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进供给侧改革是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的重点工作，要想做好这项工作，必须在紧密结合实际的同时将其建立在坚实的理论基础上，必须在反思需求管理理论的同时，找到供给侧改革的理论依据。

凯恩斯需求管理理论存在五大缺陷

凯恩斯于20世纪30年代经济大危机后全面批判了萨伊定律，认为经济危机是由有效需求不足引起的，有效需求不足又是由“三大基本心理规律”决定的：边际消费倾向递减导致消费需求不足，资本边际效率递减和流动性偏好共同作用引起投资需求不足。由于经济中存在着工资刚性等制度约束、工会和其他垄断力量，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所强调的市场机制自发调整在短期甚至在长期都无法发挥作用，即经济无法自动恢复充分就业的均衡，因此政府就不能仅限于“守夜人”角色，而应采取相机处置的需求管理政策，尤其是财政政策，来促使经济恢复充分就业均衡，消除失业和经济危机。在经济萧条时期，政府应实行预算赤字政策来减少总需求；在通货膨胀时期，政府应实行预算盈余政策来减少总需求。

凯恩斯理论存在如下五大缺陷：一是过分强调需求侧出口、投资、消费“三驾马车”的作用，相对忽视供给的作用。而实际上经济发展是供给与需求共同作用的结果。当然，这里的供给不是狭隘的产品供给，而是经济发展的“供给侧”力量，包括主体培育、技术进步、人力资本增加、结构优化、制度变革等。许多人分析宏观经济动不动就是“三驾马车”，我们不能说它完全不对，但存在明显的缺陷。

二是过分强调短期分析，相对忽视中长期分析。但实际上经济发展是短、中、长期相结合的，短期趋势是建立在中长期趋势基础之上的。如果我们将中长期的发展趋势看清楚了，则不必太在意短期的趋势，“管你短期东南西北风，我自气定神闲”。而如果只关注短期数据，我们就会随着波浪起舞，其结果是晕头转向，不知东西。

三是过分强调政府的作用，相对忽视市场的作用。凯恩斯理论有一个暗含的假设前提，那就是政府是理性的，总能代表全社会的总体利益和长远利益，故特别相信政府的宏观政策调控能达到预期的效果。而实际上政府并不总是理性的，政府也有自身的利益，政府官员也会受任期的限制而追求短期政绩，而相对忽视全社会的中长期利益。

四是过分强调宏观总量分析，相对忽视微观行为分析和结构分析。而实际上经济发展往往是宏微观相融合的，宏观总量是建立在微观行为基础之上的。宏观总量是个体的总和，只有看清了大多数个体的行为状态，才能科学把握宏观态势。同时，现实中很多问题并非都是宏观总量问题，而是结构性问题，凯恩斯理论对解决结构性问题并不适用。

五是过分强调经济因素的分析，相对忽视非经济因素的分析。而实际上经济社会发展往往是经济因素与非经济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仅仅运用经济学是不够的，还需要发挥其他学科的作用。

需求管理理论和政策被过度重用的原因

在凯恩斯理论出现后，人们对有效需求（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有了较深刻的认识。在研究经济增长（如GDP增长）时，“三驾马车”成为主要的分析工具，而供给侧因素或供给侧力量则较少考虑。其原因在于：一是需求管理理论契合了政府的需要。需求管理理论论证了政府干预的必要性，提供了明晰的政策干预工具，因而为各国政府所喜爱。而且，需求管理政策不仅为使用者带来了权力，也带来了直接利益，故一旦用上就很容易上瘾，难以摆脱。

二是需求数据容易获得，较方便做研究。出口、投资、消费三大需求的内涵和外延都比较清晰，衡量标准和评价指标体系明确，统计数据较容易获得，为政府和研究者所喜爱。而供给侧因素则相反，内涵和外延都不清晰，争议也较大，评价指标体系不明确，统计数据难以获得，因而被很多人所忽视。

三是教科书上的供给定义限制了人们的思维。既然供给是指生产者的商品供给，那么在短缺经济时代结束、企业产能常常过剩的情况下，增加供给似乎已不是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只要考虑需求拉动就可以了。而实际上，商品供给只是广义供给因素发挥作用的一种结果形态，远不能代表供给侧因素本身，新需求是要靠新供给来创造的，供给才是原动力。

供给侧改革有着坚实的理论基础

由于供给侧即生产侧，劳动、资本、土地、资源、技术、知识、信息等生产要素是生产侧的重要内容，下面仅从生产要素这一个角度（供给侧还有生产主体、制度变革、结构优化、要素升级、存量调整、增量培育等角度）来看看其丰富的经济学理论支撑。

从经济学说史和经济史来看，供给理论绝非始自“萨伊定律”和供给学派，而是与整个经济学的成长相伴随，供给管理政策而非需求管理政策在历史上居于主导地位。如重农学派（Physiocrates，18世纪后半叶）就反对重商主义的需求管理政策，强调恢复“自然秩序”，强调土地要素供给和农产品供给的重要性；斯密（Smith，A.,1776）全面系统地抨击了重商主义的需求管理政策，强调劳动和资本等“供给侧”因素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强调了分工提高劳动生产率的作用，强调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的关键作用；萨伊（J.B.Say，1803）论证了供给对经济发展的作用，认为供给会创造它自己的需求，而供给因素主要是劳动、资本和自然力；李嘉图（D.Ricardo，1817）强调了有限土地及其所导致的报酬递减对经济发展的约束作用；李斯特（F.List，1841）强调了技术进步对经济发展的作用；罗雪尔（W.Roscher，1843、1854）将劳动分为“生产性劳动”和“非生产性劳动”，并强调了“生产性劳动”对经济发展的作用；马克思（1883）论证了劳动对创造价值的核心作用等；马歇尔（A.Marshall，1890）在《经济学原理》中强调了人力资本对经济发展的作用。

发展经济学基本是从供给侧来分析经济发展的。如柯林 克拉克（C.Clark，1940）将技术知识的增进和规模报酬递增看做是决定经济进步（经济发展）的主要源泉；哈罗德—多马（Harrod&Domar）模型（1946、1948）论证了资本积累对经济发展的决定性作用；张培刚（1949）将经济发展视为工业化过程，而工业化的发动因素为企业家的创新管理才能、生产技术、（有利的）社会制度，限制因素为资源或物力、人口、（不利的）社会制度；索洛（Solow,1956）、斯旺（Swan,1956）、米德（Meade,1960）等论证了技术进步对经济发展的决定性作用；舒尔茨（T.W.Schultz,1961、1981）等强调了人力资本对经济发展的关键性意义；丹尼森（E.Denison,1962、）、肯德里克（J.W.Kendrick,1961）、乔根森（D.Jorgenson,1967）等人循着索洛的思路，通过经验实证分析发现“余值增长”（theresidualgrowth）是由要素生产率提高带来的；罗默（Romer.P.,1986）论证了专业化知识（知识资本）是经济发展的决定因素；卢卡斯（Lucas.R.,1988）将人力资本作为内生变量，论证了人力资本是经济增长的发动机等。

以芒德尔、拉弗、万尼斯基等为代表的供给学派在论证供给管理政策方面做出了贡献。其主要观点：提高税率虽从短期看可提高税收收入，但由于抑制了纳税者的生产积极性，从中长期看反而导致税收收入下降；在资源稀缺世界中，所谓商品过剩只是适销不对路的“劣等货”过剩，其根源并非需求不足，而是能引致新需求的创造性供给不足；企业并不只是被动适应市场需求而提供商品的生产单位，而是在创造需求方面发挥着能动性作用；经济增长源自供给者的创造能力和生产率的提高，战后美国等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与其说是由凯恩斯需求政策所带来的，不如说是由于凯恩斯政策“阴差阳错”带来的实际供给效应以及技术创新机制所带来的。

因此，供给学派主张：减税特别是降低边际税率，调动企业积极性；削减政府开支，放松政府管制，减少政府干预，赋予企业经济自由；稳定货币增长。我们可以将供给学派的政策主张归纳为“四减四促”：其中，“四减”是指减税（含减支，特别是降低边际税率）、减管制、减垄断、减货币发行或控制通胀（甚至主张恢复金本位制），旨在调动积极性，促进生产供给；“四促”是指促进私有化、促进市场竞争、促进企业家精神的发挥、促进技术创新和智力资本投资。

新制度经济学和改革经济学也多是从供给侧研究制度问题的。其实原因很简单：需求侧主要强调发挥政府政策的调控作用，强调解决短期的宏观经济波动问题，而供给侧则强调发挥制度的作用，强调解决经济长期可持续发展问题，因而制度经济学家或改革经济学家总是考虑如何改革制度，来优化各主体的权利配置，调动各主体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优化资源配置，提高经济效率，实现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

笔者在2008年出版了《人本发展理论——解释经济社会发展的新思路》一书，提出了人本发展理论分析框架，人本发展理论主要体现了供给侧改革思想。人本发展理论是由“满足人”、“依靠人”、制度“引导人”、资源“装备人”、分工“安置人”组成的理论分析框架。其中，满足人可说是需求侧的，其余都是供给侧的：依靠人是指依靠人的行为来实现经济发展，属于供给侧；制度、资源或生产要素、分工（对应着笔者提出的供给侧“三大发动机”制度变革、要素升级和结构优化）是影响人行为的三大因素，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基本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