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40年,成都市民营经济(不含外资和港澳台)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从个别行业到多数领域,从怀疑到肯定,走出了一条具有内陆城市特色的民营经济发展之路。
成都市民营经济经历了五个转变
地位从无足轻重到平分天下。
1978年,成都市有个体工商户2000多户,主要为小商小贩,其增加值仅占成都市的3.4%,地位可有可无。当年的代表企业如经营蚊帐的“杨百万”,1985年资产也只有100万左右。
1988年,私营企业开始起步,虽然数量增加到986户,但增加值占全市的比重依然较低,其中许多民营企业普遍以乡镇企业等形式存在,不敢轻易与集体脱钩,经营领域主要局限于轻工业和第三产业。到1990年,城镇私营及个体就业也只占城镇就业的1.7%,而国有企业要占21.8%。
1988年至1998年,随着乡镇企业明晰产权关系和公有制中小企业产权制度改革全面铺开,民营经济出现了一波发展高潮,年均增速达到20%以上,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一般要超过50%,实现增加值占全市GDP比例上升至25%以上,年均提高约2个百分点。1997年党的十五大报告明确非公有制经济是“重要组成部分”,成为成都市非公有制发展的里程碑。
2008年,民营经济在规模、行业、技术水平上进一步提升,占全市GDP的比例进一步上升到40%以上,高于全国和四川省的水平。私营企业数量超过12万户,比1988年增加约130倍,吸纳就业比重达到84%,比2000年提高6.5个百分点。税收和全口径财政收入分别提高到65%、36.3%。其中,2000-2005年,规模以上民营企业实现工业增加值年均增长28%。
2008年至2018年,民营经济不仅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一般要超过60%,2017年实现增加值近7000亿元,稳居全市GDP的近一半,而且遍及各个行业。2018年,民营企业数量占全市市场主体的96%左右,就业占城镇全部就业的三分之一,注册资本总额超万亿,占全市注册资本总额的50%以上,在副省级城市中排名第二。出口额占全市出口总额的30%以上。涌现出一批规模大、竞争力强、有品牌的大集团,截止目前,全市75家A股上市公司中,51家为民营企业;今年新增16家新三板挂牌企业,其中9家为民营企业,挂牌数量排名副省级城市第三,累计融资额位居全国第三、中西部第一,新希望集团等6户企业入选《2018年中国民营企业500强》。目前,成都市的民营经济已经树壮根深,成为成都市经济发展的根本支撑,吸纳就业的主要渠道,创业创新的主体力量。
(二)认识从怀疑观望转向坚定不移。
在成都市民营经济发展的首个10年,由于国家将非公有制经济定位于有益补充,因此更多地放开个体经济发展,私营企业的雇工一般限制在8人以内。1988年以后,虽然允许私营企业存在,但在发展上是既想鼓励又严格限制。正因为认识上存在顾虑和矛盾,对民营经济地位和作用的认识不断反复。在2003年前,成都市没有专门的“民营经济”统计。2002年党的十六大报告明确了“两个毫不动摇”,让成都市在抓民营经济的发展上吃了“定心丸”,而国务院于2005年和2010年出台的非公有制经济发展36条,则为成都市从操作层面解决促进民营经济发展问题,明确了具体路径。
在思想认识上,视民营经济是成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主力军”,制造业向高端转型升级中的“中坚力量”,认为建设全面体现新发展理念的城市,离不开民营企业的深度参与。要创建亲商、重商、优商的发展环境,解决好制约民营经济发展的“融资难”“三门”等突出问题,使成都成为民营企业和民营经济发展的沃土。成都市第十三次党代会再次强调,要重视和促进民营经济健康蓬勃发展,突出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和主导作用。
在氛围营造上,成都从2014年开始,连续发布的《民营经济发展年度报告》,按照非禁即入、公平待遇的原则,进一步放宽市场准入,坚定不移鼓励支持引导民营经济健康发展,充分发挥民营经济作用,依法保护民营企业产权,不断加大扶持服务的力度。大力发展民营经济,依法保护民营企业合法权益,鼓励民营企业积极参与产业功能区、公共服务等领域,实施民营中小微企业梯度培育计划。
(三)管理从特殊管制转向规范监管。
成都市政府初期对民营企业的管理,主要通过工商部门代行职责,1983年12月成立的个体劳动者协会,以及后来成立的私营企业协会,就是政府管理民营企业的主要组织。上世纪90年代初,市委出台了《关于加强个体私营经济管理,促使其健康发展的意见》。2005年,成都市在全国率先开展行业协会改革,实施了工商部门与市个协、市私协人员、财产(资产)、办公场所“三分离”,同时成立成都市个体私营经济协会。进入21世纪,成都市发布《个体工商户和私营企业权益保护条例》,成为全面引导民营经济规范发展的重要法规。成都市还通过财富全球论坛和世界华商大会等,为民营企业搭建合作交流平台,多措并举鼓励民营企业“走出去”。工商联抓住“一带一路”机遇,先后组织数百家民营企业,赴20多个国家参展和考察投资。成都市还率先在副省级城市中制定了非公有制经济统计监测指标体系,能够及时监测民营经济的运行情况。
政策从“一企一策”到普惠对待。
上世纪80年代末,成都就专门召开个体私营经济工作会议,出台了《关于大力发展个体私营经济的决定》。近年来,成都市围绕完善扶持政策,简化行政审批,降低准入门槛等,先后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加快民营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和一年一度的《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工作措施》,政策涵盖市场准入、融资服务、拓展市场、财政扶持、政务服务等。
成都市还筛选一批民营大企业,实施“一企一策”“一事一议”式的扶持,提出培育“小巨人”企业、“成长型科技型”等。近几年,成都市进一步减少行业限制,支持民间资本投资交通运输、教育文化、医疗卫生、农田水利、体育旅游、电力通讯、国防科技、社会福利、商贸流通、金融服务等领域,鼓励进入基础设施、市政工程、公用事业和其他公共服务领域。
为帮助民营企业解决资金周转难题,成都市于2013年在全省率先设立民营经济发展专项资金,安排1亿元专项资金,并要求各类产业发展专项资金向民营企业投入的总额不低于10亿元,以后逐年提高总额和占比。支持民企通过上市或发行企业债券、中期票据、短期融资券等方式直接融资。支持民企扩大抵质押物品、提供担保服务、开展融资租赁和统借统还等。市财政每年安排3000万元中小微企业贷款担保风险补偿专项资金,对担保机构的代偿给予20%-30%补助。
(五)服务从局部提供到全面设计。
为向民营企业提供良好服务,成都市重点从以下方面改善服务工作:建立与民营企业联系制度,包括建立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联席会议制度,建立市委和政府领导以及相关部门与民企联系的制度。
注重发挥工商联的作用,由工商联牵头构建以地方工商联组织优势、开发银行融资优势、工投新兴产业投资公司平台优势和4家担保机构专业融资担保结合的增信体系,组织开展银企对接活动,帮助企业到主板、创业板、新三板上市,为民营企业进入“一带一路”牵线搭桥。
完善服务体系,启动“工商进万企、问计放管服”活动,大力推进“一网一门一次”改革,打造事项最少、环节最简、成本最低、服务最优的至简审批,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制定《关于建立完善成都市非公有制经济政策信息服务体系的意见》《关于建立完善成都市非公有制经济制度投诉(咨询)网络体系的意见》,构建包括信用、融资担保以及社会化服务三大体系。
完善服务体系,启动“工商进万企、问计放管服”活动,大力推进“一网一门一次”改革,打造事项最少、环节最简、成本最低、服务最优的至简审批,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制定《关于建立完善成都市非公有制经济政策信息服务体系的意见》《关于建立完善成都市非公有制经济制度投诉(咨询)网络体系的意见》,构建包括信用、融资担保以及社会化服务三大体系。
举办“菁蓉汇训练营”“菁蓉创享会”“菁蓉杯·全球创业大赛决赛”等系列主题活动,等等。
成都市民营经济发展的启示
成都市的民营经济与全国一样,在经济总量、税收方面占据半壁江山,在就业、技术创新、新产品开发方面的作用超过国有经济。回顾过去40年成都市民营经济的发展,可以得出以下几点启示:
(一)民营经济是成都发展的生力军。
从成都市过去的经济增长速度看,凡是民营经济发展迅速的时期,也是成都市经济发展快的时期。民营经济从弱到强,占据全市经济的半壁江山,成为经济中最具活力的部分,是直接推动成都市经济总量在全国排位不断上升的重要动力。同时,民营经济在就业领域,显著发挥了稳定的功能,成都市的就业率能够始终保持较高水平,主要是民营经济作出的贡献。因此,坚持不懈壮大民营经济,要作为成都经济发展的重要取向。
(二)民营经济是创新创业的主体力量。
在新一轮创新创业大潮中,在加快发展新经济、构建产业生态圈中,在转向高质量转变和培育新动能中,新兴民企不断涌现,民营企业是更加活跃。在成都市近年来的“双创”活动中,一大批民营科技型企业迅速崛起,成为全市创新发展、高质量发展的主力军。因此,支持民营企业技术创新,引导民营企业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是建设国家中心城市的关键举措。
(三)发展民营经济要保持足够定力。
由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还不完善,在推进民营经济发展过程中,必然会遇到许多新情况和新问题,当出现困惑时,要始终保持清醒的认识,把准民营经济的地位和作用,坚持发展民营经济不动摇,不断消解不利于民营企业的制度和规则,切实解决民营经济发展中的问题和困难,为民营经济持续健康发展营造稳定、高效、低成本的营商环境。
(四)民营经济发展要走开放的道路。
不同地区的发展基础、发展阶段、发展路径不一样,会形成各具特色的民营经济发展模式。沿海地区曾经涌现过温州、珠江、苏南、晋江、诸城等模式,它们中有的借助乡镇企业发展基础,有的借助制度创新,有的借助开放,选择的道路各有不同。成都市民营经济的发展,一方面借助了乡镇企业发展基础,另一方面则是坚持了开放。活跃在成都市的民营企业,不仅有本地的新希望、通威等,也有引进的浙商群体、吉利集团等。在加快西部内陆地区开放的今天,加快民营经济发展,必须在开放上有新的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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