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小凯（1948-2004） 是著名华人经济学家，生前曾两次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提名。“文革”期间曾因《中国向何处去》一文入狱十余年，入狱后以惊人毅力自学了英语、数学、经济学等课程。1978年4月，从湖南岳阳建新农场出狱后，杨小凯开始寻找“深造之路”。由于“历史问题”，他无法参加研究生考试，只能在湖南一家印刷厂做外文校对工作。在李锐、于光远等老先生的帮助下，1979年下半年，杨小凯借调至中国技术经济研究会。不到三年的“北漂”时光里，杨小凯奋力学习，在学术界崭露头角，为其走上专业研究道路奠定坚实基础。郁鸿胜先生（于光远侄子）曾和杨小凯在中国技术经济研究会朝夕相处，共同工作学习，结下深厚友谊。今年是杨小凯诞辰70周年，谨以此文缅怀一代学人的峥嵘岁月。

先后进入中国技术经济研究会

按照郁家家谱记载，我的前六代先祖在上海靠沙船业起家，巅峰时期有上百条沙船。郁家和红顶商人胡雪岩的家族是两代联姻。郁家曾在上海富甲一方，有“郁半城”之称。但到我祖父这一代，家道基本中落，成为城市平民。我父亲郁钟德共有4个兄弟姊妹，长兄是郁钟正，参加革命后改名为于光远。1932年，于光远考入上海大同大学，并于1934年转学到清华大学，后来又到延安开始革命生涯。1956年，我出生于北京，1969年在上海读初中。从初一开始，父母成为靠边站的干部或者叫“黑五类”。学校有一个造反派，在老师上课的时候，就把我家人中一些所谓“黑帮”“反革命”成员的名字写在黑板上。弟弟妹妹在班级里抬不起头，幼小的心灵受到很大伤害。

在这样的环境下，我除上学之外，就在家里看书。当时家里有不少书，一摞一摞放在藤筐里，特别是有不少政治经济学方面的教科书。我父母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所以家里囤积了很多人大的经济学教科书。17岁时，我到上海川沙县凌桥公社插队。两年后，我获得参军机会。1976年3月，我在解放军总后勤部第五汽车团服役，驻扎在北京丰台。虽然部队生活紧凑，但我还是抓紧时间做些经济学研究。来北京还有个很大的好处，就是可以经常去于光远家，那里简直是书的天堂。当时他住在史家胡同八号，这里以前是俞启威（又名黄敬，俞正声父亲）的住所。“文革”前，于光远住在中宣部沙滩大院。“文革”开始后，“文革”新贵们看中于光远的房子，就把他赶到了史家胡同。

1975年，邓小平复出后成立国务院政治研究室，于光远投身其中。1976年前后，从邓小平提出“以三项指示为纲”，到“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中间来来回回，政治风云动荡。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后，国内开始拨乱反正，有不少新观点和提法，比如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社会主义生产目的、按劳分配等讨论。于光远家里与之相关的资料、书信和文章非常多，我从中吸纳了大量观点和信息，开始自己写一些文章。

1978年3月，中科院院长郭沫若发表《科学的春天》讲话后，各类学会、研究会如春暖花开，纷纷亮相。很多研究会、学会自发而起，而非通过行政方式组织。当时国家科委恢复一年多，于光远担任副主任，负责联系中国科协。他做了两件重要的事，一是推行自然辩证法研究，提出建立自然辩证法研究会；二是在1978年11月，发起成立两个研究会：中国技术经济研究会和中国管理现代化研究会。我通过借调方式到了中国技术经济研究会，做一些资料整理工作。

这时候，杨小凯还在湖南邵阳新华印刷二厂做外文校对工作。他在1979年3月写给李南央（李锐女儿）的信里面，表达了想考社科院研究生的愿望，还让李南央帮他打听招生消息。我最早认识杨小凯是通过他的论文，大概是在1979年4、5月份。我借调到研究会后，每天去收发室拿两趟信件，有一次我拿到一封寄给研究会的很厚的信件，打开一看是篇论文。别人一般用稿纸誊写，但这篇用的白纸，内容与控制论相关，作者名字叫杨小凯。

这篇论文后来放在我的桌子上，我一页一页啃。因为我没上过大学，数学底子又不好，水平非常有限。虽然看不懂这篇文章，我还想去钻研。到了大概6月，有一天我在于光远家里一边吃午饭一边聊天，他问我技术经济研究会的事情多不多，准备给我找个小伙伴。又从包里拿出一封信，大概两页纸。他说，我给你找的小伙伴叫杨小凯。

这封信是李南央写的。李南央后来在名为《于光远的一件小事》的回忆文章中提到，这是李锐让她写的，大意是向于光远说明杨小凯的遭遇，并希望得到于光远的帮助。李锐和杨小凯的父亲杨第甫是老交情，都是湖南老乡，在革命年代就熟识。于光远后来在回复李锐的信中，也提到准备让杨小凯到研究会工作，用科协名义发函去杨小凯工作单位借调。另外，到第二年研究生招考的时候，将会推荐杨小凯报考社科院研究生。

我还清楚记得第一次与杨小凯见面的情景，那是1979年国庆假期结束后的第一个工作日，大概早上八点多。办公室来了一个小青年，穿着中山装，瘦瘦的，个子不高，看起来很老成。他第一眼看到我，就打招呼说，你是小郁吧？这时我也反应过来，问他，你是小凯吧？这样大家就算正式认识了。当时中国技术经济研究会在三里河国家科委大楼里办公，管理也非常严格。小凯报到后，我领着他去办通行证，带着他到处逛，介绍哪里是食堂，哪里可以买饭票等。

于光远给李锐的信里也提到，需要杨小凯自己解决住宿。杨小凯住在东城区，他的姑父邱纯甫时任国家经委副主任，杨小凯就住在姑父家里，住宿条件应该不错，每天骑着一辆28式自行车上下班。小凯性格非常温和，脾气从小就磨掉了，为人也很大方。记得有一次，天气突然变冷，我穿得比较单薄，小凯就把绒线背心脱下来给我穿。他也非常节约，大冬天骑着自行车，还戴着一副破手套。在监狱的时候，他家里给他寄一些东西，比如巧克力、咖啡之类，他很愿意去分享。后来有些人回忆，杨小凯的理论和思想，没有这么广泛的传播，可能也和他的性格偏内敛，很多时候不去宣扬自己的思想有关。

当时在研究会，管理工作做得多，研究工作做得少。研究会当时出了一份报纸叫《技术经济和管理现代化通信》，我管发行，主要是抄地址，每次有上千个信封的地址要抄。小凯刚来的时候，和我一样，也是写信封。当时没有打印机，需要大家用钢笔一份一份写下来。因为中国技术经济研究会、中国管理现代化研究会成立以后，在全国30多个省市有分会，还有一些部委分会，超过四五十个，平时我们要和这些分会联络。整天办公室就像门诊，很难静下来做研究。不过，杨小凯还是留了些时间和专业学者交流。在中国技术经济研究会这个平台，杨小凯建立了学术界的人脉。他掌握了很多前沿信息，经常主动打电话向一些学者请教。从杨小凯的一些书信里，可以看出他对学术研究的执着。

那时我一门心思想考研。我没读过大学，直接报考研究生，压力很大。当时，我在北师大学习高等数学，上完课以后回来做作业，小凯经常教我数学。有时候学习紧张，小凯就不回姑父家睡觉。办公楼上面的床位，我和小凯晚上轮流睡。我先在上半夜睡到一两点，小凯就看书学习。等我起来后，小凯下半夜接着睡，睡到早上六七点。这样的学习状态持续了好几个月。有时候吃饭，小凯带了饭碗，我没有带，等他吃完，我洗一洗就用他的。有时候他在楼上学习，我吃完饭，就把自己的饭碗洗洗，给他带饭过去。

他有时会讲在监狱学习的经历。看守不让他安心学数学，有时候他顶了几句，看守就把数学教材抄走几天，甚至当场撕烂，英语书也是如此。所以为了防备书被抄走，他就把每个单词、每个演算过程都记在心里。他说，只要把这些内容刻在心里，就不会忘了。樊眏川的一本高等数学，从头到尾他都翻烂了，熟记于心。所以杨小凯的数学功底非常好，英语单词记忆能力也很强，这也是为什么他在出狱后可以做英文校对工作。一个人如果有小凯这样的学习心态，那是不得了的。

政治经济学考零分

1980年，社科院成立了几个新所，比如马列所、技术经济研究所等，都没有什么新鲜血液。那一年，恢复高考后的本科生还没有毕业，老同志还散落在各个单位。想要研究所发挥功能，只能两条腿走路，一是招研究生，二是去社会上招聘研究人员，将一些具备一定研究经验和职称的人员调到社科院来。

小凯和我都报考研究生，报的都是技术经济研究所。当时报考研究生，要政审通过才能参加考试。结果政审出来，小凯没有通过。小凯平反这件事情很麻烦，解决需要一个时间周期。所以，他只能报考研究人员。可是，小凯考试的时候，政治经济学的分数却很不理想。

按照李南央的回忆，后来小凯把考零分的事情告诉了李锐和她。他答题的内容，并不完全是老师看不懂而打零分，而是和标准答案差别太大，小凯用了自己的方法和模型来解释，有自己的判断和思考在里面。这件事是后来批试卷的老师和我说的，他们内部也反复讨论过。这样的事，我也做过。读初中的时候，政治经济学考试问什么叫剩余价值。我除了答剩余价值之外，还答了绝对剩余价值、超额剩余价值、平均剩余价值等。结果反而减了分数，老师认为你不按标准答题，有些卖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没什么可以发挥的，以书为纲，书上标准答案，你一背就行了。当时的环境下，这种考试肯定不可能给太多自由发挥空间。所以对小凯来说，参加传统考试很不合算。当时我们手里天天拿着政治经济学的教科书在背，他不看也不背，他的兴趣并不在此。

因为没能录取，小凯只能以借调名义继续工作。这时候，小凯觉得在北京呆不下去了，就有离开的想法。武汉大学的刘鹰刚好在社科院进修，她向武汉大学校长刘道玉推荐了小凯，后来小凯就去了武大。

合作完成第一本西方经济学译著

我和杨小凯合译过波兰经济学家奥斯卡·兰格的《经济控制论导论》。大概是在1979年11月，时任中国技术经济研究会理事的乌家培来国家科委开会。会议结束后，他向我们提到，美国经济学家克莱因要访华，社科院想出一本书，作为克莱因访华的一个礼物。杨小凯就和乌家培商量翻译《经济控制论导论》。接下这个工作后，小凯对我说，他来负责翻译，我主要承担类似前言、后记的翻译以及一些辅助工作。小凯连续开夜车翻译，三天的时间就睡了几个小时，元旦假期也没休息。那时候真是惜时如命。国家科委每周六都组织在人民大会堂看电影，一摞一摞的电影票放在桌上，可以随便拿，但我和小凯从来不去。

这本书是改革开放以后，西方经济学进入中国的第一本译著，在1981年出版。以前有些书，所谓资产阶级经济学，可能以灰皮书的形式出版，不对外公开发行，仅限于一定级别以上的干部阅读。这本书还可能是小凯唯一翻译的一本书，后来都是自己写书，包括上世纪80年代的《数理经济学》《经济控制论初步》等。杨小凯的数学功底好，对数理经济学、“三论”——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有不少研究。“三论”在80年代特别火，杨小凯写给于光远的信里，就讨论到金观涛的论文，他是“三论”的代表人物。当时国家科委主任宋健对“三论”非常重视，由钱学森建立了系统工程。小凯的思想和常人不一样，他没有在科班学过传统的政治经济学理论，这是优点也是缺点。优点是不受框框的限制，缺点就是观点会被领导或者专家看作“异类”，因为不在一个话语体系里。

小凯说，他在监狱里养成了用数学思维思考问题。他举了个例子，用铅笔在桌上画了一个圆，问我这是什么。我说是一个圆。他说不对，如果你用微分的视角，可以把它无限细分，就成了一条条直线。这种思维非常特别。后来小凯用超边际分析方法看待社会经济事务，都非常独到。他试图用数学模型、思维以及框架体系来解释很多问题。所以小凯做经济研究，数学方法用得特别多。小凯既懂理论、又懂模型，还愿意和实践结合，所以他的研究非常深刻。但他不是纯粹陷入模型，对现实也非常关注，数学模型只是技术手段，技术积累到一定程度，可以提升到宏观层面。

为改革开放理论界输送青苗

那时，北京思想学术界非常活跃，特别是不少年轻人开始初露头角，比如杜润生领导的农发组、改革四君子等。杨小凯在北京期间，和北京的学术新秀交流比较多，但整体来说，那时他主要在学习方法，还没有进入改革序列。1978、1979年，改革思想还没有完全呈现。一大批年轻人主要在学习，而不是创新。当时思想大讨论，粉碎“四人帮”以后的拨乱反正，主要还是一些著名经济学家和老一辈经济学家，年轻人还不具备这种导向性。年轻人真正开始走上舞台，是在1980年以后。

技术经济研究会接触的都是老教授、老同志，他们在“文革”前散落到各个部门。研究会主要是把这些经验丰富、研究能力比较强，在各专业领域领先的专家聚集起来。他们主要在提建设性建议，而且领域仅限于技术经济，不像其他人会涉及改革开放各领域。于光远是国家计委经济研究所首任所长，这个研究所当时很活跃，参与了社会主义生产目的讨论、按劳分配的讨论等。而技术经济研究会，主要是整理教科书、建立学科，加强管理学科的系统教育。不同学会的功能不一样，有些研究会主要是影响社会，影响高层领导的思想，有些学会则是建设学科，帮助大学培养青年人。

现在大家回忆小凯，对他在武汉工作，到美国求学，在澳大利亚教书的经历说得很多，但在北京的那段历史讲的人很少。实际上，小凯的学术生涯起点，就是那三年的“北漂”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