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到2020年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但是在老区、山区、民族地区和移民库区仍然有大量的贫困人口。随着扶贫政策的边际成本不断上升以及边际效益的不断递减，这些地区的脱贫工作变得愈发艰难。特别是在库区，由于历史、自然和政策等原因，贫困问题表现的尤为突出(石智雷等，2013；赵旭等，2018)。不仅是库区移民，库区周边的留滞农户也同样容易陷入贫困之中(肖建中，2011)。有研究表明，2007年三峡库区农村的总样本贫困发生率为28.09%，并且伴随着严重的收入分化现象(杨云彦等，2008)； 2007—2013年三峡库区21个县区的数据显示:不管是城镇居民还是农户，其人均年收入都远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刘玥等，2017)； 2014年，三峡库区农村人口中仍有175.94万人处于贫困状态(李文静等，2017)。对于库区的贫困状况，国务院颁发的《关于开展对三峡工程库区移民工作对口支援的通知》和《长江三峡工程建设移民条例》为三峡库区的经济发展提供了多项支持。其中，2008—2012年，全国对口支援三峡库区工作为三峡库区引进资金共计1049亿元；截至2016年9月底，全国对口支援合作共为三峡库区引入经济建设类资金超过1800亿元。三峡库区在经过多轮扶贫之后，居民的经济状况虽然得到了一定的改善，但依然有较大的贫困人口基数。

三峡库区是长江中下游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生态屏障地区，既是重要的水源区，也是历史上地质灾害的多发地区，属于中国典型的生态脆弱区(赵万民等，2013)。库区生态环境的安全不仅关系到库区居民的切身利益和当地的社会发展，而且关系到中下游地区的水质环境。在三峡水库形成之前，库区的生态系统已经受到相当程度的胁迫(马骏等，2015)； 三峡水库建成运行后，库区污水排放量由大江截流前的2.6 亿吨增长到2016年的13.5 亿吨(冯琳等，2018)，加之水流速度变缓，自净能力减弱，库区的生态环境面临着巨大的压力，这也对水库的周边环境提出了更高要求。针对三峡库区的特殊性，2004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加强三峡工程建设期三峡水库管理的通知》，经过十余年的综合整治，三峡库区的生态环境已有明显改善。但受人口密度大、人地矛盾尖锐的影响，库区居民在消落带粗放式的耕作、农业生产中化肥农药的大量使用、及农村生活垃圾随意处置给库区生态环境造成了极其不利的影响(肖新成等，2013；姜世伟等，2017)。由此可见，库区的环境仍面临着多重挑战。

库区长期以来一直面临着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悖论，三峡库区作为贫困地区面临着巨大的脱贫压力，库区作为水源区又亟需生态环境保护，这种内在的摆脱贫困的强烈要求与外在的环境保护的强大压力交织在一起，使得库区居民在面对生存和发展时往往处于两难境地。在中国，贫困地区和生态保护区具有高度的重合性(吴乐等，2018)，人们也并不是总能处理好生态环境与经济发展的关系(黄祖辉等，2017)。一般来说，越贫困的地区，其对自然资源与环境的依存度越高。即便是未来的治理成本高于当前的收益，多数贫困地区在实现经济增长的过程中也都选择牺牲环境(厉以宁，1991)。国务院发布的《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决定》中就曾强调要“坚持扶贫开发与生态保护并重”，但仍有数据显示:2007—2013年，三峡库区76%的区县社会经济发展均以超速的生态破坏为代价(刘玥，2017)。因此，探讨库区的环境保护问题，对于备受脱贫和环保双重压力困扰的库区居民而言尤为紧迫和重要。那么，库区的生态环境与居民的经济状况如何?经济状况会影响库区居民的环保意识及行为吗?又是如何影响的?厘清这些问题对于库区和其他面临脱贫和环保悖论的贫困地区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二、理论分析与文献回顾

(一)库区环境作为公共物品:理论分析

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之间的悖论实际上是公共物品和私人物品之间竞争的博弈。环境就其本身固有的属性来说，是一种公共物品，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每个主体都会为了自身效用的最大化而任意无偿使用，并将这种“搭便车”行为所产生的成本和代价转嫁给他人和社会；同时环境保护一旦被提供，又具有极强的正外部性，每一个人都可以等量的享用良好的环境。而个人的经济发展———脱贫就其属性而言，是一种私人物品，具有明显的竞争性和排他性。所以，当人们经济状况比较差时，往往更偏重于追求自身利益，也就容易出现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而损害公共利益的行为。比如:库区“冬蓄夏排”的反季节周期性淹没特征使得库区两岸形成了垂直落差约30m，面积达349km2的消雨带(牛志明等，1998)，大面积的消雨带为库区居民提供了可乘之机。受人多地少因素的制约，为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抢种消雨带、频繁的耕作和不合理施肥的现象屡屡发生。特别是当人们面临生计问题时，这种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来换取个人利益的行为更是比比皆是。但是，当人们的经济状况较好时，对良好环境的需求也会随之增加，人们就会主动的做出保护环境的行为，以期从美好的环境中获得自身最优的效用。

(二)贫困与环境:文献回顾

基于贫困和环境之间的相关研究已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不管是“贫困陷阱”、“环境库兹涅茨曲线”还是厉以宁(1991)提出的“低收入—生态破坏—低收入”循环，都表明环境与经济发展之间存在一定的关系，即当收入水平较低时，人们为了获得更高的收入宁愿牺牲环境；只有当收入水平较高时，人们对环境污染的容忍程度才会下降(杜雯翠，2013)。有研究表明:随着人均年收入的提高，中国整体上环境污染程度趋于好转(郑效晨等，2012)，但收入差距的拉大却不利于环境污染的降低( Bouvier，2014；盛鹏飞，2017)。以往研究发现，绝对收入与居民环保意识和行为是正相关的，收入越高的人环保意识及行为越强( Hadler，2001；洪大用等，2011)； 也有研究认为二者呈负相关关系( Gelissen，2007)； 还有研究表明绝对收入只对农村居民的环境意识有影响，而城市居民的环境意识与绝对收入之间没有直接的联系(聂伟，2014)) 。近期，也有学者从相对收入角度来分析人们环保意识，通过实证数据得出:相对收入与居民环境意识显著正相关，并且其影响程度超过绝对收入(李卫兵等，2017)。

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北调研时曾指出:“知”和“行”是相辅相成的，只有把道理真正弄懂了，行动才能自觉持久；只有行动上落实了，对道理的领悟才能更深入。其实环保意识和环保行为的关系实际上也是“知”与“行”的关系，环保意识会影响环保行为，环保行为的累积反过来也会深化居民的环保意识。而关于环保意识和行为的早期研究是把两者相提并论的( Blocker 等，1997； Barkan，2004)，人们普遍预期认为环保意识较强的人具有较多的环境保护行为(焦开山，2014)，环保意识水平较高的居民其行为也更符合绿色化的特征( Dienes，2015)。然而，Stern(2000)指出在发展中国家，还需要进一步深化对环境意识和行为的调查研究。在中国，人们更倾向于表达保护环境的意愿，而实际行动却往往不尽人意( Harris，2008)。因为个人的态度、意图和行为之间是存在明显区别的，积极的意识到积极行为的转化会受到众多因素的影响(王凤，2008；刘文兴等，2017)。特别是对于身处两难境地的库区居民而言，由于贫困剥夺了穷人对外界压力和刺激做出反应并采取行动的能力(吴玉萍等，2010)，所以库区居民环保意识到行为的转化还需要进一步分析。

综上所述，目前研究多是从绝对收入、相对收入以及收入差距入手，来分析经济状况对居民的意识或者行为的影响，本文认为这是远远不够的。还应该从意识和行为的非天然统一性出发，来分析经济状况对环保意识和行为影响的差异问题，特别是对于处在脱贫和环保双重压力下的库区居民这一特殊群体还缺乏相关的实证研究。只有对库区居民的环保意识和行为进行深入的探讨，才能更好的识别经济状况不同的群体在环境和发展上的选择差异。

三、数据来源、变量选取及方法

(一)数据来源

本文采用的数据来源于重庆工商大学2017年7月在万州三峡库区开展的入户问卷调查，调研样本的受访者搬迁时间多集中于1997—2006年。本次抽样方法采取两阶段抽样，具体操作:第一，确定调研对象所在区域，以行政区域为单位进行界别，即确定行政区域总量和区域内部所属的家庭数量，确定第一阶段抽取的样本量以及抽样比例K；第二，确定第二阶段所抽取的样本量以及抽样比例k，最后得到本次调研的样本总量。

本次调研共发放问卷377份(包括预调研60份问卷)，采取入户调查方式，对随机抽取的样本(每一户家庭)逐一进行调查，问卷回收率100%，本文数据分析主要以正式调研的317份样本为主。由于调研时间及调研成本的限制，实际被调查的乡镇有12个，每一个乡镇调查一个村子，样本基本情况如表1所示。根据样本的调查结果总结出受访者一些基本特征:其中移民家庭304户，占样本总量的96%；非移民家庭13户，约占样本量的4%；受访者平均年龄约为57.5 岁，男性占53.3%，女性约占46.7%；受访者多是初中学历，其次是小学文化程度；男性是初中文化程度占比较大，约占42%；女性多是初中和小学文化程度，分别占比39.2%和38.5%；受访者非农户口人数较多，约占59%。

(二)变量选取

基于研究的可操作性和简练性，本次研究选取了2大类共7个自变量，具体包括库区居民的经济状况和人口统计特征；因变量选择了库区居民环保意识及行为。其变量定义与统计性描述详见表2。

考虑到环保行为是一个多维变量，而被调查者在回答问题时会顾虑面子问题，所以本文将在环保行为选择时回答“总是”的群体定义为有好的环保行为，在统计分析时将其赋值为“1”，而将选择“从不、偶尔、经常”赋值为“0”。

因变量。本文的因变量包括两类:一是环保行为。Stern 等(1999)结合心理学上的价值理论，在公众环保行为的研究中将个体环境价值观分为生态价值观、利他价值观和利己价值观。根据该观点，结合库区环境的特殊性和问卷调查数据，本文选取的库区居民环保行为也包括3个层次:生态行为———“与自己的亲戚朋友讨论当地的环境污染问题”、利他行为———“生活垃圾放在固定的回收地点”、利己行为———“购买东西会注意产品的环保性能(如带有绿色标志等)”，均是二分类变量；二是环保意识，包括是否认为“过量使用化肥农药会导致环境破坏”是正确的、是否认为“在消落带进行耕种会造成水土流失和水污染”是正确的、是否认为“单一品种的树林更容易导致病虫害”是正确的3种，也均是二分类变量。

2.关键变量。如何测量水库移民的经济状况呢?本文认为这是一个相对概念，包括主观评价和客观评价。根据社会比较理论，个体在评价自身效用时，通常会将自己的实际状况和他人或者整个社会的平均状态进行比较( Garcia 等，2006)，特别是在农村社区的“熟人社会”中，农户在决定自己的行为之前会习惯的跟其他农户进行比较(贺雪峰，2011)，以自己所处的位置来衡量自身经济状况的好坏。因为经济状况感知刻画了库区居民的主观经济状况，本文问卷中将其操作化为两个指标:“您家收入与邻居比处于什么水平?”、“当前您的社会地位是哪种情况?”；答案为:“1= 较低；2 =中间位置，3=较高”。而家庭人均年收入是一个家庭当期经济状况的反应，家庭的人均住房面积是一个家庭过去一个长期时间段内生活水平的体现，只有在一个时间段内家庭的生活水平维持在一个层面之上，其才有可能考虑改善住房条件、提高人均住房面积(石智雷等，2013)，因此本文采取家庭人均年收入和人均住房面积来衡量库区居民的客观经济状况。

3.控制变量。Gamba 等(1994)指出，接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一般会拥有较高的收入，因此也更加关注环境；同时教育承载着价值观的社会化功能，它可以提升人们的环保意识，从而使人们在环保行为中也更为积极(王玉君等，2016)； 实证研究也发现，教育在全球范围内都是预测各种环保行为的重要指标(Xiao，2014)，因此，本文在分析中也引入受教育水平这一变量。不仅是受教育水平，性别、年龄也会对人们的环保行为产生影响，有研究表明:年轻人比老年人更关注环境质量(余威震等，2017)； 相对于男性，女性对环境更为关注(Liere，1980)，也更容易大量参与保护环境的行为和政策及建议中(Steel，1996)，因此，本文也引入了这些控制变量。

四、库区居民环保意识和行为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分析

随着国家对库区的各项政策的倾斜以及扶贫力度的加大，库区居民整体的经济状况得到了很大的改善，但库区居民之间却表现出明显的差异。在所调查的库区居民中，根据主观经济状况感知和客观经济现状，将被调查者分为4种类型，如表3所示。可以发现，不管是主观经济状况感知还是客观经济现状，所被调查的库区居民以中等经济状况者居多。虽然经济状况较好的样本占比高于经济状况较差的样本，但仍然有相当一部分库区居民处于贫困状态。其中认为自家收入与邻居比较低的样本占比为14.6%，认为自己的社会地位较低的样本占比为8.2%，属于住房困难户的样本占比为9.2%，而人均年收入低于5000元的样本高达35.6%。

对库区居民的环保意识和行为调查数据的分析结果显示，在317份样本中，当问及“单一品种的树林更容易导致病虫害”是否正确时，有22.8%的人选择“正确”；当问及“在消落带进行耕种会造成水土流失和水污染”是否正确时，有29.5%的人选择“正确”；更是有76.6%的库区居民知道“过量使用化肥农药会导致环境破坏”。总体来看，选择积极的环保意识的样本平均占比为43.0%，说明库区居民具有较好的环保意识。

但在实际的日常生活中，库区居民中有积极的环保行为的人数所占比例却很低，在问及“生活垃圾是否放在固定的回收地点”时，有58.4%的人选择“总是”；在问及“购买东西是否会注意产品的环保性能”时，只有13.9%的人选择“总是”；而在问及“自己的亲戚朋友讨论当地的环境污染问题”时，选择“总是”的人只剩下5.4%，选择积极的环保行为的样本平均占比仅为25.9%。总的来看，库区居民的环保行为与环保意识之间还存在着一定的差距。

随着经济水平的提高，库区居民愈发意识到环境保护的重要性。但对于不同的经济状况群体，在环保意识和环保行为的选择上出现了一定的差异。其中不管是主观经济状况感知还是客观经济现状，对库区居民在环保意识选择上的差异不是特别明显。但具体到环保行为上，在主观经济状况感知方面:社会地位较高的群体比社会地位较低的群体做出积极行为的可能性要大一些，特别是在“利他行为--生活垃圾放在固定的回收地点”选项中，社会地位较高者选择“总是”的样本占比为67.14%，而社会地位较低者选择“总是”的样本占比为46.15%，两者相差20.99%；在客观经济现状方面:相对于人均住房面积较小的群体，人均住房面积较大的群体环保行为较积极，在“生态行为--与自己的亲戚朋友讨论当地的环境污染问题”选项中，居住条件较好者选择“总是”的样本占比为41.38%，而居住困难户选择“总是”的样本占比仅为61%，两者相差21.77%；同时在“利己行为--购买东西会注意产品的环保性能”选择项中，人均收入小于等于5000元的群体选择“总是”的样本占比为33.93%，而人均收入大于10000元的群体选择“总是”的样本占比为52.94%，两者相差19.1%。

(二)模型估计与结果分析

描述性统计显示，库区居民的环保意识和环保行为之间存在较大的差异，那么是哪些因素导致了这种偏差?这需要对库区居民环保意识及行为的影响因素做进一步分析。本文采用Logit 回归模型分析经济状况对库区居民环保意识和行为的影响。具体如下:

式中，y_i =0 /1，为因变量，分别表示环保意识和行为(1 =好的环保意识和行为)； X_i为经济状况因素变量，Z_i为控制变量。Xi包括主观经济感知和客观经济现状； Z_i包括年龄、性别和受教育水平。

在进行Logit 回归分析前，对各自变量的多重共线性进行了检验，结果显示方差膨胀因子均小于10，可以近似认为各变量之间不存在多重共线性。在此基础上，运用Stata 软件进行Logit 回归模型分析，具体结果如表6所示。

主观经济状况感知对环保意识及行为的影响。收入跟邻居比所处水平和当前社会地位对环保意识作用都不显著，但当前社会地位在环保行为的3个模型中均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而收入跟邻居比所处的水平在“利他行为———生活垃圾放在固定的回收地点”模型中通过了0.01统计水平的显著性检验；当前社会地位在“生态行为———与自己的亲戚朋友讨论当地的环境污染问题”模型中通过了0.01统计水平的显著性检验。表明主观经济状况感知对库区居民的环保意识没有直接影响，但却显著的影响库区居民的环保行为，主观经济状况感知较高的群体在具体的环保行为中越有可能做出积极的选择。可能的原因是:主观经济状况感知度越高，个体的自我认同感越强，也就越会注意自己的言行举止，因此也就会表现出较好的环保行为。

2.客观经济现状对环保意识及行为的影响。人均收入和人均住房面积对环保意识都不显著，但人均收入和人均住房面积在环保行为的3个模型中均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说明客观经济现状对库区居民的环保意识也没有直接影响，但显著的影响库区居民的环保行为。因为客观经济状况反映的是当期状况，客观经济状况越差，说明个人及家庭面临的生计压力越大。从农民的角度来看，他们只有在解决温饱的前提下才会关注环境保护(黄明杰等，2007)。当经济状况较差的时候，农户有限的知识存量、生计压力以及短期境况改善的迫切需求，使得他们成为自觉不自觉的生态环境破坏者，即便是意识到环境保护的重要性，客观经济条件较差的群体也会不自主的做出破坏环境的行为。而当个人财富增加时，其对良好环境的需求也会增加，从而改善环境质量能力也会随之上升，也就越有可能为此做出积极的努力。

3.其他因素对环保意识及行为的影响。关于控制变量，我们的实证分析也验证了已有文献的结论。从表6可以看出，年龄、性别、教育水平均与居民环保意识显著相关，而性别与居民环保行为无显著关系。其中，教育水平的回归系数为正，这说明居民受教育程度越高，其环保意识越强、环保行为越积极。年龄的回归系数为负，这说明年轻人较老年人而言，环保意识和行为都要强一些，相对于上一辈人，现在的年轻人受教育水平普遍要高一些，接受环保知识的途径和能力要强一些，也越有利于做出积极的环保行为。

五、结论与讨论

本文使用三峡库区微观调查数据就经济状况对库区居民的环保意识及行为的影响进行了分析。主要研究结论如下:第一，整体来看，经过多轮扶贫后，库区居民的经济状况有了很大的改善，且经济状况较好的群体和经济状况较差的群体均具有较好的环保意识，这为其他面临脱贫和环保压力的地区提供了一定的借鉴意义。第二，经济状况较差的群体在环保行为与环保意识上存在一定的偏差，不管是主观经济状况感知还是客观经济现状，经济状况较差群体的环保行为明显差于经济状况较好的群体。因为人们只有在满足基本物质需求后，才有可能追求更高层次的需求，迫于生计的压力，经济状况较差的群体更容易做出破坏环境的行为。第三，相对于用“社会地位”和“收入跟邻居比所处水平”来衡量的相对贫困，用“人均收入”和“人均住房面积”来衡量的绝对贫困对环保行为的影响更大。因为相对贫困是与他人比较的反映，折射的是个体及家庭的发展问题，而绝对贫困对于个体及家庭而言更是一种压力，这种生计压力的存在使得库区居民在面对环境这一公共物品时，更偏重于追求自身效用的最大化，因此也容易做出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而损害公共利益的行为。而对于经济状况较好的群体而言，随着经济状况的改善，人们对良好环境的追求会随之增加，也会愿意为了良好的环境做出努力，往往更倾向于做出保护环境的行为。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以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为导向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这为库区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指明了方向。长期以来，我们对于库区具有较差环保行为的群体其实存在一种误解:他们之所以做出破坏环境的行为是源于较差的环保意识；但实际上库区居民均具有较好的环保意识，只是对于经济状况较差的群体而言，存在一种政策执行上的困境，迫于生计压力，积极的环保意识并不能有效的转化为积极的环保行为，他们要发展就不得不选择破坏环境。因此，对于库区这样的生态脆弱区，为有效促进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可以选择生态扶贫路径；而经济状况较差的库区居民，可以选择外出就业，这样不仅减轻人口对库区环境的压力，还可以帮助库区居民改变其绝对贫困状况。只有经济状况较差的群体生计得以维系，人们才会更积极主动地参与改善环境，也会愿意为维护更加美好的环境投入更多精力，做到真正意义上的“知行合一”，这也是实现库区社会和谐稳定及生态环境保护的最终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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