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以行政区划的基本单元不同，流域是以河流为纽带形成的上下游、左右岸、干支流关联性和整体性较强的完整地理单元^［1］。以自然流域为基础，综合利用流域内人口、资源、环境、资金、技术等要素，是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等发展累积到一定阶段后在空间地域实体层面的反映。且从沿海起步先行、溯内河向纵深腹地梯度发展，是世界经济史上的重要规律，也是众多发达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共同经历^［2］，尤其是工业革命以来，经济资源向条件优越的河流沿岸聚集，形成沿江产业带和沿江经济走廊，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趋势^［3］。如，美国田纳西河流域通过流域综合整治形成可持续发展的流域经济带，莱茵河两岸成为欧洲经济最发达国家的重要聚集区，渔业、工业、交通、航运以及旅游业因为这条欧洲第三大河的存在而发展繁荣并享誉世界。我国河湖众多，流域面积超过100平方公里的河流有22909条，水面大于1平方公里的天然湖泊有2865个^［4］。经济社会经过几十年的高速发展，流域经济成为重要的经济形态^［5］，我国也把流域经济区发展作为国家经济建设的重心和主轴，作为统筹区域协调发展、实现区域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支撑^［6］。此类流域内人口密集，经济体量巨大，生态资源丰富，形成了我国另一类从初始的单一生态空间演变为与生产生活空间相叠和嵌套，以环境—经济—社会复合生态系统为基本架构，在地域上紧密关联、经济上优劣互补、环境上相互依存的重要基础空间单元。然而，无论从国外流域过去开发经验(以上述密西西比河流域和莱茵河流域为代表)还是从国内近来流域环境综合治理的实践探索(以长江经济带为代表)来看，从流域开放性和整体性视角考量流域复杂的多功能系统以实现流域绿色发展、流域可持续发展都已被证明是重要的。

与国外流域绿色发展所面临的问题有所不同，当前我国流域绿色发展的制约因素有其自身的特殊性。一方面，尽管我国贫困地区分布具有不均衡性，但大多数区域性整体贫困、集中连片特困地区集中分布在山区、高原山区与群山连绵区，此类区域恰是流域上游或重要的流域补水水源地，进而呈现与流域高度耦合的格局。如，珠江支流水系源于滇桂黔石漠化区、滇西边境山区、乌蒙山区等集中连片特困区和粤北贫困山区^［7］，黄河中、上游的农村地区更是全国最贫困的区域之一^［8］，流域扶贫成为亟待解决的重点与难点问题。另一方面，我国流域内上下游分布着大量的高品位、多样性和差异化自然人文旅游资源，为流域全域旅游发展提供了理想的区域和独特的资源禀赋。因此，流域本身即为生态、社会、经济复合体，从这一实际情况出发，本文重点思考了该视角下绿色发展、精准扶贫、全域旅游三者的融合。

在流域整体框架下推动绿色发展、精准扶贫、全域旅游与流域可持续发展之间互依共生，三者必然要镶嵌于流域具体情境和流域环境综合治理的体制机制框架体系之中。但是，与现实情况不相匹配的是，既有关于流域绿色发展、精准扶贫与全域旅游的研究，多从自身发展问题入手，整体视角下实现流域绿色发展、精准扶贫与全域旅游融合发展尚未形成针对性的基本理论框架，三者间的深层次问题仍未得到明确回答。传统区域学理论对这一特殊区域的阐述也仅限定在本学科领域理论范围内，随着科学技术、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发展，流域及流域经济、流域环境的概念又有了更为丰富的内涵，除具有自然、社会、经济基本构成要素外，还具备复杂的层次结构和整体功能^［9］，因而，对流域这一特殊区域的研究需要从单一学科的理论话语迈向多学科交叉性的理论范畴。基于此，本文试图对这一问题加以理论层面的探讨。

一、基本概念界定及理论依托

(一)基本概念界定

流域背景之下，绿色发展、精准扶贫、全域旅游三者的融合在本质上是生态系统、社会系统、经济系统的协调统一。流域是具备多重维度的空间形态，在社会学范畴中，它是文明载体;在生态学范畴中，它是生态系统;在经济学范畴中，它又是经济体系，因此流域背景下的三者融合，必须考虑流域的特殊性、复杂性和脆弱性。

首先，流域绿色发展要求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改变对水资源及其周边自然生态的过度消耗模式，转而充分利用集水区的独特优势，以江河流域生态资源为依托，采取科技含量高、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的绿色发展方式。其次，绿色理念下的精准扶贫也需考虑流域的特殊性，一方面，在流域聚居人口多，贫富层次、贫富程度、贫困范围更加复杂的现实约束条件下，扶贫方式必须重点考虑流域生态环境承载力;另一方面，流域往往横跨多个行政区域，传统政区扶贫方式使扶贫工作从空间上被人为割裂，区域异质化严重，扶贫成效降低。最后，全域旅游在新的理念和目标之下也被赋予更精确的含义，以流域独特生态体系和文化体系为基础、以全域旅游为方向的旅游业发展方式成为经济发展新业态。流域视阙下的全域旅游模式，是在绿色发展的理念下为解决流域深度贫困与区域性整体贫困问题所尝试的新的方法与手段。

(二)三者融合发展的主要理论依托:系统理论

系统理论是以一般系统论的创立为标志，后经突变论、协同论等理论不断丰富与完善后逐渐形成的一套具有自身特色的理论范畴。系统科学在不同的研究阶段形成了不同的理论范式，现阶段较为成熟的主要有以一般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为理论基础的一般系统理论范式及以结构耗散论、协同论、突变论等为理论基础自组织理论范式，并进一步发展了更加微观和具体的复杂适应系统理论范式^{［10］［11］6－14}。系统理论在流域绿色发展、精准扶贫与全域旅游融合发展中具有重要的借鉴和价值意义。

1．一般系统理论范式:整体性视阙下的流域一体化发展

一般系统论是一般系统理论范式的基础与核心。贝塔朗菲认为，“我们被迫在一切知识领域中运用‘整体’或‘系统’概念来处理复杂性问题”^［12］2。贝塔朗菲一般系统论认为，系统是指相互作用下的若干要素按特定结构方式构成的复合体，各子系统单元要素一旦构成系统整体，形成了系统质的规定性，便具有独立单元要素不具备的性质及功能。更为普遍的认知是，系统整体的新质具有“非加和性”并优于各独立单元要素之和。自一般系统论创立以来，其整体性原则所构成的哲学认识论上的“特殊棱镜”使传统思维方式得以改变与创新。^［13］由此可见，整体性是系统最基本、最重要的特征之一，是一般系统理论范式的灵魂。整体性特征对分析与认识流域可持续发展演进规律具有重要作用。流域各子系统之间通过物质传输、能量流动和信息传递等方式相互联系、相互影响，子系统内部及各子系统之间的作用反馈机制共同维持决定着整个系统的融合协调发展，任何一个系统出现问题都会产生连锁反应，影响其他系统的正常运行。一般系统论整体性内在要求流域绿色发展、精准扶贫与全域旅游开发应立足于流域完整地理单元进行整体系统设计，把流域作为能将所有资源进行优化组合、协调发展的有机合作统一体，统筹协调环境系统、经济系统和社会系统间在时间、空间、数量、结构、序理上复杂的系统关系，促进环境—社会—经济一体化发展。

2．自组织理论范式:开放条件下的流域有序状态演化

在一般系统理论的基础上，学者们通过分析系统内要素的相互作用关系及系统结构的演化规律与机制形成了自组织理论范式。自组织理论认为，开放性是自组织产生的必要条件，系统在开放条件下不断与外界进行信息、物质和能量的交换，促进系统从无序状态向有序状态演化^［14］。系统内容与结构的复杂性使其在发展与演化的过程中呈现非线性、非平衡性等自组织演化特征，系统内部要素间的非线性相互作用和非平衡涨落是自组织有序演化的基本动力^{［15］6－12}。流域复合生态系统作为非线性的开放系统，其本身并不能进行自组织运行，也不能自发的实现从无序向有序的运动演化。流域只有处于非孤立的开放状态，才能与外界进行物质、信息与能量的交换，流域内各要素非线性相互作用，也才能实现时空、功能动态有序性的结构演化。传统的以行政单元为主要载体的经济发展方式及扶贫方式既割裂了自然地理单元的完整性和系统间的关联性，也阻碍了资源的自由流动。自组织理论内在要求打破行政区划界限，从流域一体化视角促进跨域协作，实现流域内部各区域及流域与外界物质流、能量流和信息流的交换，形成流域上下游、干支流、左右岸优势互补、资源共享格局，促进流域复合生态系统良性循环的演化与渐变。

3．复杂适应系统理论范式:自主状态下的流域微观互动

复杂适应系统理论是一般系统理论和自组织理论的进一步内生化和微观化，该理论认为系统内部的各个部分都具有相互适应的能力，而系统演化的动力正是来源于这种适应能力。每一个组成部分微观层面的相互作用成为了宏观复杂运动的基础。因此，这一理论并不局限于系统运动的表面现象和客观描述，而是从微观要素去揭示客观事物的构成因素及其演化历程，因此该理论为研究系统演化进程中的复杂性问题提供了新的理论研究范式。流域本身是由经济系统、社会系统、生态系统三大子系统及众多微观要素相互作用形成的复杂适应系统，随着科技的发展，流域内各子系统及构成要素打破了时空阻隔，并具备了相当程度的感知能力，开始频繁地进行要素交流。这种自身有目的的、主动的和积极的“活性”，能够促使自身与外部要素及其他子系统随机产生交互作用，自动调整流域状态以适应整体环境，或与其他区域进行合作或竞争，争取最大的生存空间并延续自身利益。

(三)三者融合发展的表现形式:流域扶贫

流域视阙下全域旅游、精准扶贫、绿色发展三者的融合衍生出流域扶贫的具体表现形式。流域扶贫立足于流域地理单元的系统性、整体性及生产—生活—生态要素的综合性，在脆弱生态环境与贫困存在较强相关性及明显共生关系的基础上，依托流域尤其是上游河段丰富的旅游资源禀赋发展全域旅游，既是突破保护与开发的两难悖论、实现流域绿色发展的有效途径，也是摆脱生态脆弱性强、贫困抗逆性弱的致命软肋，打破流域内部“贫困—人口—环境”(PPE)怪圈的重点及关键举措。

有别于传统政区扶贫，流域扶贫以系统论为基础，强调全流域范围的整体性、全局性、系统性扶贫，在政府调控的基础上更大尺度地尊重自然及市场规律，带有更浓厚的市场色彩。长期以来具有强烈政府意志的政区扶贫模式在充分发挥当地区位优势、调动贫困民众经济性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但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对资源流动性及整合性要求日益提高，该管理模式带来的问题日益暴露，在解决流域贫困问题方面更是弊端凸显。行政分割与流域发展一体化趋势冲突渐显，资源要素流动受行政区划阻滞，协同发展失调，扶贫成效有待提高(见表2)。

二、流域绿色发展、精准扶贫与全域旅游三者融合发展的动力机制

“机制”一词最早源于希腊文，原指机器的构造和工作原理。引入经济和社会领域后，机制通常指各构成要素之间相互联系和作用的关系及其功能。流域绿色发展、精准扶贫与全域旅游三者既可以分别作为一种社会事物，也可以视为一种经济活动，其在功能和结构上的组合和嵌套有着内在机制。融合是不同要素(系统)向同一个方面演进而形成新要素(系统)的过程^［16］。在这个意义上，流域绿色发展、精准扶贫与全域旅游作为3个开放系统，其融合发展机制是指在特定流域体制框架下发挥功能的活动规则，即三大系统在时间、空间、数量、结构、序理上复杂的系统耦合关系。流域绿色发展、精准扶贫与全域旅游的融合是内外力相互作用的“聚变”过程，其中核心可以概括为两方面:促进融合的内生动力机制与外生动力机制。前者意在揭示融合的内生拉动因素，建立深度渗透融合的契合点或融合的可能性空间。流域各子系统都有一个控制程序，其中发展理念是生态系统的控制程序，政策目标是社会系统的控制程序，而具体手段则是经济系统的控制程序，3个子系统的融合本质上即为3种“程序”的融合。各子系统的“要素—结构—功能”在一定程度的外部变化条件下，将引发内部系列内生变动，从而实现系统整体从一类稳态到另一类稳态的演变;后者重在阐述融合的外生推力因素和外部环境，是加快融合过程的必要条件。对系统整体而言，任何内部的自主变化都需要外部刺激作用的推动，只有外部刺激达到一定程度才会引发突变，进而导致整个系统结构和功能的改变。因此，内生机制和外生机制的有机统一是保障发挥融合预设功能并形成良性共振关系的前提。本文这部分内容可参考图1来理解。

(一)促进三者融合的内生动力机制

1．三者融合的基础:要素突变

突变论是研究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中连续渐变如何引起突变或飞跃的理论，自组织理论中，突变往往是内生运动的重要条件。该理论认为，当系统处于稳态时，标志该系统状态可以用唯一的一组范式表现出来。如果外生变量在某个范围内变化，该系统内部将出现多个内生变量与其对应，此时系统必然处于不稳定状态，从而导致该系统发生自内而外的本质变化。

流域整体系统的突变即为各子系统构成要素共同突变的结果。生态系统的构成要素主要是生物和环境，社会系统的基本要素是人，经济系统的要素则是劳动力、资本以及技术。农业文明时期，流域系统并未发生重大变化，基本要素所构成的生态环境、社会环境、经济环境在一定时间处于稳定状态;随着工业文明的兴起及发展，流域外部环境尤其是生态环境、技术手段、文明程度发生重大变化，其中科学技术的发展推动生产方式的更新，而生产方式的更新扩大了对环境资源的依赖，生态资源的过度消耗最终将影响贫困的规模和程度。因此流域系统内各种要素的系列突变将引起流域系统整体突变。如果流域继续采取黑色发展、粗放扶贫及单一模式旅游的发展方式，流域系统将处于动态的非稳定状态，这就为不断的突变创造了条件。子系统各组成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最终将会决定流域系统发展理念、政策目标以及手段方式变化的路径和方向。

2．三者融合的可能:结构耗散

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普里戈金于1969年提出了“耗散结构理论”，从自组织的角度拓展了系统内生机制的问题，该理论提出了一种“耗散结构”。通俗来讲，一个区域不断有各种要素的外出和进入，生产的产品和原料也要川流不息地运入及运出。这种与外界环境自由进行物质、能量和信息交换的系统，称为开放系统。当开放系统内部某个参量的变化达到一定阈值时，系统便可能从原来无序的混乱状态，转变为时间、空间和功能上的有序状态，形成耗散结构。

流域内经济、社会与环境问题纵横交织，使流域系统内部结构复杂而特殊。长期以来，我国流域经济社会发展表现出一定程度的无序性，其中较为严峻的包括生态环境污染和贫困治理。流域作为人口主要聚集地，生态问题与贫困问题通常叠加表现导致形势的双重恶化，最终陷入“贫困问题—生态破坏”的恶性循环。当“恶化”发展到某一种程度定会出现影响整个系统变化的零界点，即“阀值”，此时流域经济系统、社会系统、生态系统的任何微小变化，都是一种“突变”，从而使整个流域系统重新达到新的稳定均衡状态。耗散结构理论中的“开放”是所有系统趋于有序发展的必要条件，由于突变的发生，整个系统处于物质和信息高速流转的状态，促使流域向有序均衡的终极状态发展演变。绿色发展是当今世界发展的主题，精准扶贫是符合我国实际的科学扶贫模式，而全域旅游是旅游产业未来发展的方向之一，因此生态系统、社会系统和经济系统同时向这3个方向演进是可能的，三者的融合从结构上看是合理的。

3．三者融合的保障:功能协同

协同论认为，每个系统的组成千差万别，尽管其属性不同，但从整体而言，各组成部分之间存在相互影响、相互合作的关系。其中也包括常见的社会现象，如不同单位间的相互配合与协作，部门间关系的协调，企业间相互竞争的作用，以及系统中的相互干扰和制约等。协同理论在阐述自组织作用时，认为系统在没有外部指令的条件下，其内部各组成部分之间能够按照某种规则自动形成一定的结构或功能，具有内在性和自生性特点。

流域系统具有复杂性，人、组织、环境等主要组成要素发挥着不同功能，而各主要素又嵌套多个次级要素，其内部呈现非线性特征。在开放环境下，流域通过不断接受各种信息，并经过加工整理后，将流域各要素所需的信息输出并输入。一方面，由于信息的高速流动及流域各子系统之间信息的相互交换，生态环境信息、经济发展信息传递到政府机构，政府机构信息传递到经济部门与环境部门，在信息传递中产生负熵，整个流域在不断接收信息和输出信息的过程中向有序化方向完善和发展，实现各子系统功能的最大化;另一方面，各子系统承载力也要不断产生负熵，时刻与外界进行物质流、能量流和信息流的交换，只有这样才能实现综合承载力系统向有序结构的演化，保证整个系统能够正常发挥功能。流域绿色发展、精准扶贫与全域旅游融合发展，首先是信息的传递及执行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绿色发展是终极主题程序，精准扶贫是阶段目标程序，全域旅游是手段途径程序，3种程序共同协调统一子系统功能，在协同机理的作用下，流域系统向有序方向自主发展。

(二)促进三者融合的外生动力机制

1．政府+市场导向的动力机制

与某些西方国家学者和政策制定者信奉或鼓吹的一味依赖市场竞争机制的自由主义逻辑不同，由于在我国流域语境下流域环境综合治理投入和产出效益的过程中存在“搭便车”以及“公地悲剧”，这些特殊性流域绿色发展、精准扶贫、全域旅游融合中需要政府的积极介入，政府与市场力量不可分割，完善的市场机制和有效的政府介入共同构成了保障三者融合发展的基本保障和动力源泉。然而，两者的介入程度和方式在不同的时期又有所不同，即政府与市场在其融合过程的角色或作用边界必须予以动态考虑。一般而言，在融合前期(即融合的萌芽和成长阶段)，相对独立的行政区划不仅客观狭隘地分割着地域上的关联，也造成各个独立地域单元的道路交通、工农业生产、教育医疗、人口与生活方式以及自然环境的结构锁定和利益固化。相对于市场力量，具有良善供给动机、充足的干预能力以及有效的外部激励等能力的政府是引导绿色发展、精准扶贫与全域旅游打破行政区划分割，开展跨区域合作的主导性力量;在融合中期(发展阶段初期或中度融合期)，市场和政府在其中的作用和角色趋向平衡，三者各组成要素之间开始相互适应、相互支撑和促进，形成了良性互动的格局。因而需要坚持政府与市场并重的原则;在完成融合后期(高度融合或深度融合)，随着融合的内生动力逐渐成熟，三者之间的物质、能量交换保持了合理有序的状态，政府的角色逐渐淡出，市场演变为其中的主导性力量。

2．权责相当导向的共建共享机制

所谓权责相当导向共建共享机制，是指通过流域上下游、左右岸、干支流内涉及的所有行政区、行业部门、广大干群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围绕流域绿色发展、精准扶贫与全域旅游融合发展的所需的投入，按照收益比例分担建设成本和获取收益，最终实现共建共享的目标。面对仅依靠个体或局部无法完成的目标任务，流域绿色发展、精准扶贫与全域旅游融合发展只能通过“共建共享”行为来应对。具体包括3个维度:一是在“共建共享”参与主体结构维度上，调动覆盖政府部门、企业团体、民间机构、行会组织、专家学者、居民用户等参与主体，形成多元互补、多维参与、协同推进的主体参与格局;二是在“共建共享”要素投入维度上，立足于流域内不同区域自身资源禀赋，避免地区要素争夺引发的连锁反应，促进流域绿色发展、精准扶贫与全域旅游三者融合中交通、资金、技术、服务、政策等要素资源的跨区域自由流动、重新组合和优化配置;三是在“共建共享”输出效益维度上，只要参与了价值的创造，就表明了参与主体各方都有权利在流域经济、社会、生态上享有相应的利益，分配就应该在价值创造主体之间进行，且公平合理的利益分配本身即是一种激励手段，各参与主体在“共建”过程中的内在动力也得到进一步释放，这也是深度融合良性循环的根本所在。

3．效果评价导向的调控机制

信息反馈理论认为，系统所依据的环境因素的变化，将导致系统本身具体运行结构的改变，使系统产生新的行动，进而再影响系统未来的决策。融合的过程是转型发展的过程，在流域绿色发展、精准扶贫与全域旅游三者从相对独立向深度融合的转变过程中，各种利益的调整和分化必然引起原有状态的失衡，新旧因素在此交织、碰撞，因而对无序化或失范行为需要进行规范、引导和消解。一是调控融合的方向，把绿色发展、精准扶贫与全域旅游各自发展及其融合发展置于整个流域全局发展的方向上来;二是调控融合的速度，逐渐推进三者从低级到高级、从不均衡到均衡的渐进融合;三是调控的质量，建立科学的指标评价体系，不断提高调控的精确度。

4．经验借镜导向的学习机制

大河流域开发一般具有相似性，因而经验借镜导向的学习机制是指，总结国外典型流域发展模式，在其开发经验与教训的获取与吸收基础上，实现本土化。演化经济学理论认为，知识来源于信息交流和学习机制，有利于打破界限，进一步促进知识积累，推动融合发展模式演化创新。对于流域绿色发展、精准扶贫与全域旅游融合发展范式形成而言，本身具有技术和经验的累积性，是一种持续化的累积性学习理念和精神导向下不断向前演化的过程，所表现的某一种特定融合路径或范式就是现有知识获取后的最终结果。融合基础知识的形成和发展既可源于本地知识源，又有外部知识源，且不同融合路径的涌现又建基于相关的知识基础。通过两种更为广泛的知识联系和引入，在实现融合阶段的演进的同时，也内嵌于既有融合路径或范式之中。

三、流域绿色发展、精准扶贫与全域旅游融合发展的基本理论框架构建

流域是由经济系统、社会系统、生态系统三大系统集合而成的复合巨系统，流域绿色发展、精准扶贫与全域旅游融合发展以系统论为理论基础，一般系统理论、自组织理论及复杂适应系统理论从流域整体性、开放性及微观性视角考量流域复杂的多功能系统，为三者的融合发展提供了合理解释。流域上游是生态环境脆弱区、旅游资源丰富区与集中连片特困区交互耦合的特殊区域，区域性整体贫困与资源富足型贫困问题凸显，流域扶贫成为亟待解决的重点与难点问题。长期以来，传统行政区划管理的碎片化、分割式思维逐渐渗透进了流域经济社会发展过程，制约了整体化、一体化治理导向下的流域绿色发展。以流域全域旅游为手段整合流域贫困区内旅游产业资源，既是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与深度贫困问题的有效举措，也是进一步实现生态环境价值、契合绿色发展主题、实现绿色发展目标的题中之义。在要素、结构和功能基本面上的内生融合拉力因素及政府与市场作用边界、参与主体共建共享、融合效果调控以及学习机制的外生推动力作用下，流域绿色发展、精准扶贫与全域旅游朝着流域扶贫的方向发展。基于此，本文形成了流域绿色发展、精准扶贫与全域旅游融合发展的基本理论框架(见图2)。

然而，由于流域系统自身存在的复杂性与既存体制机制的惯性，流域绿色发展、精准扶贫与全域旅游的融合发展是一个渐进过程，未来研究尤其需要在融合发展的方向性以及融合发展的实践模式做出进一步研讨，流域扶贫理论也需在实践中进一步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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