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产能合作的合作基础与实现条件
国际产能合作,是指一个经济体在其发展和建设过程中,基于其现有的生产要素,包括劳动、资本、技术和资源等禀赋要素的现状和特点,同时结合其参与国际分工和贸易的现实基础和产业现状,并基于各国之间劳动者的技能水平和工作岗位技术复杂度的匹配性原理和要求,在母国的优势产业与东道国的特色产业之间建立起合作的桥梁和纽带,实现国与国之间在基础设施、园区开发、产业发展、制造技术、管理经验等领域的分工与协作,发挥各方的比较优势,推动基础设施共建和产业结构升级,实现优势互补、互惠共赢的战略行为。
国际产能合作的原因有很多。一方面,广大发展中国家,产业发展普遍处于中低端,城镇化进程开始加快,对基础设施和装备制造的需求十分强劲。另一方面,对于那些发达国家而言,经历了数十年甚至是数百年的发展,基础设施老化程度相对而言比较严重,需要通过国际产能合作来改善基础设施,从而拉动投资、促进增长。由此看来,国际产能合作,就是要把各方力量汇聚到一起,发挥各自的比较优势,激发新的生产潜能。
国际产能合作的内涵和外延十分丰富,不仅包括资本跨国流动的合作,也包括人员流动的跨国合作,还包括共建项目的跨国合作,等等。比如,就资本角度而言,国际产能合作不仅对外投资,还包括母国将资本创造和技术转让给东道国,通过产业链整体搬迁,帮助东道国积累并创造一定量的产业资本,实现本土工业化的产能合作。在此路径下,参与合作的两国,虽然资本创造先由母国的资本创造部门主导,但最终两国将收敛于相同的资本创造速度。
从理论上讲,国际产能合作要求参与合作各方的能力禀赋与产业基础能够大致匹配。当国际间技术溢出水平较高、本国资本拥挤效应较大时,国际产能合作能够降低本国的产能集聚程度,提高长期资本增长率和福利水平。同时,较高的经济增长率,能够稀释资本所有者的财富优势,使得本国资本所有者的福利改进小于普通劳动力的福利改进,最终缩小两类消费者的福利差距。
国际产能合作与“一带一路”建设
国际产能合作能够实现国与国之间的市场一体化与要素共享。同时,通过技术溢出,能够实现国家之间的协同发展和生产要素在产业部门之间的再配置,从而化解过剩产能、提升国家能力禀赋、释放经济增长潜能。
当前,我国沿“一带一路”的国际产能合作,充分体现了基础设施先行的合作原则。同时,我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对外合作承包工程的规模,要远大于非金融形式对外投资。这带动了以钢铁、有色、建材、铁路、电力、化工、轻纺、汽车、通信、工程机械、航空航天、船舶和海洋工程等为重点的产业发展。
“一带一路”倡议的国际产能合作,标志着我国对外开放的格局开始由单一东向开放全面转向东西双向开放,对外开放的战略重点也开始由引进国外资本、技术等要素转变为向国外转移有竞争力的富余优质产能。自2015年5月国务院印发《关于推进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的指导意见》以来,国际产能合作的总体任务,也开始向与我国装备和产能契合度高、合作愿望强烈、合作条件和基础良好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倾斜,同时兼顾开拓发达国家市场,以点带面逐步扩展。
在党中央提出国际产能合作之后,吉林、河北、辽宁等地纷纷出台国际产能合作的具体方案。其中,吉林省制定了装备制造和国际产能合作重点项目推进工作方案,推进60个重点项目建设,圈定俄、蒙等东北亚国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非洲等为重点区域。河北省制定了支持优势产能国际合作的若干实施意见,将钢铁、水泥、玻璃、光伏,以及装备制造等优势产业确定为国际产能合作的重点领域。辽宁省则制定了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的实施方案,提出了重点行业、企业、产品及项目清单。从目前各地的推进路径和时序来看,境外经贸合作区已成为优选的合作载体。总之,“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国际产能合作,既是遵循国际产业发展的客观规律、将国际需求与国内经济发展动力紧密结合的重要战略部署,又是应对经济新常态的重要举措。
在“一带一路”倡议下,我国企业融入当地经济循环、实现跨区域产能合作有多种形式。一是进入资源品初级加工和深加工行业,并基于东道国收入较低、内需较小的特点,直接把支撑东道国经济增长和发展的拉动力转向依靠西方发达国家的国际市场。如一些中资企业进入中亚和非洲的资源品市场,先从事简单的资源品开采和加工,再将加工产品销往发达国家。二是进入纺织和服装等劳动密集型行业,利用当地具有比较优势的生产要素,尤其是物美价廉的劳动禀赋资源,结合自身所掌握的现代技术进行产品加工和贴牌生产。如一些中资企业为了应对国内原材料和要素成本日益上涨的压力,将一些代工厂转移到越南、埃塞俄比亚、波兰等国家从事贴牌生产和转口贸易。三是参与当地的基础设施建设,即沿着“一带一路”走出去的一些中资企业,利用东道国引资的环境,营造优惠政策的“洼地”效应,形成局部优化的投资环境,通过与当地政府共建各类经济开发区和工业园区,直接参与当地政府招商和加工贸易活动。
促进国际产能合作的方式与案例
在国际产能合作实践中,依照合作双方的地理和空间属性、空间边界逐层拓展。应结合特定的区位和贸易条件,构筑国际产能合作的贸易廊道。目前,“一带一路”沿线区域产能合作的特征,可以形象概括为:资源丰富的“高地”、基础设施建设的“巨大工地”、市场需求旺盛的“平地”、工资成本的“洼地”、黄金旅游的“胜地”。这些巨大的优势,为我国企业、产业、资本走出去,提供了众多的发展机遇。
以制造业高度发达的苏州市为例,在国务院发布国际产能合作指导意见伊始,苏州市就开始全面布局,极力推进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贸易和产业投资合作,并且以富余优质产能的输出为目标、“飞地”产业园区合作共建为平台,有效提高本土企业的经营管理水平,扩展企业发展的空间。
在推进国际产能合作进程中,苏州市无论是新增境外企业数量,还是新批境外投资额度都在逐年增加。同时,综合竞争力强的民营企业,已经成为了苏州企业走出去的主力军。伴随着民营经济的快速发展、企业实力的不断增强、政府支持企业“走出去”的宏观政策环境的持续改善,苏州民营企业“走出去”开展产能合作的步伐明显加快,已成为国际产能合作的重要力量。
遵循由近及远、从国内到国外的原则,苏州企业通过“走出去”方式实现国际产能合作的目标区域,已经形成了多个维度布局的圈层和廊道。由内向外的第一圈层为高铁或汽车的2-4小时通勤半径;第二圈层为高铁动车的客运6-15小时通勤半径,普通列车的货运19-35小时通勤半径;第三圈层为海运时间3-6日的国际物流运输航程;第四圈层为列车单程运行12-15日运距。
根据产业发展特征和企业“走出去”的经验,苏州市依托产业走出去的国际产能合作的路径,大致可以概括为四种模式:一是优质资源整合模式。通过创建自主品牌、整合优质资源,逐渐走上创新链的顶端。从一定程度上讲,通过这种模式实现品牌价值的提升,是我国企业走出去、走上去的可行路径。二是贴牌生产的代工模式。对于没有自主品牌的广大中小企业来说,可以先利用劳动力资源优势进行贴牌生产,借助知名品牌的影响力来打开国际市场。当企业拥有足够的实力和市场影响力之后,即可进一步塑造自己的品牌,实现“OEM→ODM→OBM”路径的转换升级。三是供应链整合模式。通过供应链整合,能够使企业在上下游之间更加充分地利用资金,也可以提高企业对市场的快速反应能力,从而降低交易成本、物流成本,提高企业的经营能力。四是园区平台模式。以丰富的园区开发经验为支撑,积极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合作共建园区“飞地”,是实现当地经济发展和“腾笼换鸟”式产业升级的双赢举措。其中,苏州产业园区“走出去”,大致包括理念走出去、制度走出去、模式走出去三个阶段。园区共建的模式,则包括援建模式、托管模式、股份合作模式三种主流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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