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26日，在嘉善举办的中国社会治理与协同创新首届镇长论坛上，围绕乡村振兴战略，与会者一致提出这样的观点。何为乡村振兴？按中央精神，最终要实现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

从多个地方的实践看，实施乡村振兴，关键在于健全农村治理体系，走好城乡融合发展之路和乡村善治之路。在各地贯彻乡村振兴战略时，社会治理模式正从单一的政府治理，向更加注重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现代化治理体系转变。

其中，有地方政府创新管理思维，改革管理理念，引入企业协同治理，引导公众参与治理，不仅挖掘企业在公共服务领域的潜力，提升群众参与自治意识，也促进了政府管理效率的提升，优化了农村治理能力。以乡村振兴为出发点，如何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新格局，实现社会发展和公共利益的最大化？

乡村振兴的核心是治理

乡村振兴战略在实施中面临什么样的难题？与会者一致认为，乡村振兴最大的矛盾是城乡区域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而且发展的短板在乡村，现代化产业基础薄弱，贫困人口、贫困地区几乎都集中在农村，但是解决乡村主要矛盾的力量却在城市（镇）。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原副秘书长范恒山指出，当前对于“三农”的支持体系总体薄弱，市场趋势的马太效应和政策不平衡的状态依然存在，这会对乡村振兴产生负面影响。北京师范大学中国社会管理研究院教授董磊明认为，乡村治理从本质上来说是国家治理的组成部分。因此，乡村振兴的核心是一个治理问题。

与会者大多从事政策制定或研究，亦参与了大量调研。多位发言者指出，从实践看，乡村振兴中的一线工作者总是感觉干事很费劲，事情越来越难做。其原因是治权在削弱，乡镇并不是一个完备的政府，越向下的授权认知就越有限，加之各地情况不同、资源有限，而没有资源也就难以做事。

资源从而何来？

范恒山认为，城市带动乡村，既负有使命，也是应尽责任和义务，城市该反哺农村，但不要把农村对城市的服务看成应当，而是要看成回报，这些才会真正地扶持城市和乡村。

中国区域科学协会会长、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副校长杨开忠则表示，乡村振兴是区域发展的有机组成，必须走城乡融合发展之路。这是十九大提出的要求，也是关键路径。不过，城乡融合发展，需要创新，需要新知识、新产品、新业态、新模式、新市场，以促进一二三产的融合，减少农民人口。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土开发与地区经济研究所原所长肖金成表示，城乡融合的路径是要解决城乡的二元制分割，这就要投资农业、发展农业，使资本下乡，因地制宜发展特色鲜明、产城融合、充满魅力的特色小镇和小城镇。城乡融合的最终目的是要形成产业，并且是以小城镇、特色小镇为主的特色产业。

国务院参事、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原副部长仇保兴就指出，阿里巴巴成功上市后，当地就在企业总部附近规划了几个特色小镇，优先安排和满足那些企业里面富起来的高管的创业需求，再由他们的创业带动了区域协同创新和发展，成为了无中生有的宝库。

董磊明提出，考虑到中国各地差异大和农村本源的特色性质，无论乡村振兴战略发展到何种地步，都需要因地制宜，在治理中都必须确保留有一定的“模糊空间”，保留农村应该有的“宽度”，因为农民的社会是有模糊性的。

乡村振兴的嘉善试验

在践行乡村振兴战略的工作上，长三角地区的部分地方政府，积极寻找新的社会治理模式，提升政府效能，促进区域发展。在嘉善，作为习近平总书记的基层联系点、县域科学发展示范点和全域土地综合治理示范点，在乡村振兴战略中，率先探索了“政府+企业”的新型社会治理模式，大力推进政府购买公共服务，拆掉城市的“围墙”，让乡村居民享受到了和城市居民同品质的物业管理，破解城乡社会治理的难点和痛点，起到了示范性作用。

“简言之，探索过程就是把大都市、大城市的管理理念和服务带到乡镇，让乡镇（村）、让农民享受福利。”嘉善县西塘镇镇长马红屏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嘉善政府与保利集团进行了深度合作，保利集团的物业管理进入到地方政府在乡村振兴的治理机制中，解决了什么问题？

保利物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黎家河对记者表示，这就是以公共服务理论为基础，以政府为主导，以企业为运作主体，服务对象积极参与的新型公共管理模式。

保利（上海）城市建设服务有限公司总经理靳勤解释，将其定义为“公共服务的管理”和“公共服务的基础”，除了原有的物业服务外，增加了为百姓提供的公共服务，包括医院、学校、场馆、公共交通等。换言之，企业提供的服务是与政府监管相互配合的，把政府原来诸多面对百姓的琐碎事情给“托管”了。

中国区域经济学会会长、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金碚认为，政府解决一些问题比较缓慢，甚至造成了各种壁垒，让创新没有活力，但如果不管又会出现很多问题。

而政府购买服务，由专业的人来干专业的事情，提供政府或其他企事业单位采购的公共产品与服务，承接政府所剥离的部分公共服务管理职能。从布局的长三角一带的多个镇级可以看出，还可以针对不同的地方进行针对性的服务创新。杨开忠将其总结为景区模式、农贸市场模式或乡镇全域模式等。

上海财经大学教授刘志平对此有过详细调研，他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政府+企业”如何更好进行社会治理，首先要合法合规，总体上可以通过公共服务标准化来完成。这会带来几个好处：一是标准化推动乡村治理的精准化；二是能使社会公众了解乡村治理，以及社会工作服务的提供与各个部门之间的职责、流程，减少服务管理过程中的管理者、提供者的随意性；三是标准化可以将乡村治理跟乡村公共服务转为科学化、格式化，形成标准化的产品。

嘉善与保利合作的探索，可以有效解决乡村市场当中的体制跟不上、程序不规范、信息不透明、服务碎片化、市场竞争不充分、队伍建设滞后等问题，使得乡村购买公共服务变为可能和有效，打破垄断，激发出乡村的活力。同时，对于部门之间和乡村之间公共服务的差异化进行改进，在动态治理当中实现最大化，进而可以复制推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