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焕庸(1901—1998)，江苏宜兴人。1919年考入南京高等师范学堂文史地部学习，1926年8月—1928年9月赴法国巴黎大学、法兰西学院访学，1928年9月—1949年任职于中央大学地学系，1950年—1953年任治淮委员会技术委员。胡焕庸自1953年9月起长期任职于华东师范大学地理系。1956年创办全国高校首家人口研究机构(华东师范大学人口地理研究室，任研究室主任)。^［1］1985年退休，但仍笔耕不辍，直至1990年搁笔。胡焕庸一生著述等身，论著多达170余种，^［2］推动了中国人口地理学、人口经济学、人口社会学等学科发展，被誉为“中国人口地理学的创始人”。^［3］“胡焕庸线”假说是胡焕庸在中国学术史上的突出贡献，是一份宝贵的思想遗产，值得总结、传承和创新发展。

一、胡焕庸对“胡焕庸线”假说的阐述

(一)胡焕庸1935年关于“胡焕庸线”假说的论述

20世纪初，中国思想界已开始关注中国人口分布失衡问题。但囿于当时人口、土地等统计资料缺失，无法准确计算出中国的人口密度，研究仅限于定性分析。^［4］

1935年，时任中央大学教授的胡焕庸在《地理学报》发表《中国人口之分布》一文，首次提出“瑷珲—腾冲线”。其核心观点:该线两侧，以东地区用占全国约36%的国土面积承载了约96%的人口，以西地区用占全国约64%的国土面积仅承载了约4%的人口，被称为中国人口地理的分界线。^［5］

胡焕庸首倡的“瑷珲—腾冲线”经三个步骤绘制而成。第一步是统计人口。胡焕庸通过对比清末、民初官方及学术界人口统计数据，发现各版本统计或滞后多年，或遗漏较多，且结果差距较大，不足为信。他以1933年全国28省为统计对象，从各种公报杂志中搜取各省、县最新人口统计。除西藏全部及西康、青海一部分县区因数据缺失为主观估计外，其他地区人口统计相对准确。根据此次统计，中国人口为4．58亿。第二步是绘制人口图。在人口统计基础之上，胡焕庸以县区为单位，分别绘制一张人口分布图、一张人口密度图。人口分布图采用全国具有省、县界限的地图，参考实测地形图，根据山地、平原、河谷的不同，用“点子法”制作，以每点代表2万人，共22900个黑点，^①点的密疏代表人口的多寡。人口密度图根据点子的密度，用“等值线法”制作，分八级，最高级为每平方公里400人以上，第八级为每平方公里1人以下。第三步是绘制人口密度分界线。根据人口密度图，作一直线，将大部分第八级地区与其他地区划开。该直线自黑龙江瑷珲至云南腾冲，因此命名为“瑷珲—腾冲线”。^［5］

《中国人口之分布》发表之后，中国首张人口分布图和“瑷珲—腾冲线”的具体内容不久即被美国《Geographical Review》杂志全文介绍，英、德地理刊物亦相继介绍，认为该文不仅开创了中国人口地理研究先河，而且也奠定了中国人口地理学的基础。1945年，胡焕庸参加美国地理学家联合会年会时，以《“瑷珲—腾冲”人口分界线》为题演讲，获得国际同行的一致赞誉。1956年，因“瑷珲”二字生僻难认，“瑷珲县”改为“爱辉县”，“瑷珲—腾冲线”也随之更改为“爱辉—腾冲线”。1973年，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的田心源教授称该线为“胡焕庸线”，^［6］“胡焕庸线”因此而得名，并一直为国内外学术界所沿用。1983年6月，爱辉县并入黑河市，“爱辉—腾冲线”又改名为“黑河—腾冲线”。值得一提的是，虽然“胡焕庸线”早已闻名国内外地理学界，但胡焕庸在论述中从未使用过“胡焕庸线”这一名称。胡焕庸在晚年最常使用的是“爱辉—腾冲线”。2009年，“胡焕庸线”被《中国国家地理》杂志社、中国地理学会评为仅次于“珠峰测量”的“中国地理百年大发现”。

(二)胡焕庸20世纪50—80年代关于“胡焕庸线”假说的进一步论述

20世纪50—80年代，中国人口总量从1949年的5．36亿增长到1990年末的11．37亿，人口分布也显现出新的特征。胡焕庸对“胡焕庸线”假说作了进一步阐述，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胡焕庸线”两侧人口分布特征。从“胡焕庸线”两侧人口分布的宏观特征来看，“胡焕庸线”两侧人口比例一直保持相对稳定。1935年，根据胡焕庸《中国人口之分布》统计，全国总人口为4．58亿，“胡焕庸线”东西两侧人口占比分别为96%和4%。1953年，新中国进行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全国总人口为5．71亿(不含台湾)，“胡焕庸线”东西两侧人口占比分别为94．8%和5．2%。到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全国总人口为11．37亿(含台湾)，“胡焕庸线”东西两侧人口占比分别为94．2%和5．8%。对此，胡焕庸在《中国人口的分布、区划和展望》，以及与严正元合著的《人口发展和生存环境》中均指出:经历半个世纪，“爱辉—腾冲线”东西两侧人口之比仅有1.8%的变化，表明了该线的客观性和中国人口分布的规律性。

从“胡焕庸线”两侧人口分布的内部特征来看，胡焕庸得出了两个结论。第一，“胡焕庸线”以东人口分布特征有显著差异。胡焕庸在《我国人口地理分布概述》中将全国分为八个人口大区，通过一系列统计指标的研究，发现“胡焕庸线”以东的长江中下游区和黄河下游区，用占全国13．89%的国土空间承载了全国约一半人口，^［7］是中国人口最稠密的地区。第二，地理位置离海岸越近，人口越稠密，越往内地，人口越稀疏。胡焕庸在《中国人口地域分布》，以及与张善余合著的《中国人口地理(上册)》中指出:我国35．9%的人口集中在距海岸200公里以内地区，人口密度高达374．6人/km²(平方公里); 距海岸200公里至500公里的地区，人口密度为182．9人/km²，不到前者的一半;500公里至1000公里，人口密度降为131．1人/km²; 1000公里以上，人口密度只有19．4人/km²。可见，沿海人口集中是人口地域分布的一般规律。^{［8］［9］}

“胡焕庸线”的主要成因。1990年，胡焕庸在历年研究成果基础上对“胡焕庸线”的成因进行了全面总结，认为“胡焕庸线”形成的影响因素主要有自然环境、经济发展水平、社会历史条件。

从自然环境视角，胡焕庸沿着海拔、降雨量及农作物生长的逻辑关系来分析“胡焕庸线”两侧人口分布差异。我国地势特征遵循海拔高度由西向东，由北向南递减的规律。从东北境内的大兴安岭山脉开始，途径燕山山脉、太行山脉、秦岭山脉、大巴山脉直到西南方向的武陵山脉和乌蒙山脉，存在一条自东北向西南方向的山脉分界线，也称为我国地势的“第一台阶”。^［10］“第一台阶”与“胡焕庸线”基本吻合，说明“胡焕庸线”假说具有一定的地理学基础。因地势和纬度的缘故，“胡焕庸线”和近代发现的400毫米等降水量线基本重合，是半湿润与半干旱区的分界线，以东气候温和、湿润多雨，以西则气候寒冷、干旱少雨。降雨量差异直接导致了“胡焕庸线”两侧土质和农作物生产的巨大差异，为“胡焕庸线”的长期稳定提供了强有力的依据。

从经济发展水平视角，胡焕庸以1986年国家经济统计数据对“胡焕庸线”两侧各项经济指标进行对比分析(见表1)。第一，从粮食生产来看，东南半壁播种面积占全国91．5%，产量占全国96%，西北半壁播种面积占全国8．5%，产量占全国4%。可见，西北半壁的粮食生产不仅总量远远低于东南半壁，而且单位面积产量也低于东南半壁。^［10］第二，对农业、工业、原煤、原油、发电量等生产指标占比逐一进行比较，发现东南半壁在各项经济指标上都具有绝对优势，占比均大于90%，而西北半壁各项经济发展指标总量较小，占比均少于10%。总的来说，“胡焕庸线”两侧主要经济指标占比与人口指标占比大体相当，充分反映了两侧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及对“胡焕庸线”两侧人口分布的有效支撑。

从社会历史条件视角，胡焕庸研究了中国历代人口迁移特征，发现当今人口分布格局是经过长期演化而成的。夏、商、周时期，华夏文明主要分布于黄河流域。自春秋到秦始皇建立统一的封建王朝，人口虽主要集中于黄河流域，但版图已扩展到长江以南地区。汉朝时，以秦岭－淮河为界，北方仍然是人口主要集中地，约占人口总数77．52%，其后人口逐渐南迁。至唐玄宗天宝元年，南北方人口比例约为6:4。^［11］到北宋年间，南方人口开始占据主导地位。明、清时期，中国人口增长迅猛，人口压力过大，作为人口洼地的东北地区出现“闯关东”的洪流，^［10］使东北三省成为我国近百年来人口迁入最多的地区。改革开放以后，我国人口向长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冀地区集中，人口分布重心逐渐向东南沿海地区移动，由此巩固了“胡焕庸线”人口分布特征的稳定性。

二、近年来学术界关于“胡焕庸线”假说的论争和新拓展

2013年8月31日，李克强总理在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城镇化成果汇报会总结讲话中指出:“城镇化关系到中国现代化的成败，‘胡焕庸线’是个经济地理问题，应不应该打破?能不能打破?怎么破?请你们帮着研究。”^［12］2014年11月27日，李克强总理在国家博物馆参观“人居科学研究展”时再次提出，要研究如何打破“胡焕庸线”，实现中西部地区城镇化和现代化。^［13］近年来，围绕着“总理三问”，学术界掀起了关于“胡焕庸线”的论争和应用研究热潮。

(一)学术界关于“胡焕庸线”的论争

关于“胡焕庸线”假说是否成立的论争。大半个世纪以来，中国人口经历了爆发式增长和大规模迁移，人口和经济政策也几度更替。关于“胡焕庸线”假说是否成立的观点，学术界呈现出“肯定说”和“否定说”两大阵营。

(1)肯定说。大多数学者认为“胡焕庸线”假说成立，并从多个维度予以证明。第一，从人口分布的维度，根据主要年份人口统计数据、DMSP/OLS 灯光遥感等新数据对全国人口分布、密度、迁移等情况进行定量分析，认为自1935年以来，“胡焕庸线”依然是中国人口密度的分界线。^{［14］［15］［16］}两侧人口比重的细微变化主要由中国国土面积变化导致，而无论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生产力布局由东向西推进的均衡发展，还是改革开放以来高度活跃的中西部较落后地区人口向东南沿海发达地区的频繁迁移，都未能影响和明显改变中国人口分布的基本地理格局和“胡焕庸线”的稳定性。^［17］第二，从经济发展和资源分布的维度，通过对人均GDP 以及生产性土地资源、矿产资源等生产要素的空间分布进行分析，结果表明，人均GDP 以及生产性土地资源、矿产资源等生产要素的空间分布情况与区域人口分布具有很高的一致性。^{［18］［19］}第三，从社会发展的维度，认为“胡焕庸线”不仅是人口和经济分布的分界线，更是民族交融、城镇化水平、综合交通路网差异、电力消费水平等的分界线。^{［20］［21］［22］}进一步证明“胡焕庸线”假说是中国人文格局分布的客观规律，其稳定存在与自然环境、经济和社会发展有着紧密联系。

(2)否定说。少数学者认为“胡焕庸线”之争或许是伪命题，不应作为学术界论争的焦点，主要有三方面的理由。一是从国土面积变化的角度对“胡焕庸线”假说提出质疑，认为胡焕庸提出“瑷珲—腾冲线”时，我国国土面积和现在不同，当时的国家版图呈“秋海棠”型，如今已是“雄鸡”型。二是从人口统计口径的角度对“胡焕庸线”假说提出质疑，认为对“胡焕庸线”两侧的人口统计数据是按常住人口计算的，并未考虑户籍人口和省际人口迁移的问题。三是从突破标准的角度对“胡焕庸线”假说提出质疑，认为学术界未曾对突破“胡焕庸线”的标准进行明确界定，缺乏合适的量化标准。^［23］

关于“胡焕庸线”能否突破的论争。学术界关于“总理三问”的论争主要聚焦于“‘胡焕庸线’能否突破”的问题上。许多学者通过对“胡焕庸线”的形成机理和历史演变进行研究，形成两种不同的观点。

(1)“胡焕庸线”无法突破论。第一，从自然环境视角，认为自然环境是地形、气候和资源分布等因素的本底，自然环境通过以上因素决定了中国农业分布格局和城镇化格局，进而锁定了中国人口和经济格局。即使政策推动、技术进步、产业结构升级，“胡焕庸线”两侧人口、经济分布格局也很难摆脱自然环境的束缚。^{［14］［18］［24］}第二，从经济发展视角，由于地理因素带来的绝对运输成本差异无法缩小，导致“胡焕庸线”两侧商品的市场竞争力相差较大，形成以“胡焕庸线”为分界线的区域经济分布规律。^［12］而有关中国粮食生产和产业升级的研究也证明了这个规律的牢不可破。^{［24］［25］}第三，从社会发展视角，有三方面的证据表明“胡焕庸线”不能突破。一是中国人口分布具有很强的顽健性，历时80年持续频繁的人口迁移仍未能改变中国人口分布的基本格局。^{［17］［26］}二是高度城镇化只能集中在“胡焕庸线”以东地区，西北地区只能顺应自然条件形成点状空间分布格局。^{［27］［28］}三是“胡焕庸线”两侧基本公共服务、文化教育水平差距将导致“胡焕庸线”长期存在，难以突破。^［12］

(2)“胡焕庸线”能突破论。第一，从人口突破的维度，认为“胡焕庸线”的缘起与新型城镇化没有必然联系，坚持走新型城镇化道路能推进人口在“胡焕庸线”以西城市群聚集，“胡焕庸线”也会随着新型城镇化的推进而自然突破。^{［29］［30］}第二，从经济突破的维度，认为随着“一带一路”推进，“胡焕庸线”以西地区经济将得到极大发展，而现代技术进步也有助于缓解气候、地形、资源等对经济发展的约束。^{［31］［32］}

3．关于如何突破“胡焕庸线”的论争学术界关于突破“胡焕庸线”的路径讨论成果主要体现在:

(1)通过新型城镇化突破“胡焕庸线”。认为应把握新型城镇化有利契机，在“胡焕庸线”以西四大城市群发展集约、高效的经济模式，积极引导，合理布局，推动西部地区人口就地城镇化，使城市群成为突破“胡焕庸线”的重点地区。^{［30］［33］}

(2)通过新型工业化突破“胡焕庸线”。一部分学者从产业集聚的视角，根据“胡焕庸线”以西广大地区水资源分布不均和普遍匮乏的现实，认为产业集聚应充分考虑水资源条件合理布局，着力在水资源条件较好的城市布局具有资源优势的专业化产业集群和节水型高新技术产业，打造中国绿色新能源基地。^{［13］［31］}另一部分学者从技术进步的视角，认为信息技术可以推动贸易发展、知识溢出，而节水节能、新能源开发、智慧绿色生产等技术进步也能弱化环境约束，减少人类活动对生态环境的影响，从而提升资源环境承载力，为突破“胡焕庸线”提供可能。^{［31］［34］}

(3)通过“一带一路”建设突破“胡焕庸线”。认为“一带一路”建设是打破“胡焕庸线”最有效的地理战略，应以“一带一路”为契机，推动“胡焕庸线”以西地区向西开放。使西部沿边地区从过去对外开放的末端变成前沿，形成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开放合作新平台。进而激活西部地区的资源红利、区位红利，吸引人流、物流等不断进入。^{［14］［34］}

(二)学术界关于“胡焕庸线”假说的新拓展

长期以来，学术界往往局限于自然环境、人口分布、经济发展等维度，以及国家的尺度对“胡焕庸线”进行研究。近年来，一部分学者突破以往研究的维度和尺度，开始从生态等维度，区域、省际等尺度对“胡焕庸线”假说进行研究，拓展和丰富了“胡焕庸线”假说的内涵和外延。

中国人口地理分布格局的“准胡焕庸线”。有别于“胡焕庸线”的直线做法，以“胡焕庸线”两侧省级行政边界区划为基础构建“准胡焕庸线”，发现“准胡焕庸线”两侧人口比例变动比“胡焕庸线”大约1%。对两侧主要发展指标差距的实证分析显示，“西部大开发”战略对缩小两侧发展差距已经起到了实际作用，但现阶段来看，若“准胡焕庸线”以西人口比例增加，将导致两侧经济发展水平和城镇化水平产生显著差异。为缩减这种差异，应鼓励能促进西北发展所需的人才、技术、资金等要素向西北流动，不宜鼓励一般意义上的人口向西北迁移，而且不应该把提高西北部人口占比作为研究的目的、内容和操作手段。^［35］。

2．长江经济带人口承载力的“胡焕庸亚线”。将“胡焕庸线”的理论内涵拓展到生态环境承载力的维度，并立足于区域尺度对长江经济带人口承载力进行研究。通过对长江经济带人口、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空间布局差异进行分析，划分出长江经济带人口承载力空间格局的“胡焕庸亚线”，发现了长江经济带人口承载力的“三阶梯”特征。长江经济带人口承载力“胡焕庸亚线”的研究有助于科学评价长江经济带不同区域的资源环境承载力差异，科学引导长江经济带下游产业和人口向中上游转移，为长江经济带生态管制、产业转移及空间优化提供了重要参考。^［36］

3．中国生态空间分布格局的“瑷珲—腾冲线”与“烟台—河池线”。根据“胡焕庸线”揭示的中国人口区域分布特性，引申出中国生态承载力沿“胡焕庸线”垂直方向梯度递减的假说，^［17］并通过省级和城市两级尺度的实证研究予以证明。省级尺度的实证研究是以全国各地生态承载力及人口密度、GDP 密度为基础，构建表征各区域生态环境质量的指标对各省进行评价;城市尺度的实证研究是采用中国环境监测总站公布的全国347个地级行政区空气污染指数( API)数据，建立空气污染指数、各行政区与“胡焕庸线”的垂直距离及其人口密度、经济密度的实证模型进行验证。两种尺度的实证研究均证明，中国区域生态承载力随其与“胡焕庸线”垂直距离的增加而梯度递减。根据实证研究，进一步提出应以“瑷珲—腾冲线”、“烟台—河池线”为基准，重新划分中国生态空间分布格局的“西部”、“中部”和“东部”。^{［38］［39］}

三、总体评议

(一)“胡焕庸线”假说的科学合理性和前瞻性

“胡焕庸线”假说的科学合理性。1935年，胡焕庸绘制中国首幅“人口分布图”，其初衷是通过对中国人口分布进行量化，总结出中国人口分布的规律。在后来的研究中，包括胡焕庸本人在内的大量学者又对“胡焕庸线”假说进行了拓展研究，总结出“胡焕庸线”假说的科学内涵。虽然，许多学者提出“胡焕庸线”不仅是中国人口和经济的分界线，还是中国干旱与半干旱区、农牧交错带、城镇化、交通建设等的分界线。但无论哪一种分界线，都离不开其存在所依赖的自然地理背景，且最终落脚点仍然是人口密度的分界线。这也正是为什么每一次新的人口普查之后，都会有大量的学者对“胡焕庸线”两侧人口比例进行验证的原因。因此，只要中国的自然地理背景和人口分布特征不发生改变，即可证明“胡焕庸线”假说的科学合理性。

从中国自然地理的历史变化来看，已有大量的研究表明，除非外界环境突变，否则自然地理的改变只能是长期演化的结果，短期内比较平稳。也有学者着眼于未来，对中国2050年气候变化进行模拟研究。结果表明，虽然全球变暖对中国农业分布产生一定影响，但不能从根本上改变“胡焕庸线”两侧人口分布的规律。^［40］

从中国人口分布的特征变化来看，学术界普遍认为“胡焕庸线”形成于中国的宋明时期，^{［32］［41］}Wu 等也认为“胡焕庸线”是中世纪温暖期结束后才表现出来的。^［42］因此，“胡焕庸线”已经稳定存在了数百年。而从“胡焕庸线”提出以来的历次人口普查数据(见表2)比较可知，虽然中国人口发生了爆炸式增长，但“胡焕庸线”两侧人口分布特征没有改变。剔除建国前国土面积变化影响，建国后“胡焕庸线”两侧人口比例仅变化1．12%(见表3)。从中国人口变化趋势看，随着人口年均增长率稳定下降，人口份额变化比例也趋于稳定。

综合中国自然地理的历史变化和人口分布变化特征分析可知，“胡焕庸线”已经长期存在并将继续稳定存在，“胡焕庸线”假说背后的科学依据是中国自然地理环境在过去和可预见的将来不发生剧烈变化。

“胡焕庸线”假说的前瞻性。“胡焕庸线”假说的科学合理性体现了自然环境本底对人口、经济分布的影响，而自然环境本底状况则由国土空间资源环境承载能力体现。对国土空间的资源环境承载能力进行合理管控，有利于人类社会生产、生活、生态空间的合理布局和长远发展。可见，“胡焕庸线”假说虽然是基于中国人口统计提出，但在指导国土空间保护和利用，以及国家可持续发展方面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实际上，不止中国存在人口地理的分界线，世界各大洲的许多国家也有本地区的人口地理分界线。因此，“胡焕庸线”假说不仅为我国国土空间开发和协调发展提供了指导方向，也为世界人口经济合理布局提供了前瞻性指导。

(二)“胡焕庸线”假说的历史局限性

“胡焕庸线”假说的局限性主要在于它是一定历史时期，一定自然环境背景下的产物。脱离了历史背景，或者自然环境发生突变，“胡焕庸线”也将发生改变。

从我国人口迁移的历史演变来看，我国人口迁移经历了由北向南，由黄河、长江沿线向东南、东北地区扩张的过程。自秦始皇统一中国开始，人口主要集中于北方，人口分布呈“南少北多”的局面。东汉时期，以秦岭－淮河一线为界，人口南北分布之比约为1:3。两晋、南北朝时期，国家分裂带来多中心格局，人口分布格局也随之发生变化，北方人口大量南迁。到唐代，秦岭－淮河一线南北人口数之比已经达到1:1。^［43］宋以后，南方人口逐渐超越北方人口，至清乾隆年间，南北方人口比例达2:3。^［11］根据研究，中国历次人口迁移主要受农业、战争、气候变化的影响。^［41］在战争和气候变化不可预期的前提下，人口迁移是否主要受农业影响呢?事实证明，随着中国城镇化率提升，农业技术进步，参与农业生产的人口将大幅减少，人口分布受农业影响也将逐步减弱，转变为受城镇化和经济发展等因素的影响。这既是中国人口迁移的主要特征，也是世界人口迁移的主要特征。

因此，随着中国经济发展水平和城镇化率提升，虽然“胡焕庸线”存在的自然环境背景依然无法改变，但它存在的历史时期发生了改变，进而影响人口迁移的因素也将随之改变，这便是当下“胡焕庸线”假说的局限性。

(三)“胡焕庸线”假说的现实指导价值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求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当前，我国正处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脱贫任务艰巨，生态环境保护任重道远。在新时期，“胡焕庸线”假说的现实指导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胡焕庸线”假说对全面小康社会建设实践的指导价值。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2020年中国全面实现小康。当前，我国正处在脱贫工作攻坚克难期，关键是实施精准脱贫。根据贫困县分布特征，我国现有贫困地区主要位于偏远山区、革命老区和少数民族聚居区，宏观上主要分布于“胡焕庸线”两侧。“胡焕庸线”既是中国经济地理的分界线，也是民族地理的分界线。二者的耦合关系与“胡焕庸线”两侧的地理背景突变有密不可分的联系。研究“胡焕庸线”假说有利于寻找这些地区贫困的本质原因，进而指导探索精准脱贫路径。

“胡焕庸线”假说对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实施的指导价值。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胡焕庸线”假说体现了我国国土空间上人口分布不均衡，西部发展不充分现状。“胡焕庸线”将成为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直接发力点和政策核心关注点。但是，“胡焕庸线”以西地区水资源缺乏、生态环境脆弱、基础设施相对落后，如何让占国土3/5的西北半壁实现跨越式发展，需要深入研究“胡焕庸线”假说的科学内涵。

“胡焕庸线”成为中国区域发展不平衡的分界线，主要是由两侧资源环境承载能力本底差异较大，以及中国市场开放东向为主导致。长期以来，我国经济主要集中在“胡焕庸线”以东，造成了生态环境的极大破坏和土地超载过载。如果把发展增量仍然集中在“胡焕庸线”东南半壁的国土上，势必造成土地、资源与环境难以为继，导致东、西部发展严重失衡，不利于中国社会、经济、环境的和谐发展。因此，如果以“胡焕庸线”为界，大力改善“胡焕庸线”以西国土空间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在人口和经济承载能力较强的地区发展与环境相适应的产业，以产业融人口，将有效提升“胡焕庸线”以西地区人口承载能力。而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推进，中国市场由以东向为主变为东西双开的局面，也将引导相关产业向西转移，进一步加大西部地区经济和人口比例，进而促进我国东西部协调发展。

3．“胡焕庸线”假说对生态环境保护实践的指导价值。“胡焕庸线”是中国生态环境的突变带。《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划定的25个重点生态功能区中有14个分布在“胡焕庸线”以西，面积约287万平方公里，占重点生态功能区总面积达74%，占国土总面积30%。^［44］可见，保护“胡焕庸线”以西地区生态环境关系着全国生态安全。

当前，“胡焕庸线”以西区域生态欠账较多，国土空间开发无序，水源保护区和生态涵养区遭到大肆破坏，已经严重威胁国家生态安全。“胡焕庸线”以西重点生态功能区常住人口约3259万人，大大超过了现有人口承载能力。如果以“胡焕庸线”假说为指导，加强西部地区国土开发管控，科学衡量和监测不同区域的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协调国土空间的利用和保护，统筹谋划人口分布和经济布局，将有助于构建我国生态安全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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