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中国若想顺畅转型为现代中国，一方面须吸收人类文明进步成果，另一方面又确实有一个文明再造、传统再释的问题。一个现代中国，必须基于自身传统，又要从传统中展开。

一个现代的中国不可能建构在一张白纸上，它的传统，不论现代人是否喜欢，都不会悄然逝去。传统是一个国家、族群的胎记，与生俱来，如影随形。不论现代中国转型任务如何迫切，要想转型成功，要想让西方工业革命之后的文明成果为我所用，造福于中国，必须从古老的中国传统中寻找与西方现代文明可以对接的因素。这就是一百多年前胡适在其名著《先秦名学史》“导论”中说的道理：“我们中国人如何能在这个骤看起来同我们的固有文化大不相同的新世界里感到泰然自若？一个具有光荣历史以及自己创造了灿烂文化的民族，在一个新的文化中决不会感到自在的。如果那新文化被看作是从外国输入的，并且因民族生存的外在需要而被强加于它的，那么这种不自在是完全自然的，也是合理的。如果对新文化的接受不是有组织地吸收的形式，而是采取突然替换的形式，因而引起旧文化的消亡，这确实是全人类的一个重大损失。因此，真正的问题可以这样说：我们应怎样才能以最有效的方式吸收现代文化，使它能同我们的固有文化相一致、协调和继续发展？”

胡适后来很长时间被视为“全盘西化论者”，这其实是一个天大的误会。胡适后来的学术工作，如果用一个简单的句子去概括，就是他所标举的：“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这是一个完整的过程，是中国现代转型必须面对也必须解决的问题。不研究问题，不输入学理，就不知道中国与世界的差距，不知道中国的现代化应该从哪儿下手；不注意中国传统，不用现代手段去研究固有文明，就无法弄清固有文明的精华、糟粕。研究就是评判，就是从现代理性回望传统，汲取精华，去掉糟粕，重构新文明，适应新时代。

【古典中国文明具有现代因子】

在过去一百多年，由于中国转型实在太艰难，内政外交几乎始终纠缠在一起，“救亡压倒启蒙”，启蒙往往为生存让路。几度危亡严重耽搁了中国现代化进程，重启现代化往往就带有急切情绪。从第一次现代化运动至最近一次现代化运动，150多年的历史就在耽搁、重启、焦虑、日争朝夕、欲速则不达中反复，因而传统往往承担了中国不进步的原罪。不论是第一次现代化运动失败，还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中国思想界的忧虑，传统都成了替罪羔羊。其实，历史真相并非如此。

比如第一次现代化运动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就其理论而言这并不是最坏的判断，一方面这个口号给了中国改变的方向，另一方面给了改变的动力。在那短短三十年，中国工业化有了很好的开始，打下了一个不错的基础，只要踏踏实实往前走，中国一定能走出一条现代化新路。“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中国离成功还会很远吗？然而一场战争让先前的发展归零，此后的反省导向了制度层面，进而甚至抵达“伦理的觉悟，为吾人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陈独秀语）。教育变革、制度变革、文化变革，中国走向现代化，似乎必须全面颠覆，彻底改变。

这个想法是不对的。中国没有赢得甲午战争，中国也没有在那之后顺利登上世界舞台，比如没有在巴黎和会如愿以偿，因而追责制度，追责文化。钱穆指出，“辛亥前后，人人言变法，人人言革命，太重视了制度，好像只要建立制度，一切人事自会随制度而转变。因此只想把外国现成制度，模仿抄袭。甚至不惜摧残人事来迁就制度……我们试问是否民主政治可以全不与此一民族之文化传统有关联，而只经几个人的提倡，便可安装得上呢？而且制度是死的，人事是活的，死的制度绝不能完全配合上活的人事。就历史经验论，任何一制度，绝不能有利而无弊。任何一制度，亦绝不能历久而不变。历史上一切以往制度俱如是，当前的现实制度，也何尝不如是。我们若不着重本身人事，专求模仿别人制度，结果别人制度，势必追随他们的人事而变，我们也还得追随而变，那是何等的愚蠢。其实中国历史上以往一切制度传统，只要已经沿袭到一百两百年的，也何尝不与当时人事相配合。又何尝是专出于一二人之私心，全可用专制黑暗四字来抹杀？”这是钱穆毕生研究中国历代政治得失的心得，是真知灼见，对于我们重新理解制度传统、文化传统极有用处。

钱穆不仅不能认同对中国历代政治制度“专制黑暗”的四字判词，而且根据他的研究，中国历代政治制度其实蕴涵着与西方近代政治制度对接的因素：“谈者好以专制政体为中国政治诟病，不知中国自秦以来，立国规模，广土众民，乃非一姓一家之力所能专制。故秦始皇始一海内，而李斯、蒙恬之属，皆以游士擅政，秦之子弟宗戚，一无预焉。汉初若稍稍欲返古贵族分割宰制之遗意，然卒无奈潮流之趋势何！故公孙弘以布衣为相封侯，遂破以军功封侯拜相之成例，而变相之贵族擅权制，终以告歇。博士弟子，补郎、补吏，为入仕正轨，而世袭任荫之恩亦替。自此以往，入仕得官，遂有一公开客观之标准。”更不要说后来的科举考试制度了。

作为一个有着几千年文明史的政治文化体，中国于近代之前在制度、文化、社会诸多方面都渐次形成了自己的体系，这个体系面对近代西方的强势确实有其不太适应的地方，也确实有许多方面需要参照西方进行改进甚至重置。但是完全忽略中国已有传统，完全不注意中国人的生命感受，可能也有相当问题。

传统并不只是一个消失的过往，传统需要解释，需要重构。既往的政治架构，可以解读为“专制黑暗”，又可以被钱穆等一批略带温情的史学家解读为具有现代性。我们不必在这些历史学家、思想家之间选边站，但是由此可以清晰地看到，传统中国要想顺畅转型为现代中国，一方面必须充分吸收西方因素，接受工业革命以来人类文明的进步成果，这是人类共有财富。另一方面，古典中国的农业文明取得非常了不起的成绩，但在“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情况下，又确实有一个文明再造、传统再释的问题。中国不可能置数千年传统于一边，不可能在荒漠、白纸上从头开始，“前近代的中国文明”具有“后现代”的因子，这些因子完全可以拿来作为中国新文化的思想资源。

【批判性继承】

说到这里，不由得想起冯友兰的“抽象继承法”。他在《中国哲学遗产的继承问题》中认为，中国哲学中的许多命题，即便我们一时不能同意或接受，但也无法提出反命题，比如儒家一直强调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不论人们做出怎样解释，这样的命题都无法做出反命题，无论如何都不能说应该“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因此，中国古典基于血缘、地缘的熟人社会，无论距离现代社会有多远，其传统伦理命题、行为准则，依然具有现代意义。

从冯友兰“抽象继承”视角，回望中国古典制度架构、文化设施、价值理念，如果经过适当地批判性转化，这些文明的因子并非全应该像近代以来激进主义者所说的那样全部抛弃。简单归纳，古典中国君主体制下的权力制衡、相互约束，言官、监察体制的独立，以及只对最高皇权负责；选官制度上的相对公开、透明，即便到了晚清，受物质主义刺激，几乎所有制度架构都充满着欲望、贪婪、腐败，但晚清的科举制度直至最后依然为士大夫阶层保持了应有的面子；其制度设计、执行、保障，也有值得记取的经验。从形而上层面上说，古典中国确实不需要人人为政治发声，士农工商四民的社会结构有士大夫阶层专门为民请命，充当社会良心，士大夫阶层与皇权达成基本共识，皇权郑重承诺与士大夫共治天下，士大夫在获得那个时代法律上的免责待遇后，一般说来都能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从批判视角维护皇权平稳运行。

近代以来的中国问题，主要就是如何工业化，以及在工业化之后如何重构社会，如何管理社会。其实在这方面，古代中国也有可以记取的经验，古典中国帝制时代并不主张皇权下移，更不主张皇权漫无边际。按照钱穆等人的研究，皇权与世俗政府权力之间有一适当的边界。为了最大限度减少民众的负担，轻徭薄赋，县以下尽量不使用吃皇粮的公职人员，最大限度利用那些告老还乡的士大夫，用示范，而不是用行政去管理乡村基层。这些经验虽然只是前近代的农业社会产物，但如果批判性利用，并不难与西方近代以来的现代文明接上头。

【基于传统的全新文明体系】

如果从利玛窦、徐光启算起，大航海、全球化之后的中西交往已经快五百年了。五百年来，中国已经容纳了西方不少东西，一个基于传统而不失普遍性的全新文明体系，呼之欲出。这就像佛教东来后的情形，冲突、融合、摩擦、再融合，八百年过去了，至“北宋五子”出，中国文明凤凰涅槃，华丽转身，重构融合儒释道之新理学、新道学。近代以来，中西文化冲突、交融、再冲突，经上百年消化、重构，一个容纳中西的新体系也正在构建中。容纳中西，就意味着必须尊重传统，必须从传统中走出。贺麟《儒家思想的新开展》指出，“在思想和文化的范围里，现代决不可与古代脱节。任何一个现代的新思想，如果与过去的文化完全没有关系，便有如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绝不能源远流长、根深蒂固。文化或历史虽然不免经外族的入侵和内部的分崩瓦解，但也总必有或应有其连续性”。冯友兰、贺麟这一批对西方文化有通透理解的大哲学家期待“贞下起元”，期待“儒家思想的新开展”，说的都是一个意思，一个现代中国，必须基于自身传统，又要从传统中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