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制造业企业以参与国际代工方式，融入了以发达国家跨国公司为主导的国际生产体系，成功地走过了一段艰辛而又辉煌的对外经贸非凡历程。其间，虽然也经常遭遇美国贸易保护主义的阻挠，但在过去20年间，中国高技术产品出口占全部出口商品的比重，已由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不足5％，快速跃升至目前的30％。可以说，中国出口的商品不仅物美价廉，而且慢慢进入了原本属于发达国家特权的高端贸易领域。

企图遏制中国高科技行业发展

近年来，美国贸易保护主义有加剧之势。如在2016年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发起的39起反补贴调查案件中，涉及中国的就有14起，占35.9％。其中，调查的产品范围也由传统产品向高附加值的高技术产品延伸。尤其是2018年以来，美国针对中国高科技企业的排斥和压制不断升级。2018年6月15日，美国白宫宣布对中国进口的含有“重要工业技术”的500亿美元商品征收25％的关税。

与此同时，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还发布了包含航空航天、信息通信技术、机器人技术、工业设备、新材料和汽车等1102种商品的征税清单，以遏制“中国制造2025”规划的实施，阻击中国制造业向高端升级。在中美围绕高科技领域竞争异常激烈的背景下，美国采取各种手段遏制中国高科技行业发展的意图十分明显。一方面，美国以国家安全为由，针对中国华为和中兴通讯等高科技产品的贸易抑制和技术封锁，一刻也没有停歇；另一方面，美国自身则早已开始了对先进制造业的顶层设计和国家重大战略布局。

2011年，美国启动了先进制造业伙伴关系计划，通过创造高品质制造业工作机会，以及对新兴技术进行投资，提高美国制造业全球竞争力。2012年，美国启动了先进制造业国家战略计划，围绕中小企业、劳动力、伙伴关系、联邦投资以及研发投资，提出五大目标和具体建议，促进美国先进制造业的发展。2013年，美国启动了国家制造业创新网络计划，计划建设45个制造创新中心和一个协调性网络，专注研究3D打印等有潜在革命性影响的关键制造技术，打造世界先进技术和区域服务中心，持续关注制造业技术创新，并将技术转化为面向市场的生产制造。

从以上动态表象不难看出，当前中美经贸摩擦主要集中在高技术行业，摩擦和冲突的焦点是“中国制造2025”的重点领域。从某种意义上讲，这种经贸摩擦具有历史的必然性，并将长期持续。

根源在于技术范式的竞争

把握中美经贸摩擦的逻辑，需要从世界产业演化的历史脉络中进行梳理。从产业发展史的维度来看，美国制造业的崛起，间接得益于英国工业革命，直接得益于两次世界大战。20世纪20年代到90年代，全球范围内的制造业出现过四次较大规模的迁移，推动制造业大规模迁移的重要驱动力量是创新。

第一次全球制造业转移发生在20世纪20年代，以美国承接英国制造业为代表，主要标志是制造流程创新。第二次全球制造业转移发生在20世纪50年代前后，以日本和德国承接美国制造业为代表，主要标志是协作体系创新。第三次全球制造业转移发生在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以亚洲“四小龙”及拉美国家承接日本制造业为代表，主要标志是产业链整合创新。第四次全球制造业转移发生在20世纪90年代前后，以中国等承接前三次制造业为代表，主要标志是体系实力创新。

正是得益于第一次全球制造业转移，美国顺利登上了全球科技创新的霸主地位。为了主导国际事务和长久稳固军事霸权地位，美国启动并强化了国家使命导向的创新战略。基本战略导向是运用大科学解决大问题，集中优势资源重点发展那些处于技术生命周期早期阶段的、具有特殊战略重要性的技术领域，包括航空航天、电子信息和原子能等。因此，从产业演化的历史逻辑中不难看出，中美经贸摩擦的根源在于技术范式的竞争。

不仅如此，基于隐形的武力恫吓和美国优先的惯性思维，美国长期限制高科技对华出口。例如，按照美国官方统计，2017年美国高科技对华贸易逆差为1354亿美元，占商品贸易逆差的36％，占美国高科技全部贸易逆差的122.7％。而且，出于意识形态等因素的考虑，美国还拉拢其欧洲、日本等盟友进行协作体系创新，使后者在高科技领域长期保持对美贸易顺差，推行双重标准。

事实上，美国如果愿意放开对华高科技行业的出口限制，中美贸易的失衡是很容易得到纠正的。例如，从细分行业来看，美国对华高科技贸易产品中，除了电子、航天、柔性制造等行业有较少的顺差之外，其他高科技领域如光电、信息通信、核技术等基本上为贸易逆差，出口量极少。目前美国对中美经贸实施投资限制、技术封锁和人才截流等措施，并企图拉拢盟友，遏制中国制造业技术创新和转型升级。

依据技术谱系分类突破

梳理世界产业演化的历史脉络，有助于理解中美经贸摩擦的内在逻辑。依据产业技术谱系进行分类，有助于围绕产业寻找突破方向。中美在技术方面的差异可以细分为四个维度。一是科学研究型，包括医药行业的品牌药、半导体设计、生物技术、特种化学品等，在上述所有领域美国都遥遥领先于中国。二是工程技术型，包括商业航空、应用程序和系统软件、通信设备和医疗器械等领域，美国要强于中国，而中国在铁路、风力汽轮机、汽车配件等领域要强于美国。三是客户中心型，美国在互联网零售、互联网软件与服务、家居产品、家庭娱乐软件领域强于中国，中国家用电器强于美国。四是效率驱动型，美国在石油天然气服务与设备业方面要强于中国，而中国在太阳能电池板、半导体中的晶圆代工和后端服务等制造业方面要强于美国。

四个维度的对比，中国制造业在科学研究领域是短板，工程技术和客户中心方面与美国相比各有特色，在效率驱动领域的大部分行业，中国存在较大优势。出现这些差异的主要原因在于，中国在改革开放以来的引进外资模式中，长期贯彻的理念是技术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中国的“技术拿来主义”使科学研究的根本作用被忽视，即使少量的科学研究成果，也大部分被束之高阁，很少通过工程技术进行产业化运用，在技术转化方面存在严重不足。

在美国贸易保护主义的大背景下，未来中国制造业要从根本上实现突破，必须基于中国自身的禀赋优势并保持战略定力。同时，要依据产业技术谱系分类的特点依次推进，做到科学技术化、技术工程化、工程产业化、产业价值化、价值规模化、规模资本化、资本科学化“七个转化”齐头并进。其中，科学技术化，主要是要实时捕捉处于技术生命周期早期阶段的前沿性产业和技术，强化基础研究的指引作用和支撑功能，鼓励并资助研发基础性产业和前沿性技术。技术工程化，是要推动技术政策和指导技术变革双管齐下，实现产品标准化、工艺流程化、技术模块化。工程产业化，主要是要推广工程技术的广泛应用，重点培育若干先进制造业集群。产业价值化，是要依赖基础技术和前沿技术的支撑，强化市场的快速获取能力和响应能力。价值规模化，是要寻找和把握市场成长开始呈现加速趋势的先机，通过适度的规模效应，获得高质量发展的机会窗口。规模资本化，是要充分利用资本的现代化运营手段和资产化运作手段来实现盈利。资本科学化，是要将前面各阶段所积累的资本反哺科学，为未来的产业转型升级提供更多更好的用于科学研究的资本。

在做到“七个转化”的同时，还要结合中国在科技创新、高端制造、金融服务、大学教育、关键核心技术、军事实力等领域在国际上的特点，依托“一带一路”建设，深化国际产能合作。重点要在高铁、核电、发电机等大型设备建造领域，通过一揽子方案塑造W型价值链，并以“一带一路”建设为支点，重构以我为主的全球价值链体系。而在“一带一路”沿线之外，要深度融入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创新链体系，实现全球价值链和全球创新链两个链条的“双重嵌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