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经济进入新时代的标志是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其基本要求是党的十九大报告所指出的“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为此，既需要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高供给体系的质量和效率，也需要通过科技和人力资本积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资源配置效率的评价标准

经济学的一个基本问题是研究资源配置的效率。社会再生产过程所要配置的资源包括生产资料、劳动力、技术等。社会总资源在任何社会都是有限的，而各个方面的需要是无限的。这就有个资源配置效率问题。各个部门各个企业能够得到多少资源，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是由市场决定的。市场只能按照效率目标在各个部门各个企业之间配置必要的资源。对资源配置的效率可以从不同角度去评价，相应的就有不同的评价标准。

1．帕累托最优标准

西方经济学中评价资源配置效率的标准是帕累托最优。帕累托最优是这样一种状态:资源配置的任何改变都不可能使一个人的境况变得更好而又不使其他人的境况变坏。如果资源配置达到了帕累托最优状态，就说明在现有的技术、偏好、收入分配等条件下，资源配置的效率达到了最高的水平，此时的社会经济福利是最优的。反之，如果资源配置的状态达不到帕累托最优，就要进行帕累托改进，按相应的方向去调整目前的资源配置，以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从而提高社会经济福利。

2．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标准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资源配置的分析相当充分系统。和西方经济学的区别在于，马克思进一步将资源抽象为社会劳动。资源配置被归结为社会总劳动时间按照必要的比例在各个部门之间分配。马克思说:“要想得到和各种不同的需要量相适应的产品量，就要付出各种不同的和一定数量的社会总劳动量。这种按一定比例分配社会劳动的必要性，绝不可能被社会生产的一定形式所取消，而可能改变的只是它的表现形式，这是不言而喻的。”^①这一规律要求社会总劳动时间应按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分配社会劳动(资源)。

在不同的社会经济条件下，按比例分配社会劳动规律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在未来社会中没有商品货币关系，按比例分配社会劳动规律直接表现为时间节约规律。而在市场经济中，按比例分配社会劳动规律则表现为价值规律。社会总劳动在各个生产者之间的分配，从而资源配置是由价值规律调节的，由此实现效益目标。这就是马克思说的:“商品的价值规律决定社会在它所支配的全部劳动时间中能够用多少时间去生产每一种特殊商品。”^②这正是经济调节，其作用是“在私人劳动产品的偶然的不断变动的交换关系中，生产这些产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作为起调节作用的自然规律强制地为自己开辟道路，就像房屋倒在人的头上时重力定律强制地为自己开辟道路一样”^③。

面对市场经济的运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商品生产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分析包含了对资源配置效率的评价。商品的价值量不是由各个生产者的个别劳动时间决定的，而是由生产它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指在现有的正常的生产条件下，在社会平均的劳动熟练程度和劳动强度下制造某种使用价值所需要的劳动时间。按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在各个部门、各个企业分配劳动时间实际上就是资源的有效配置。社会必要劳动就成为资源配置效率的评价标准。

对于同种产品的不同生产者而言，如果某个生产者生产某种商品耗费的个别劳动时间少于生产该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那么他就能够获得额外收入;而如果他耗费的个别劳动时间多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那么他也只能按照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价值量售出，额外花费的个别劳动时间不能得到社会承认。在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调节下，生产者会尽可能地提高自己的劳动生产率，降低单位商品的物化劳动和活劳动的耗费以减少自己的个别劳动时间，从而提高自己在市场竞争中的实力。

对于不同产品的生产者而言，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反映了社会总劳动时间在不同商品上的分配，它衡量了社会对不同商品的使用价值量的接受程度。某一商品的供求状况会对生产它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产生影响，如果该商品的供给超过了社会对它的需求，那么其耗费的一部分劳动时间就不是社会必要的，不被社会承认。这样，价值规律不仅要求同种商品按社会必要的劳动消耗进行生产，还要求各个部门按照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提供满足社会需要的商品和服务。

价值规律的作用机制就是市场机制，也就是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机制。市场机制是竞争与供求关系相互作用的机制。这就是马克思说的，“说到供给和需求，那么供给等于某种商品的卖者或生产者的总和，需求等于这同一种商品的买者或消费者(包括个人消费和生产消费)的总和。而且，这两个总和是作为两个统一体、两个集合力量来互相发生作用的。个人在这里不过是作为社会力量的一部分，作为总体的一个原子来发生作用，并且也就是在这个形式上，竞争显示出生产和消费的社会性质。”^④因此，如果把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作为资源配置效率的标准，资源配置效率就取决于充分竞争的市场机制。马克思说:“竞争，同供求比例的变动相适应的市场价格波动，总是力图把耗费在每一种商品上的劳动的总量归结到这个标准上。”^⑤

3．全要素生产率标准

在现代经济学中，对资源配置效率还有另一个评价标准，涉及各种要素组合后产生的效率，即全要素生产率。

最早的经济增长模型基本上是生产函数模型，表述为:

式中，Y为产出增量，K为资本增量，L为劳动力增量，Ｒ为可耕地和自然资源增量。

上述经济增长模型说明经济增长率取决于资本、劳动和自然资源的投入。在该模型中，各种要素都是作为独立的变量起作用的。现实中，任何一种要素都不是均质的。不同的物质资本有不同的技术含量和效率;不同的劳动含有不同的人力资本存量;自然资源也是异质的，土地肥力有优劣之分，矿产有不同的品位。显然，不同质量的要素投入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也是不等量的。因此，考察各种要素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不仅要关注其投入数量，还要关注其质量。由此就产生各种要素的生产率，如资本生产率、劳动生产率、土地生产率等。

经济增长不仅取决于各个要素的投入量，还取决于生产率不同的要素组合在一起所产生的全要素生产率。

以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索罗为代表的经济学家分析了除资本要素以外的其他要素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他们所运用的生产函数包含了更多的生产要素，特别是突出了投入要素效率的提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索罗等人还将生产函数转换为能够测度每种投入对经济增长贡献的形式。根据他们对增长的原因的测度结果，投入要素的效率提高在增长率中所起作用的份额越来越大。这意味着，经济学家所关注的经济增长的核心要素开始转向各种投入要素的质量和技术进步，由此提出全要素生产率的概念。各种要素集合所产生的生产率之和大于各单个要素投入的生产率之和，其中的差额就要由全要素生产率来说明。在可应用的计量模型中，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动是通过总产出增长扣除了投入变动以后的剩余来反映的，这个剩余一般被理解为广义的技术进步。

索罗对经济增长的原因做了精细的分析，区分出影响全要素生产率的因素包括:规模效益的影响、教育和培训的影响以及公司组织结构的影响。索罗提出全要素生产率分析方法，并根据此方法验证的结果发现:促进人均收入增长的主要因素是资本投资和技术进步，其中技术进步的影响更为显著。根据他的统计分析，美国经济增长大约有80%源于技术创新，仅有20%源于资本积累。这意味着，带来更多产出的原因是“技术的进步以及工人技能的提高”。

丹尼森把对经济增长起作用的因素归结为五类:(1)劳动投入在数量上的增加和质量上的提高;(2)资本和土地投入在数量上的增加和质量上的提高;(3)资源配置的改善;(4)规模的经济;(5)知识进展和它在生产上的应用。在他看来，资本、劳动和土地等投入要素质量的提高及第3～5类因素属于全要素生产率的范畴。在相同的生产要素投入中获得更多的收入，就要用这种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来说明。这种全要素生产率指标可以说是评价增长方式的重要指标，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便成为集约型增长方式的基本内涵。影响全要素生产率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其中最突出的因素是:要素组织和要素配置的改善;规模经济;知识和技术的发展及其在生产上的应用。^⑥

如果用全要素生产率来衡量经济增长方式，则全要素生产率在经济增长率中所占比重较低的经济增长属粗放型经济增长，反之则是集约型经济增长。根据全要素生产率的要求，实现集约型增长方式的关键是改善资源配置的效率，提高资源的质量以及技术进步。

一个社会能否取得最大产出量，不仅取决于投入生产的要素量的多寡，更取决于这些要素是否有效配置，同时也取决于社会的技术发展状况。换句话说，社会、文化、制度等方面的环境因素也是影响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综合考虑影响产出水平的全要素生产率因素，上述经济增长模型可以改进为:

式中，Y仍然代表产出增量，K代表社会总资本增量，N代表自然资源利用增量，L则表示劳动力增量。由于要素生产率有赖于技术的创新和劳动者熟练程度的提高，因此在生产函数中有必要引进技术进步因素S，表示知识进展和技术发展水平。同样，社会、文化、制度等方面的变化会对整个社会的要素生产率产生重大影响，在生产函数中也包括了反映经济运行的社会、文化、体制特征的环境因素，用E表示。这一函数把国民财富在某一时期的产出水平与各种投入要素的数量以及影响这些要素生产率的条件和因素结合了起来。

技术进步要素S，从量上来说，相当于社会应用科学、技术和组织知识的总量。如同物质投入要素一样，技术进步也是一个多维向量，用于生产过程中的技术、组织或科学技术水平的每一个参数则是这一多维向量的组成部分。把技术进步引入生产函数中，便可分析资金、自然资源以及劳动由于技术进步的原因而引起的要素生产率的变化。通过这些变量，我们可以清晰考量，生产技术的变化、劳动者熟练程度的提高以及健康水平的增进，对经济增长所起到的作用。

环境和制度变量E，是社会、文化、体制等方面因素的复杂综合体。从经济学意义上讲，环境因素可以是一种经济秩序中的竞争规则，也可以是一种制度创新，也可以间接地用来表示企业家精神。合理的正常的经济秩序促成了资源的有效配置;良好的市场和法律环境则有利于企业家的成长和壮大，其结果都将导致产出量的增加。环境因素的任何改变，即使物质要素投入总量和技术进步不变，也会独自对产出发生作用。

综上可见，一个国家国民财富的增长，不仅是资金、自然资源和劳动等物质要素投入量的函数，而且是体现在生产过程中的技术进步因素和经济赖以运行的环境因素的函数。而所有这些变量则都是时间的函数。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也有成本，包括研究费用、发展费用、教育训练费用、技术革新和推广的费用等，但其投入的产出效益更高。

上述模型为清楚显示技术、社会环境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把它们作为独立的要素显示出来。而在现实中，根据内生增长理论，技术和社会环境因素的作用会内生于资本、劳动、土地等投入要素中，使这些投入要素具有更高的质量。这一点在考虑全要素生产率时是不可忽视的。

综合以上关于资源配置效率的评价标准，帕累托最优强调的是资源在部门间配置的最优，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强调的是低消耗和供求均衡，全要素生产率则是强调各种要素组合的效率。这几个方面正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所要着力解决的问题。

以结构性改革提高供给体系的质量

供求实现动态平衡的关键在供给侧，提高经济运行效率的关键也在供给侧。十九大报告明确要求:必须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把提高供给体系质量作为主攻方向，显著增强我国经济质量优势。对供给体系的质量要求是:优化存量资源配置，扩大优质增量供给，实现供需动态平衡。就如习近平指出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重点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用改革的办法推进结构调整，减少无效和低端供给，扩大有效和中高端供给，增强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提高全要素生产率。”^⑦

供给侧的改革之所以称为结构性改革，原因是供给侧问题突出表现为结构性问题，可以归结为:有效供给不足和无效产能并存。无效产能包括过剩产能、落后产能和污染产能。这种结构性矛盾是发展中国家的通病，属于长期问题。这种结构性矛盾可归结为现行经济发展方式的症结:供给不能适应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以后消费需求的新变化。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解决了温饱问题后居民的消费需求开始转型，更为关注健康、安全、卫生、档次方面的需求。而生产和服务还停留在低收入阶段的供给，追求数量，不重视质量，为生产而生产，势必产生现在的有效供给不足与无效供给和低端供给所产生的库存和过剩问题。

有效供给不足实际上是结构性短缺，一方面供给结构不能适应需求，不仅涉及供给的产品结构，还涉及供给品的数量和质量。另一方面低端和无效产能占用资源，造成库存和积压。归根到底还是现行供给体系停留在低收入阶段，表现为:第一，处于低收入阶段的供给品的科技含量和技术档次低。第二，低收入阶段形成的存量结构造成有效供给不足和无效产能过剩并存。第三，低收入阶段的供给水平不能满足进入中等收入阶段的消费者对供给品的质量、安全和卫生的需求，不能提供消费者信得过的产品和服务。中国消费者蜂拥出国购买的马桶盖、电饭煲、感冒药等，在技术上并不多么高超，中国也能制造，但消费者不买账，就说明这点。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着力点还在于发展，即以增加有效供给为着力点推动供求平衡。如习近平总书记要求的，矫正要素配置扭曲，扩大有效供给，提高供给结构适应性和灵活性，提高全要素生产率。2016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又进一步指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最终目的是满足需求，主攻方向是提高供给质量，根本途径是深化改革。

有效供给强调供给品在技术档次、产品质量、安全和卫生等方面符合消费者的要求。针对现阶段所要解决的有效供给问题，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主要涉及“去”和“立”两个方面。针对无效产能需要去产能、去库存;针对有效供给不足需要补短板、降成本。一方面，加大力度调整存量结构，通过去库存和去产能，腾出被无效和过剩产能占用的资源，这是“破”;另一方面，培育发展的新动能，推动产业优化升级，这是“立”，具体涉及“补短板、降成本”等方面的改革。

1．以“去产能和去库存”克服无效供给

去产能、去库存即去无效和过剩产能，也就是在供给侧的市场出清，腾出被无效和低端供给占用的资源用于增加有效供给。无效和低端产能还包括落后产能和污染产能。对这部分产能可以在供给侧依靠严格的技术、质量和环保标准下决心予以淘汰，而且更多地靠政府和法律的行为。这是在供给侧的出清。市场出清既涉及供给，也涉及需求，两者相互依存，不可能离开市场需求孤立地在供给侧出清市场。从长远来说，需要通过改革以新的体制和发展方式保证在供给侧不再产生新的无效产能和库存，但关键还是要以市场为导向来解决供给问题，近期要消化现有的无效产能和库存也是这样，最终还是需要需求侧来消化，除非供给侧自己消灭自己。这就是说，供给侧的市场出不清问题，既需要通过供给侧本身的调整来出清，也需要通过在需求侧采取扩大需求的方式来出清。例如，对过剩产能就不能简单化处理。在需求侧，需要强化优胜劣汰的市场机制，由市场来淘汰过剩生产能力，从而形成相关企业去库存的外在压力。但市场淘汰的成本往往太大。在供给侧，可以采取化解的方式。过剩生产能力并不都是无用的生产能力，应通过寻求新的用处和去处来化解过剩产能，包括对过剩产能的再开发，以适应新的需求。这样可以降低去产能的成本，减少资源浪费。可选路径包括在“一带一路”上扩大国际产能合作，打开扩大国际贸易的新通道。

2．以“补短板”增加有效供给

有效供给不足主要是存在市场供给的短板，突出表现为由科技水平和管理水平的短板造成的有效供给能力的不足，归根到底还是供给侧的体制机制短板。因此，供给侧改革的关键是通过补体制机制短板来提升供给的能力，建立有效供给的长效机制，提高供给结构的适应性和灵活性，并且赢得消费者。

一是依靠科技创新提高产品的技术档次和质量。创新不仅要高端，更要实，实就实在产品创新。这不仅需要构建促进创新的体制机制，更要形成科技创新与产品创新有效衔接的机制，以此来补因技术水平原因造成的市场供给短板。对企业来说还要推进商业模式创新，其市场策略不仅仅是被动地适应消费者，更要理性地创造消费者、引导消费者。

二是建立精细化的治理体系和文化，相当部分国产品质量欠缺，根子在管理体系不精细和“马马虎虎”的企业文化。改变这种状况需要加强质量管理，重塑精细文化，培育“工匠精神”。与此同时，在人才供给结构上，不能只是瞄准高精尖科技人才，还需要重视高级技工和应用性高端人才的培养和供给。

三是规范市场秩序。一方面，加强并完善市场监管体制，“乱市”用重典，在制度上克服劣币驱逐良币现象。另一方面，加强诚信体系建设，打造诚信品牌。这些方面的体制形成，就可以引导企业不只是采取价格竞争的方式，更多的采取技术革新和产品质量的竞争方式，生产更新、更好的产品并提供更新、更好的服务。

无论是创新还是精细化管理都需要建立激励性体制。在信息不完全条件下克服道德风险之类的机会主义行为，杜绝劣币驱逐良币，更需要建立有效的激励机制。这种在供给侧建立的激励机制同需求侧建立的市场选择机制是相配套的。

3．以满足中高端消费需求为导向

有效供给是指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供给。进入新时代后，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消费可以归结为中高端消费。十九大报告提出，在中高端消费、创新引领、绿色低碳、共享经济、现代供应链、人力资本服务等领域培育新增长点、形成新动能。中高端消费在这里居第一位，有效供给就是满足中高端消费需求的供给。

所谓中高端消费，首先是指中高端人群的消费。目前中国有世界上最多的中等收入者，人数达到3亿。即使是低收入群体消费也在升级，尤其是在攀比文化的影响下，也会产生中高端消费需求。其次是指中高端层次消费，也就是在满足基本生活需要后更为重视品牌、质量、档次、环保、安全、品位等方面的需求。不仅如此，随着互联网、大数据等新技术的应用，还会产生个性化、定制式消费需求。所有这些中高端消费就成为中国进入新时代后市场的主旋律。与此相适应的有效供给就是满足中高端消费需求的产品和服务，智能制造、柔性化生产、定制式生产和服务就成为供给侧的新动能。

4．以“降成本”激发企业活力

企业是有效供给的主体，企业活力是整个经济活力之源。调动各方面积极性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原则。在一般情况下，需求侧突出的是市场选择，提供有效供给的压力;而供给侧则突出经济激励，提供有效供给的内在动力。如果企业负担过重，缺乏自主经营的能力，就不可能对需求变化产生适应性和灵活性。增强企业活力，除了在需求侧的充分竞争机制外，在供给侧主要是在体制上解决企业制度、激励和减负问题。现阶段由于经济下行，存在一批“僵尸企业”。对“僵尸企业”，如果按需求侧的办法就是市场淘汰，但成本太大。按供给侧的办法就是把它们激活，使其由死变活。激活“僵尸企业”，一要减税，二要减费，三要进一步降息，四要降低企业社会负担。企业在这些负担减轻后就能轻装上阵，产生增加有效供给的积极性，焕发出活力，增强整个经济的活力。

根据高质量发展的时代特征，在去产能、去库存已经取得明显成效的基础上，继续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不能只是去产能、去库存了。“去”了需要“立”。这就是培育新动能，使该“去”的无效产能被新动能所替代，从而使经济发展由新动能推动。现阶段的新动能的内容就是十九大报告所指出的，中高端消费、创新引领、绿色供碳、共享经济、现代供应链和人力资本服务。新旧动能的转换是影响我国长远发展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内容。

以人力资本积累引领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

被誉为预测东南亚经济危机第一人的200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鲁格曼于1994年发表的《东亚奇迹的神话》认为，新加坡等东南亚国家的经济增长，主要靠的是政府惊人的资源动员能力所促成的投入的增长(劳动和资本)，而不是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新加坡的全要素生产率为0。他认为这种靠“流汗”而不是靠“创新”获得的经济增长难以持续，将会很快减慢，甚至产生经济危机。当时的新加坡总理李光耀发表论文回应指出，新加坡的全要素生产率不为0，原因是有较大的人力资本积累。由这场关于全要素生产率的争论可见:第一，单纯依靠物质资源投入的全要素生产率低下的经济不可持续。第二，单纯的劳动力投入不是人力资本投入，经过教育培训产生的人的知识和技能才是人力资本积累，人力资本积累可以引领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

皮凯蒂在《21世纪资本论》中指出:“现代的经济增长大多取决于人力资本的兴起。”^⑧历史经验表明“落后国家是通过提高科技水平、专业知识与技能和教育水准来追赶发达国家的”^⑨。新增长理论也指出，人力资本积累是经济增长的源泉，是现代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和永久动力。人力资本积累会产生提高全社会生产率的收益递增的正外部效应。各国的生产率差别可以用人力资本积累水平的差别来解释。

党的十九大报告所指出的需要培育的新增长点和新动能就包含人力资本服务，人力资本服务所起的新动能作用就在于其引领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功能。

全要素生产率的主要说明因素是技术进步、管理水平、劳动力素质、要素使用效率以及各生产要素的配置和组织效能，还包括企业制度和公司的组织结构效能。所有这些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要素都可归结为人力资本的作用。我国的实践也证明，将人力资本作为发展的新动能绝非偶然。

长期以来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偏低的根本原因是资源错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新增投资较多投在虚拟资本上，而不是投在实体经济上;二是投资在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等要素上的比例错配，投资偏重物质资本，忽视人力资本，造成创新能力不足。这种要素配置结构就是资源错配的结构，无疑是全要素生产率偏低的重要原因。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要克服这种资源错配问题。显然，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着力点除了矫正要素配置的扭曲，推动要素进入提供有效供给的领域尤其是实体经济领域外，更重要的是补影响全要素生产率的要素供给的短板，其中最主要的短板是与人力资本相关的企业家供给和劳动力素质跟不上。这不仅需要在改革中补上，还是需要长期关注的问题。

劳动要素不是均质的，人力资本含量高的劳动要素有更高的质量。在要素和投资驱动阶段，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靠的是物质资本的引领和驱动。而在创新驱动阶段，不仅是物质资本积累能力受限，更为突出的是，物质资本积累对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推动力正在消退，人力资本积累包括企业家的成长和劳动者素质和技能的提高，可以显著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人力资本即经过教育和培训形成的人的知识和技能的存量，相当于马克思理论中复杂劳动的概念。马克思当时就认为复杂劳动可创造多倍于简单劳动的价值，可见人力资本的动能作用。人力资本服务成为新动能反映了现代经济增长的趋势。我国正在推进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创新是发展的第一动力，人力资本是创新的第一要素，可见人力资本服务对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新动能作用。

在供给侧把人力资本服务作为新动能来培育有多方面内容。随着知识经济的发展，产生了一系列知识密集型产业领域，如金融、咨询、设计、软件等。这些领域无疑更多的需要人力资本服务，也是知识经济时代国民经济的新增长点。除此以外，从要素供给角度，在人力资本服务方面培育新动能从而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突出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培育企业家人力资本。十九大报告要求激发和保护企业家精神。在现代企业中，资本、劳动、技术、土地等要素都是由企业家组合的。熊彼特定义的创新是要素的“新组合”，企业家就是实现要素“新组合”的组织者和推动者。企业家精神就是创新精神。很显然，企业家的人力资本无论是对企业发展还是全要素生产率提高乃至整个供给体系的质量都起着决定性作用。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就是要推动经营者成为企业家，提高企业家人力资本积累，激发企业家精神，形成发展的新动能。2014年11月9日，在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上习近平同志指出:“市场活力来自于人，特别是来自于企业家，来自于企业家精神。”

进入新时代，创新和制度对经济发展的贡献率将会显著提升，即进入到“高级要素驱动阶段”，这一阶段需要依靠释放“创新”和“制度”两大高级要素的潜力来激活经济体系内微观主体的潜力，以提升供给体系的效率和质量。这与企业家在经济增长过程中发挥的职能作用是高度吻合的。企业家是优化资源配置、提高供给体系适应能力的主导力量，能够通过高效配置资源获得各种可观察到的报酬;企业家在经济活动中承担创新者的角色，企业家所推动的要素的新组合，对全要素生产率提高起着决定性作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要推动经营者成为企业家，放手让企业家在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条件下组合要素，提高供给体系的质量和效率。企业家群体将成为一个经济体持续增长的关键。

“企业家精神”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动力源。“企业家精神”代表着敢于冒险、勇于创新、顽强奋斗，是市场经济最可宝贵的动力。企业家是一国经济增长的发动机，其内在的职能特质决定了其是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微观推动力。供给侧改革需要从两个方面激发企业家精神:一是激发企业家创新的原动力;二是激发企业家的担当精神从而激发市场蕴藏的活力。

其次，人才的流动和引进。在发展经济学中，人的迁徙也属于人力资本投资。而在现阶段，创新驱动发展的背景下，这种人力资本投资更多的是指人才的流动和引进。在现代经济增长要素中，人才是第一要素。因为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表现为创新力的提升，特别是创新人才的集聚，增加人力资本供给就能驱动创新。人力资本积累不仅涉及一般性知识的积累，还涉及专业化的知识技能的积累，从而产生递增的收益并使其他投入要素的收益及总收益递增。这方面的人力资本积累主要有两条途径:一是培养和教育;二是引进。前者具有长期效应，后者则有近期效应。就后者来说，掌握高技术的高端人才主要在发达国家和地区聚集，引进一个高端人才，就可能带来一个高技术团队，产生一批创新成果，育出一个新兴产业。

提高劳动者素质和技能。即使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和环节也有复杂劳动密集型和简单劳动密集型之分。我国产业在全球价值链中处于中低端环节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劳动者的人力资本缺乏。高素质劳动力可以为我国的自主创新提供智力支持，推动经济发展由旧动能向新动能转换。通过高素质劳动者带来的“新人口红利”，可使我国从制造大国向智造强国迈进。当前伴随着传统人口红利的逐渐消失，我们要做的就是建设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者大军。通过教育、培训等途径进行人力资本投资，培育出适应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技能型、创新型人才，依托人力资本来带动新一轮的经济发展，使人力资源优势转化为人力资本优势。在人才政策上，不能只是瞄准高精尖科技人才，还需要重视高级技工和应用型人才的培养和供给，培育工匠和工匠精神。

鉴于人力资本在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中的决定性作用，人力资本投资就成为资源优化配置的重点。培育企业家人力资本需要提供与企业家人力资本相称的报酬，其中包括企业家股权;引进和集聚人才需要有足够吸引力的薪酬;提高劳动者素质和技能需要安排足够的教育和培训费用。所有这些投资也就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投资，是培育新动能的投资，相对于物质资本的投入是更高质量的投入。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68页。

②③《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94、92页。

④⑤《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15、214页。

⑥以上关于索罗和丹尼森的理论观点参见洪银兴编著《发展经济学与中国经济发展》，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

⑦《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98页。

⑧⑨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中信出版社2014年版，第42、7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