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城市人口版图正出现重要变化:北京常住人口近20年首次负增长,上海常住人口减少。与此同时,郑州、西安等多个省会城市的常住人口将突破千万。人口流动的新动向意味着什么?透露出中国城市发展哪些信号?

京沪迎人口拐点

不久前公布的数据显示,2017年北京常住人口2170.7万人,比2016年末减少2.2万人,出现近20年来首次负增长。而另一座超大城市上海,2017年常住人口也比2016年减少1.37万。京沪人口同时“瘦身”是近年来首次出现。与此同时,常住人口“千万级”城市即将增加。被称为“新一线”城市的郑州、西安、杭州等都有望加入人口“千万俱乐部”。根据“西安发布”于2018年底公布的数据,全市户籍人口数量接近1000万。

中国城市人口新变化,是宏观政策导向与个体自觉选择共同作用形成的。北京重点高校硕士毕业生张欣,在北京公司总部工作一年后,去年主动申请到成都分公司工作。“看起来平台小了,但成都市场是蓝海,生活成本低且舒适。”张欣说。1994年出生的杨东明是东北人,在北京上大学。他毕业找工作时,把简历全部投给了杭州、成都、重庆等“新一线”城市。

中央党校教授汪玉凯表示,过去是“孔雀东南飞”——人才和劳动力涌向东部沿海和发达地区,近年来开始出现“孔雀开屏”,很多人愿意在省内以及中西部中心城市聚集、扎根。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日前发布《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8》显示,我国流动人口规模在经历长期快速增长后开始进入调整期。特别是最近几年,我国劳动力,尤其是农民工有从东部沿海地区向中西部地区回流的现象。

“新一线”城市吸引力提升

汪玉凯说,近年来,北京、上海两个超大城市推动“大城市病”治理,收紧落户政策。与此同时,高铁、互联网从实体和虚拟两个维度缩小了城市之间的距离,“新一线”城市迎来了“换道超车”的机会。

人口迁徙的背后是产业的转移。58英才招聘研究院的研究显示,毕业生求职看重的因素中,排名靠前的三个是经济发展快、产业基础好和基础设施配套齐全。在这几方面,“新一线”城市近年来均进步明显。

借力国家“一带一路”建设,被称为“火车拉来的城市”郑州发挥区位优势,打造连通境内外、辐射东中西的物流通道枢纽,朝“买全球卖全球”的目标迈进。2018年6月,在北京拼搏的张红超辞职前往郑州,在经济技术开发区的一家进出口贸易公司任职。“比起人才竞争激烈的北京,我可以在这里找到更好的职业发展空间。”张红超说。

素有“九省通衢”之称的武汉,凭借高教资源优势,提出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在深圳一家网络通信设备供应企业工作了好几年的王女士说,她已经计划辞职到“生活成本更低、发展潜力巨大”的武汉工作。

麦可思研究院的调查指出,2018届毕业生就业首选“新一线”城市比例(37%),超越传统一线城市(31%)。与此同时,麦可思发布的2017届大学生毕业半年后培养质量的跟踪评价显示,2017届本科生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工作的就业满意度分别为76%、74%、71%和70%。而同届本科生在杭州工作的就业满意度为75%,仅次于北京。

新兴产业的崛起,促使“新一线”城市不断加大人才引进力度。从武汉2017年初提出“百万人才留汉计划”,到成都发布“人才新政12条”,从郑州向全球发出“史上最强”招贤令,到西安推出“史上最宽松”户籍政策并实施“海底捞式”落户服务,“抢人大战”愈演愈烈。以杭州、长沙、武汉为例,2017年新增常住人口分别为28万、27.29万、12.67万。

大城市未来将聚焦精细化管理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促进区域协调发展。要增强中心城市辐射带动力,形成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助推力。要推动城镇化发展,抓好已经在城镇就业的农业转移人口的落户工作,督促落实2020年1亿人落户目标,提高大城市精细化管理水平。

“我国很多省份的人口相当于一个欧洲人口大国,省会相当于欧洲一个大国的首都。”华南城市研究会会长、暨南大学教授胡刚表示,这些省会城市做大做强,将有力地辐射周边地区,带动整个国家经济、社会全面发展。

浙江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执行所长米红表示,城市新增人口尤其是中青年,是未来消费的中坚力量,对于城市内涵式增长有很大助推作用,同时有助于促进区域发展平衡。

专家指出,应对人口流动新变化,要关注随之而来的公共管理新问题。部分城市在降低落户门槛之后,出现投机式落户购房的“户口空挂”,可能导致城市公共资源的设计、配置、使用等方面出现偏差。河南省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王宏源表示,吸引人才不在于出台多少政策,而在于政策最终落地的质量,要在破除体制机制障碍上多下功夫,为引才搭桥铺路。

“新一线”城市不断增加的人口规模,将给城市精细化治理提出更高要求。汪玉凯表示,从城市空间和结构规划的顶层设计,到养老、医疗、教育甚至垃圾处理等,都需要“像绣花一样精细”,改变过去的粗放式发展,避免简单“摊大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