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提法包含两个含义不同的“结构”。当我们从供给侧去探究中国经济减速原因的时候，会发现最主要、最核心的问题是供给侧效率不高，也可以说是结构扭曲。结构怎样才能够改善呢？结构的改善要通过体制的改善来实现，体制的改善要通过结构性的改革来实现。现在常常把这两个“结构”搞混了。两次出现的“结构”含义不同，前一个“结构”是供给侧的问题，在于结构的扭曲，资源配置的扭曲，是讲的经济结构。后一个“结构”讲的是要进行结构性改革，讲的是体制上的结构。如果把这两个“结构”混在一起，就可能用结构的调整去取代结构的改革。

调结构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有两种不同的途径：一种是通过行政命令来实现，另一种是通过市场交换来实现。我们在过去相当长的时期里，是用第一种办法来解决问题的，但是，实践证明这个方法几乎是无效的，甚至是有反效果的。“三去一降一补”靠行政命令难实现

要实现结构优化，重点任务是“三去一降一补”。而要实现这一点，不管根据理论还是实践经验，都只能主要依靠市场起决定性作用，当然也要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对两者作用要有准确的定位。

“三去一降一补”靠行政命令很难解决。比如用过去的办法，如果要去产能，就是由行政机关确定钢铁要压缩一亿到一亿五千万吨的指标，然后把指标分解到各个部门、各个地区，各个地区再层层向下分解。到最后就会用一些非常简单的办法一刀切，把要求去的产能切掉，但往往切掉的不一定是效率最差的，而且由于每个行政部门都要保护自己的产业，所以在执行过程中会发生扭曲。如果要补短板，就要增进一些效率比较高、供不应求的产业的发展，用行政的办法就是靠政府的财政政策、信贷政策、补贴政策、扶植政策，去发展一些政府所认定应该发展的产业，结果和市场起决定性作用的效果是完全不同的。

要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政府要起的作用不是直接出手去调结构，而是提供公共品；不是直接操控市场干预微观经济，而是为企业、为创业者、创新者提供一个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和法治环境。当然政府需要在一些市场不能起作用的地方发挥作用，比方说用社会保障体系来对下岗职工进行托底，为一些职工提供基本的社会保障等等。总而言之，政府应该提供公共品，而不是直接去调结构。尽快把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制度基础建立起来

如果理论和实践上都表明，要完成结构调整和结构优化的目标，应该主要依靠市场的力量和机制，那我们的问题在于，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体制没有完全建立起来。我们在上个世纪末期宣布已经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框架，但它还存在许多缺陷。

在这种情况下，唯一的出路就是全面深化改革，尽快把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制度基础建立起来，这个制度基础就是十四届三中全会和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中都提到的“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

人们常常以为“结构性改革”这个提法是中国的特殊提法，其实不是这样的。这是长时期以来在市场经济国家通用的说法。我查了一些文件，当一个国家的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建立起来后，可能其中的某些制度架构仍然存在问题，就需要对这些不够完善的、存在缺陷的制度架构进行改革，这种改革就叫“结构性改革”。我们运用了这样一种说法来概括我们要进行的改革，也是完全适用的。六方面改革要抓紧推进

为了实现结构的优化，改变经济增速下行的被动状态，我们需要抓紧进行改革。十八届三中全会确定的改革有336项，直接跟经济有关的大概200多项，还有许多是间接有关的，这中间有轻重缓急。有六个方面的改革特别需要抓紧进行。

1.制定和执行市场准入的负面清单。

十八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简政放权采取了世界通行的做法——制定负面清单。政府布置了两个清单，一个是市场准入的负面清单，一个是政府授权的正面清单。看起来推进政府授权的正面清单可能有困难，负面清单不应该那么困难，因为牵扯到对外经济问题，比如中美投资协定的谈判，也需要制定负面清单，所以这项工作应该抓紧进行。

2.金融改革。

在利率市场化和汇率市场化这两项上，前一时期进行得比较顺利，甚至超出了原来的预期。但仅有这两项还不能保证整个金融改革的成功，比如说金融市场的监管体系，比如说利率的传导机制，都需要其他方面的配合。当前杠杆率这么高，人们在资产负债表出现某种衰退的情况下，不愿意把资金放到流动性比较低的领域，不愿意放到实体经济中去。在这种情况下，加快金融改革有更重要的意义。

5.国有经济改革。

在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里，国有经济改革有一个非常重大的突破，就是由直接管企业转变为管资本。国有经济虽然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例下降了很多，仅占到三分之一左右，但并不能因此就认为国有经济的改革不重要了。国有经济的比重虽然没有绝对优势，但它掌握着最重要的资源，而且它所处的行业在国民经济中具有居高临下的地位，对整个国民经济的运行状况和效率有重大影响。所以，如果国企运用资源的效率不能有所提高，整个国民经济的效率就很难提高。

当前企业杠杆率高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而国有企业的杠杆率尤其高。所以，如果国有经济的效率不能提高，杠杆率不能降低，投资回报不能提高，那么对于整个国民经济都会起到拖后腿的作用。所以，国有经济的改革能不能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向前推进，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

4.抓紧竞争政策的贯彻。

日前，国务院发了一个文件《关于在市场体系建设中建立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的意见》，指出现在市场公平竞争政策贯彻的情况不好，地方保护、区域封锁、行业垄断、企业垄断、违法给予优惠政策或减损市场主体利益、有违公平竞争的现象还十分严重。加上反竞争的传统思维还有很大的影响，竞争在过去传统的经济学里是反面的，而对于市场经济来说，它却是灵魂，没有竞争就不可能发现价格，就不可能实现优胜劣汰。我们生活当中，违反公平竞争的现象时有发生，这就需要对违反公平竞争原则的体制规定和政策规定做出审查和调整。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过去历次的中央文件中都要求保障公平竞争的环境，但却存在着许许多多违反公平竞争原则的现象，这些承诺实际上很难落实。所以，如何贯彻竞争政策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改革任务。

5.自贸区的试验。

自贸区已经推广到好几个地区了，但试验的进度看来并不很顺利。自贸区的意义在于营造一个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能够适应贸易和投资规则的进一步提高，这是一个世界性的趋势。这个试验不但在对外经济关系上有意义，而且直接影响到国内“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的建立。所以，自贸区试验应该加快进行，特别要防止把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的试验变回过去的税收优惠、政策优惠的老做法上去。

6.建设法治国家。

一个良好的市场体系一定要建立在法治的基础之上。自从党的十五大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以来，这方面有所进展，但是离一个良好的市场体系的要求还有很大的距离。十八届四中全会特别做出了依法治国的决定，但现在看来进展仍然不快，如果这方面进展不快，那么市场竞争体系就缺乏一个规则的基础。所以，这个问题还必须要抓紧，要加快。必须尽快消除改革障碍

以上六方面的改革，不能只是提任务，喊口号，而要抓紧推行。同时，还要思考改革为什么会发生思想上的摇摆，步骤上的迟缓，要针对这些因素采取措施。怎么才能真刀真枪地推进改革？我觉得需要在以下三个方面取得突破。

第一是思想认识上，必须要形成共识。

拿国企改革为例，包括我自己在内的许多人都觉得国企改革进展得太慢。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是由管企业为主转向管资本为主，设立若干资本经营公司作为国企的投资主体，政府的管理机构对所有企业一视同仁。但这个问题有不同的认识，有人就认为管人、管事、管资产还是非常重要的，这种情况之下，作为现代公司制度的核心——公司治理怎么能够建立起来呢？所以，首先要在认识上取得共识，这是迈开步子往前走的一个前提条件。

第二是要落实责任主体。

就是要把改革的主体责任落实到位。以竞争政策审查为例，国务院发布了挺好的意见，而且决定要从7月1日起实施。但是仔细读这个文件，仍然可以发现它有不足的地方，比如审查是以自我审查为主，而没有规定社会监督和上级监督怎么进行。文件里讲到了要把自我审查和社会监督结合起来，但是只说了自我审查，社会监督怎么做，由谁来负责，比如要投诉某一个政策规定不符合竞争政策，那么谁来接受投诉？不知道。

第三是要拧紧责任螺丝。

要完善督办、督察和责任追查工作机制，要落实到人员的任免上，要形成一种改革者上、不改革者下的用人导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