及基础设施落后等问题，是改善城市居住条件的重点和难点。因此，对城市居住条件的建设目标应当以中低收入人群的保障性住房为重点，增加保障性住房选择的多样性、便捷性和申请难度等评价指标。中低收入人群的收入和家庭构成具有较大差异性，同质化的经济适用房并不能满足其多样化需求，增加住房选择多样性指标可以反映经济适用房体系满足目标人群需求的能力；保障性住房的区位和基础设施关系到住户的通勤成本、生活质量等，直接影响着经济适用房的接受程度，便捷的区位也能够便于中低收入人群寻找新的就业机会，有利于促进整个社区的稳定，应将交通线路、市政设施配套等便捷性因素的评价作为评价指标的重要方面；保障性住房的申请周期、申请流程，甚至申请壁垒都会影响其发挥应有的作用，加入申请等待时间和公众的认可度等指标，能够更系统地评价经济适用房建设的成效。

根据目标人群的住房需求信息，有针对性地制定经济适用房建设规划，可以保证经济适用房在面积、区位方面满足中低收入人群的居住需求，通过对中低收入人群的家庭构成、就业情况的调查，能够及时掌握保障性住房的需求信息；制定针对家庭的保障性住房开发政策，通过支持以家庭为主要对象的住宅开发，完善学校、公园等公共服务设施配套，满足中低收入家庭对居住面积和教育设施的需求。

将经济适用房作为重要考虑因素与城市的规划、交通等要素进行衔接，能够提高经济适用房空间分布的合理性和交通便捷性。同时，要将保障性住房作为城市规划的重要要素，应用地理信息系统对经济适用房进行空间分布优化，科学规划保障性住房的开发强度，充分发挥市政基础设施的配套潜能。

保障性住房的申请体系由申请者资格审核、房源匹配等多个环节构成，优化申请机构和申请政策能减少申请难度和所需时间。建立具有预测功能的保障性住房申请者甄别系统，及时掌握潜在申请者的收入水平、变更趋势等信息，实现动态管理。

5.以提升公共服务效率和增进社会交流为重点，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社会的安全性、公平性和社会交流的活跃程度是影响城市吸纳能力和创新能力的重要因素，因此，对社会发展的目标应当集中在公共服务的公平性和可得性、社会交流的活跃程度、社会的安全性等方面。对教育、医疗和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公平性和可得性的评价由于主观性较强，相关的评价指标相对较少，可以从空间分布的角度，引入居住地一定范围内的学校、医院等公共设施的数量等指标进行衡量；社会交流的活跃程度除了受文化和社会氛围的影响之外，也受社交场所的影响和限制，可以将居住地与公共休憩娱乐场所的距离、城市公共绿道的长度等评价指标作为社会交流的评价指标；现有指标体系多用犯罪率等指标衡量城市的安全性，而以环境设计预防犯罪(CPTED)①等为代表的主动犯罪预防手段已经在城市管理中逐步推广，可以通过增加此类指标，多角度评价城市的社会安全状况，提高评价指标的时效性。

优化学校的布局和改善到学校交通条件，能够提升现有教育资源的覆盖面和利用率；社区健康服务项目、社区中小诊所和远程医疗技术可以有效补充医疗资源的不足，利用较少的投入大幅增加医疗服务的供给，满足多样化的医疗需求；社区健康服务项目通过培训医疗服务者，在社区进行基本的诊断，实时更新基础健康信息，从而减少了病人预约问诊的时间和专业医护人员的培养费用。社区诊所能够有效分散初级保健护理和常见的手术治疗，医疗服务人员也可以通过流动医疗车的方式提高医疗服务的覆盖面。可视化通讯技术能够让主治医生通过视频会议等方式与专家交流，减少专家预约和交通时间，提高诊断和治疗的效率。

增加休憩娱乐场所和城市步行街道，能够为居民提供更多的交流场所和机会，可以通过在城市规划中增加刺激和规范娱乐空间建设的要求，制定街道景观指导方案等措施，提升城市的绿道比例；也可以通过政府购买和支付租金的方式，为城市公共休憩空间预留后备土地。

环境设计预防犯罪、犯罪数据库、社区劳教改造等城市安全治理的最新手段已经被国外城市广泛采用。在街道改造中引入CPTED理念，能够在不增加警力的情况下大幅降低犯罪率；在人口密度高的市区运用犯罪数据库技术，通过收集和分析犯罪数据，能够预判犯罪热点、制定犯罪预防策略。社区劳教改造项目把监狱内劳动技能培训与社区劳教改造相结合，使得犯罪分子在家人和社区的帮助下，凭借劳动技能获得合法收入，降低其重复犯罪的几率。

四、结语

当前我国已经广泛开展了生态城市的建设，但无论是建设目标还是实现路径都在探索中，典型和成功的模式较少，还需要通过不断的总结和优化，形成可广泛推广的建设路径。城市是经济、生态、社会多个子系统构成的复杂系统，因此，在生态城市建设的研究和实践中，还要进一步探究城市发展的内生动力，以及生态城市建设各子系统的协调联动机制，提升生态城市建设的系统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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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马世骏，王如松.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J］.生态学报，1984，4(1).

［4］王如松.城市生态学［A］.现代生态学透视［C］.北京:科学出版社，1990.

［5］黄光宇，陈勇.论城市生态化与生态城市［J］.城市环境与生态城市.1999，12(6).

［6］黄肇义，杨东援.国内外生态城市理论研究综述［J］.城市规划，2001(25).

［7］仁倩岚.生态城市:城市可持续发展模式浅议［J］.长沙大学学报，2000，14(2).

［8］张伟，张宏业，王丽娟，等.生态城市建设评价指标体系构建的新方法———组合式动态评价法［J］.生态学报，2014(8).

［9］王云，陈美玲，陈志瑞，等.低碳生态城市控制性详细规划的指标体系构建与分析［J］.城市发展研究，2014(1).

［10］王伟.生态城市评价指标体系及应用研究［J］.西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1(8).

［11］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中国生态城市发展现状与态势［R］.2013－06－25.

［12］蒋艳灵，刘春腊.中国生态城市理论研究现状与实践问题思考［J］.地理研究，2015(12).

注释：

①CPTED是指通过社区的灯光、建筑设计等环境要素的优化，降低犯罪意识，增加社区安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