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亚洲开发银行首次提出“包容性增长（inclusive growth）”的概念。中国较早地响应和接受这一理念。2009年，在亚太经济合作组织的会议上，胡锦涛主席强调“统筹兼顾，倡导包容性增长”。翌年9月，他出席第五届亚太经合组织人力资源开发部长级会议的开幕式，发表题为《深化交流合作实现包容性增长》的讲话。。一年之中，中国领导人两次在国际公开场合阐述“包容性增长”，显示中国对未来经济发展方式的新思考，新战略。

一、包容性增长与共享式增长

对于“inclusive growth”，目前有两种理解：一种翻译为包容性增长，另一种翻译为共享式增长。亚洲银行驻中国代表处首席经济学家庄健诠释“inclusive growth”，认为这一概念的提出，是基于中国加入WTO以后，经济迅猛增长的事实，认为保持经济较快增长，同时要更多地关注社会发展的可持续和协调，提醒成员国注意经济快速发展中的失衡问题，倡导将经济增长建立在更自由、更开放、更公平的基础之上。这种增长不是单纯的经济增长，而是充分考虑更多的民众能够享受到发展的成果。概括地说，包容性增长就是经济总量和人民幸福指数的协调增长。

对于包容性增长的说法，有些学者建议改为“共享式增长”，认为“包容”有宽容、宽大、容纳之意，却容易误指容忍负面，容易被理解为经济增长要包容环境污染、特权、垄断、腐败、不公平、两极分化等。显然，这些与包容性增长的本意不相符^[1]。此外，还应当使用“共享式发展”的概念。“共享式发展”的本质是发展的均衡、公平与普惠。为了强调发展的公平性，“共享式增长”是经济增长、发展的意义和目的所在。没有共享，经济增长没有意义，而且有害。然而，这种思考没有真正理解包容的内涵。因为，包容不等于包庇。包容是对不同的观点、发展方式和发展速度的包含与宽容，而不是对错误的观点和行为的袒护。

笔者认为，包容性增长相比较共享式增长，具有内涵的准确性。首先，包容性增长的内容更广泛。其次，包容性增长体现经济增长的途径，包括制度支持、区域协调、增长与分配的协调等，必须走统筹发展道路。再次，包容性增长更能够体现转变增长方式的前提条件———包容性心态。没有包容性心态，“inclusive growth”，经济协调发展，发展成果被人们共享、被各个地区共享，就难以实现。

二、包容性增长思想的理论价值

（一）包容性增长坚持马克思主义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实现“全人类解放”与实现“共产主义”是同义语。争取全人类的彻底解放，是《共产党宣言》的根本思想，也是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和灵魂。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中国的经济增长不仅有助于本国的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而且积极促进其他国家、特别是贫困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一直以来，中国积极呼吁和推动国际社会建立政治经济新秩序。1998年，亚洲爆发金融危机，中国坚持人民币不贬值，对世界经济作出了贡献。2008年，世界爆发金融危机，中国率先推出大规模刺激内需政策，使中国经济率先走出低谷，也奠定世界经济复苏的基础。危机爆发以来，中国克服自身困难，继续向非洲国家提供包括无偿援助、无息贷款、优惠贷款在内的各类援助，免除32个非洲重债穷国及最不发达国家无息贷款债务。积极倡导和主动实践国际社会包容性增长，把它当作社会主义中国的责任与义务，根本目的是希望经济全球化和经济发展成果能够惠及所有国家和地区，惠及所有人群，在可持续发展中实现经济社会协调发展^[2]。

党的十七大报告强调，我国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主要矛盾没有变。提高经济总量仍然是我国经济工作的重点。实现包容性增长，需要经济增长与社会环境、经济制度相协调。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经济实力显著提高，而结构矛盾日益突出，社会问题积累较多。如果不及时解决这些矛盾和问题，势必干扰、甚至破坏我国的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包容性增长的思想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深刻把握新世纪新时期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和矛盾主要方面。

（二）包容性增长展现社会主义中国的科学发展

中共十六大报告提出“社会更加和谐”的发展目标，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进一步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任务。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这一重大战略思想，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写入新修订的党章，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之一。包容性本身体现着统筹性。包容性增长思想与“科学发展观”、与“和谐社会”目标一脉相承，意指不能单纯发展经济，而需要全面均衡发展，保证经济增长、社会进步与人民生活的改善同步进行。包容性增长以科学发展观作为自己的理论基础，是科学发展观的外在表现形式，是努力实践科学发展观的经济增长方式。

（三）包容性增长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

包容性增长不仅关注本地的经济增长，也关心其他地区的经济增长；不仅关注眼前增长，也关注可持续增长；不仅关注经济增长，也关注社会问题的改善。实现包容性增长，首先要有包容性的心态，有大爱的心态，为了全人类和自己国家的利益，可以放弃自己的眼前利益，看淡自己的荣辱得失。中华民族是有大爱传统文化的民族。如孟子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杜甫的“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都是体现包容性思想的优秀传统文化。包容性增长继承与发扬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更加体现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大爱无疆、执政为民的精神境界。

三、包容性增长方式的客观要求

（一）包容性增长是构建国际经济新秩序的需要

国际经济新秩序是建立在所有国家秉持公正合理、互相依靠、共同合作基础之上的国际经济关系体系。当今世界经济的全球化、一体化日益增强。如果各国不深化合作、拓展合作，而是采取贸易保护主义，就不能及时有效地解决危机中出现的各种问题。长期以来，西方发达国家垄断着国际经济规则的制定和相关国际组织的话语权，发展中国家只是被动地接受。而多元化世界的经济领域，尊重不同国家发展的差异性。认同不同经济制度的共存，就应当制定多边主义的国际经济规则，支持用对话、协商和谈判的方式解决争端，保证各国平等地参与国际经济规则，合作解决地区性的、国际性的问题，实现多元共生的和谐局面。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发达国家尤其应当以包容的心态更多地帮助发展中国家。只有这样，各国才能携手共进，包容发展，才能互利共赢，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

（二）包容性增长是国内建设第二次转型的需要

30多年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给我国的经济实力带来实质性的变化。我国已经完成从生存型经济向发展型经济的历史性跨越。经济发展取得巨大成绩，同时也产生新的矛盾，即经济快速增长同发展不平衡、同资源环境相约束的突出矛盾，公共需求增长与公共产品短缺的突出矛盾，内需与外需的突出矛盾。这些矛盾要求我国调整经济社会发展战略。一些学者提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需要从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第一次转型过渡到制度建设为中心的第二次转型^[3，4]。因为，经济建设不能自动地保证国家长治久安。经济繁荣不能必然地导致社会公平、社会公正和社会稳定。中国的历史证明，严重的社会危机往往发生在经济繁荣时期。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经验证明，不公平、不公正的增长会造成社会发展的停滞、衰退甚至崩溃。

在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政府作为责任人，主导经济发展。张五常教授撰写的《中国的经济制度》一文指出，以县际竞争为代表的地方政府竞争，是中国经济迅猛发展的根本原因。如果继续实行政府主导的经济建设，政府就会继续过度干预微观经济活动，并且人为地制造出各种各样的经济租金和政治租金。它为权力腐败提供重要来源。经济结构失衡、就业结构畸形、城乡差距和地区差距的扩大、分配结构不合理等，给我国的经济社会生活增添大量不稳定因素。经济的持续增长没有化解这些不稳定因素，反倒愈来愈强化。其中，社会分配不公是中国社会不稳定的终极根源。如何遏制分配不公平、纠正社会不公正，这已经不仅是伦理问题，更是维护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定的政治问题。经济发展是硬道理，社会公正也是硬道理。“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集中体现。能否坚持“共同富裕”、防止贫富两极分化，是中国改革的成功与失败的关键标志。邓小平告诫我们，如果产生两极分化，就可能出乱子。第二次转型包括经济发展方式、社会公共需求、政府的体制和运作等在内的一系列转型。它涉及社会生活的广泛领域和深刻内涵，需要我们认真思考、及时解决。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党中央提出包容性增长的理念，为我国经济社会的第二次转型指明了道路。

四、经济增长方式的包容性转变

（一）推动我国的和平外交

当前，国际战略力量的对比还很不平衡，西方大国拥有实力上的优势。由此决定世界走向多极化将不会一帆风顺。建立包容性的国际社会新秩序，需要我们坚持不懈的努力。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中国敞开胸怀实行对外开放，以包容的心态处理国际社会的经济矛盾与政治冲突，努力促成国际经济政治新秩序。然而，一些国家散布不和谐声音———“中国威胁论”，人为地阻碍中国经济增长。对此，我们要积极推动和平外交，让更多的人了解中国、理解中国、支持中国，为我国创造包容性增长的国际环境。近年来，我国政府主张和谐世界，立足于和平外交，在政府间外交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宽民间外交和公共外交，以便中国更加顺利地走向世界。

（二）实现国内经济的包容性转型

实现“包容性增长”，必须树立科学发展观和正确政绩观。政绩观决定着领导干部的人生追求和执政行为，影响着执政当地的经济社会发展。领导干部重视自己的“政绩”，不能局限于追求GDP。对于本地的经济发展，缺乏统筹考虑和战略眼光，为了局部利益损害整体利益，为了眼前利益牺牲长远利益，为了在任时出“政绩”而积压本应解决和能够解决的矛盾，根本原因是没有树立科学发展观。坚持科学发展观，有利于树立正确政绩观。坚持以人为本，要求把群众利益当作追求政绩的第一考虑，把群众呼声当作创造政绩的第一动力，把群众满意当作评判政绩的第一标准。坚持全面协调可持续，要求把单纯追求经济增长的片面政绩观，转变为实现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政绩观；把单纯追求局部利益的狭隘政绩观，转变为全局协调发展的政绩观；把单纯追求眼前发展的政绩观，转变为可持续发展的政绩观。

我们之所以关注“包容性增长”，原因之一是经济和社会内部发展高度不平衡，不同群体所分享的社会公共服务高度不均等，贫富差距达到惊人程度。这种发展和分享的不均衡所造成的恶果越来越明显。究其原因就在于，我们长期实际奉行的“GDP主义”，把发展简单地理解为经济增长，把经济增长简化成GDP。政府的中心工作和主要任务走向极端，即一切为了GDP，一切服从GDP，一切服务于GDP。在改革开放初期，实行GDP主义情有可原。那时，经济发展的主要任务是做大蛋糕。在改革开放当前，从中央到地方，都在强调公平分享发展成果，着力解决影响民生的各种问题，大力提高民众的收入水平，而且通过政策纠偏，加大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力度，但实际效果不明显，社会的贫富差距有继续恶化的危险。这方面的根源还得从“GDP至上”中寻找，而不仅仅是分配改革不到位。政府政绩好坏，官员能否升迁，全系于GDP，GDP增长快，不好也好；GDP增长慢，好也不好。按照这样的标准考核官员，当然只会引导官员们去关注GDP，而消极应对民生问题。

围绕GDP形成的一整套政策体系，迫使人们不管愿意与否，都要把GDP的增长放在首位。而在这套政策体系中，最为关键的就是，政绩考核以GDP为一票否决的指标。GDP自身有许多缺陷。它既不关心经济效率，也不考虑环境后果，更不在乎发展差距。因为，GDP追求的是总量。只要总量上去了，有没有差距并不重要。所以，要实现“包容性增长”，必须调整官员政绩的考核方式，就是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去GDP化，用幸福指数体系代替GDP指标。唯有转变考核方式，“包容性增长”才能实现^[5]。

我们之所以关注“包容性增长”，原因之二是地区间的经济增长存在着高度不平衡。包容性增长的一个要义就是，发达地区有义务帮助欠发达地区实现经济增长。在一般情况下，发达地区通过资金援助、技术援助和产业投资等途径为欠发达地区的经济增长提供帮助。这些帮助可以实现欠发达地区短时间内的经济快速增长，却没有给欠发达地区的经济增长提供持续性动力。所以，从长时间看，地区间的差距还可能扩大。为了实现地区间的包容性增长，必须加大对欠发达地区人力资本的投资力度。因为，人力资本的积累和增加，对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的贡献远超物质资本、劳动力数量的增加。人力资本是蕴含于生产者本身的各种生产知识、劳动与管理技能和健康素质的存量总和。实践证明，投入欠发达地区的人力资本，具有更高的回报率。只有提高劳动者的素质，才能使经济发展真正走上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和管理创新的轨道。这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保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动经济结构优化升级，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要求劳动者具备更高的素质。加大欠发达地区的人力资本投入，对于提高人们参与经济发展和改善自身生存发展条件，推动经济实现包容性增长，具有基础性的重要意义。

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没有提出具体的GDP指标，表明我国政府在未来5年的经济社会发展中，将淡化经济目标，转而强调社会目标，强调增长和分享的平衡，表明“包容性增长”将成为今后5年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立足点。“包容性增长”有助于平稳实现从“增长方式的转变”到“发展方式的转变”，符合我们党执政的根本目的性。

参考文献

[1]胡星斗.建议勿提“包容性增长”，倡导“共享式发展”[EB/OL].胡星斗中国问题学、弱势群体经济学，2010-10-1.http://www.huxingdou.com.cn/.

[2]文海.胡锦涛为何倡导“包容性增长”？[N/OL].人民网，2010-09-17.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0-09/17/c_12580834.htm.

[3]胡鞍钢，王绍光，周建明.第二次转型：以制度建设为中心[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

[4]迟福林.第二次转型:处在十字路口的发展方式转变[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10.

[5]邓聿文.包容性增长要义何在[N/OL].中国经营报，2010-09-25.http://opinion.cb.com.cn/12714523/20100925/15254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