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间词派是明末清初影响最大的词学流派。云间，即今上海市松江县的古称，清代属江苏松江府。明末，云间的文人较为活跃，作诗填词，结社唱和，对当时的文坛颇有影响。侯方域《大寂子诗序》云：“彭孝廉与夏考功彝仲，陈黄门子龙、周太学立勋、徐孝廉孚远、李舍人雯互相唱和，声施满天下，当时谓之云间六子。”陈子龙、李雯和宋征舆又称“云间三子”。他们的诗风和论诗主张较为接近，因而被称为“云间诗派”，“云间词派”之名也缘此而生。云间词派的成员，除“三子”外还有宋征璧、夏完淳、钱芳标、宋存标、蒋平阶等人。云间词派的词学主张以陈子龙为代表，宋征璧和蒋平阶后来又有程度不同的补充发展。云间词派的词学主张以陈子龙为代表，宋征璧和蒋平阶后来又有程度不同的补充发展。云间词派是以同邑为基础，以相同或相近的词学主张和词风词貌为纽带的文学流派。云间词学在当时影响甚大，几乎笼罩了整个词坛，清初人彭孙遹曾说：“近人诗余，云间独盛。”（《金粟词话》）不仅当时的“西泠十子”和广陵词坛诸人都主要尊承云间之说，就连后来主盟词坛的陈维崧、朱彝尊在早期也深受云间词学主张的影响，有清一代三百年，词风数变，而云间的影响却无时不有。近人龙榆生说：“词学衰于明代，至子龙出，宗风大振，遂开三百年来词学中兴之盛。”（《近三百年名家词选序》）可见云间派、陈子龙在词史上地位之重要。

一、总结明词衰因，强调风骚之旨

作为明末清初有成就的词学流派，云间派既为清初词坛开风气，又对有明一代的词的发展历史作了总结，其意在兴衰起弊。

明代是词史上的中衰期，后人对此多有评骘。其实明人对此已有认识。黄河清《续草堂诗余序》云：“诗工于唐，词盛于宋。至我明诗道振而词道缺。”徐君野亦云：“我明诗让唐，词让宋，曲又让元。”（《古今词统》眉批）明词衰颓的原因有很多，而文人中以诗文为正统，词为“卑体”、“小道”的观念则是主要原因之一。囿于这种观念，文坛大家往往不屑为词。如前七子的领袖李梦阳、何景明即是一例，明人钱允治说：“成弘以来，李、何辈出，又耻不屑为。”（《国朝诗余序》）明代词人中较有成就的仅刘基、杨慎、王世贞诸家。他们的创作和理论在明代可称大家，但放置词史中考察却无突出之处。云间派陈子龙对明词的批评即主要针对刘、杨、王诸人而发。陈子龙的批评主要有两个方面：

第一，词人的创作态度。《幽兰草词序》说：

明兴以来，才人辈出，文宗两汉，诗俪开元，独斯小道，有惭宋辙，其最著者，为青田、新都、娄江。然诚意音体俱合，实无惊魂动魄之处；用修以学问为巧便，如明眸玉屑，纤眉积黛，只为累耳；元美取境似酌苏、柳间，然如凤凰桥下语，未免时坠吴歌。此非才之不逮也。钜手鸿笔，既不经意；荒才荡色，时窃滥觞。且南北九宫既盛，而绮袖红牙，不复按度，其用既少，作者自希，宜其鲜工也。

序中批评刘基（青田人，封诚意伯）词平庸无奇，杨慎（新都人，字用修）词逞学为累，王世贞（娄江人，字元美）词萎靡不振，并指出造成此弊的原因是“钜手鸿笔，既不经意；荒才荡色，时窃滥觞，”既缺乏端正积极的创作思想和态度，作品立意不高。

陈子龙对刘、杨、王的批评虽不免有简单化之嫌，也并非言之无据。刘基、杨慎、王世贞在明代词坛一片荒芜之时，能挺立特出，自有其贡献和地位。然而他们的词作及词学观念仍存在明显的偏颇。如对词体风格的认识，王世贞就仅取《花间》一体，排斥其它。《艺苑卮言》云：“词须宛转绵丽，浅至儇俏，挟春月烟花于闺襜内奏之，一语之艳，令人魂绝；一字之工，令人色飞，乃为贵耳。至于慷慨磊落，纵横豪爽，抑亦其次，不作可耳。作则宁为大雅罪人，勿儒冠而胡服也。”这种认识影响于他作词，努力摹仿北宋诸词家，王世贞的词竟也“杂之欧、晁、苏、黄几不能辨”（《国朝诗余序》）。王世贞词规步欧、晃、苏、黄亦仅是取其貌而遗其真，失去了真切动人的感情意蕴，无怪乎陈子龙批评其词：“取境似酌苏、柳间，然如凤凰桥下语，未免时坠吴歌。”由此看来，刘、杨、王为代表的明词颓靡不振，是与明人的词学观念，创作态度有关系的，因而，陈子龙的批评可谓切中肯綮。

第二，词的立意谋篇。

陈子龙还从作品出发，具体分析了明不及宋的四个方面，其《王介人诗余序》云：

（宋人）所造独工，非后世可及。盖以沉至之思，而出之浅近，使读之者，骤遇如在耳目之表，久诵而得沉永之趣，则用意难也。以嬛利之词，而制之实工练，使篇无累句，句无累字，圆润明密，言如贯珠，则铸调难也。其为体也纤弱，所谓明珠翠羽，尚嫌其重，何况龙鸾，必有鲜妍之姿，而不藉粉泽，则设色难也。其为境也婉媚，虽以警露取妍，实贵含蓄，有余不尽，时在低回唱叹之际，则命篇难也。唯宋人专力事之，篇什既多，触景皆会，天机所启，若出自然，虽高谈大雅，而亦觉其不可废，何则？物有独至，小道可观也。本朝以词名者，如刘伯温、杨用修、王元美，各有短长，大都不能及宋人。

所云“四难”为宋人之长，亦为明人之短。而“四难”的关键又在“用意难”。子龙强调要用词这种浅近的艺术形式，表达作者“沉至之思”，即丰富深沉的思想感情，使读者得到深刻、持久的感发。明词的不足主要在这里。

词至李后主，尤其是李后主成为阶下囚之后，已不再仅是“助娇娆之态”的“清绝之辞”（欧阳炯《花间集序》语）了。李煜汴京时的词寓家国之痛、深沉之思，“感慨遂深”，“真所谓血书也”（《人间词话》）。北宋柳永、苏轼、秦观、李清照也都善于用词表达曲折幽深的情志。南宋刘克庄曾评刘叔安之词曰：“借花卉以发骚人墨客之豪，托闺愁以寓放臣逐子之感。”（《题刘叔安感秋八词》）借香草美人的形式来表达君国之忧，是从屈原开始的诗歌传统，两宋人逐步以之引入词学领域。陈子龙继承发展了前人的观念，提出了词以寄托比兴表达情志的主张，此即“沉至之思”的说明。《三子诗余序》说：“夫风骚之旨，皆本言情之作，必托于闺襜之际，代有新声，而想穷拟议。”“闺襜之际”是词的传统题材形式，而要表达寄托的内容却是“风骚之旨。”序中陈子龙还称赞徐丽冲、计子山、王江升三人的词“托贞心于妍貌，隐挚念于佻言”，也是讲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之间的关系。陈子龙对词中主旨的强调，情志的突出，确是医治明词空洞淫靡的一剂良药。

与其理论主张相一致，云间诸子特别是陈子龙的词作以寄意深刻，有风骚之旨而著称。胡允瑗评其《小重山•忆旧》云：“先生词凄恻徘徊，可方李后主感旧诸什。”顾璟芳评其《念奴娇•春雪咏兰》云：“大樽之香草美人怀也。”（《陈忠裕全集》卷二十附）况周颐称赞子龙词“含婀娜于刚健，有风骚之遗则，庶几纤靡者之药石矣。”（《蕙风词话》卷五）吴梅《词学通论》亦云：“余尝谓明词非用于应酬，即用于闺闼，其能上接风骚，得倚声之正则者，独有大樽而已。”

二、崇南唐北宋　尚婉丽当行

欲意有所作为的文学流派，往往标举一种理想境界以相号召，这种境界集中体现了该流派的审美主张。云间派诸子从考察词发展史的盛衰变化入手，提出了崇尚南唐北宋，排斥南宋词风的主张，陈子龙《幽兰草词序》说：

自金陵二主以至靖康，代有作者。或秾纤婉丽，极哀艳之情；或流畅澹逸，穷盼倩之趣。然皆境由情生，辞随意启，天机偶发，元音自成，繁促之中尚存高浑，斯为最盛也。南渡以还，此声遂渺。寄慨者亢率而近于伧武，谐俗者鄙浅而入于优伶，以视周、李诸君，即有彼都人士之叹。

陈子龙极赏南唐、北宋词的情景交触、意辞并茂、自然流畅、高澹浑厚的特色，因而把李璟、李煜父子和周邦彦、李清照作为盛时的典范，并认为南宋以后的词甚不足取。倡南唐北宋而黜南宋成为云间派的一个主要观点。

以时代论取舍，实质是一种审美认识。从陈子龙所标举的二主、周、李来看，他们都是传统词学观念中婉约派的代表人物。如明代胡应麟评二主词说：“南唐中主、后主皆有文。后主一目重瞳子，乐府为宋人一代开山祖。盖温、韦虽藻丽，而气颇伤促，意不胜辞。至此君方是当行作家，清便宛转词家王、孟。”（《诗薮•杂编》卷四）周邦彦的词在南宋即以“富艳精工”（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廿一）著称。李清照则更是在理论和创作中都体现了“别是一家”——以婉约为正的词学观念。因而王士祯说：“诗余者，古诗之苗裔也，语其正则南唐二主为祖，至漱玉、淮海而极盛。”（《倚声集序》）可见，陈子龙所推举的南唐北宋词，正是从南唐二主到周邦彦、李清照所体现出的婉约风格，即陈子龙所概括的：“或秾纤婉丽，极哀艳之情；或流畅澹逸，穷盼倩之趣”的特色，亦即论者常提及的“词之正宗”（王世贞《艺苑卮言》语）。关于这一点，陈子龙说：“诗余始于唐末，而婉畅澹逸，极于北宋。”（《三子诗余序》）子龙心仪所在，正是“婉畅秾逸”。陈子龙词风与他的词学主张是一致的，且看后人评陈子龙词：王士祯：“陈大樽诗首尾温丽，湘真词亦然。”（《花草蒙拾》）《兰皋集》：“湘真一集，风流婉丽如此。”《梅墩词话》：“明季词家竞起，妙丽惟《湘真》一集。”（以上均见沈雄《古今词话•词话》下卷引）云间词人的词风也酷似晚唐五代。徐珂《近词丛话》称宋征舆“其词不减冯、韦”。称李雯词“语多哀艳，逼近温、韦”。云间词人的创作实践体现了他们所推崇的南唐北宋词的艺术风格。

再来看陈子龙对南宋词的认识：“寄慨者亢率而近于伧武，谐俗者鄙浅而入于优伶。”子龙此言有以偏概全之嫌。然而他所指出的弊病在南宋也确有存在。南宋以后，填词者增多，风格多样，呈现出较北宋词不同的新风貌，但随之而来的也有刻意求奇的弊端。如辛派末流，学豪放而近于叫嚣，“变调至东坡为极致，辛稼轩豪于东坡而不免稍过，若刘改之则恶道矣。”（王士祯《分甘余话》卷二语）正是“寄慨者亢率而近于伧武”的说明。至于陈子龙批评的“谐俗者鄙浅而入于优伶”，即指南宋词坛的庸俗化倾向。南宋末年张炎倡雅正，曾批评“邻于郑卫，与缠令何异”的词风。当时即使颇有成就的词人也受到此风的浸染。沈义父《乐府指迷》就曾指出南宋词人施岳和孙惟信的教坊市井的庸俗风气：“施梅川音律有源流，故其声无舛误。读唐诗多，故语雅澹。间有些俗气，盖亦渐染教坊之习故也。”“孙花翁有好词，亦善运意，但雅正中有一两句市井句，可惜。”这种弊端是指词人刻意摹仿艺人流调和市井俗语的习气，破坏了词的整体艺术性。陈子龙对南宋词的批评是有一定的事实根据的。

陈子龙尊南唐、北宋，黜南宋的主张既有其积极意义，也有明显的偏颇。

倡南唐、北宋的婉丽风格，是词“别是一家”的体现，旨在强调词与诗的区别。词不仅有音律、章法的要求，而且在情感内容、表达方式和神理韵味等方面也表现出独特性。对词的特性，陈子龙尤为注意：

第一，诗宜于言志，词长于言情。在抒情功能上，词确有诗所不及之处。清人汪小竹说：“凡情与事，委折抑塞，于五七字诗不得尽见者，词能短长以陈之，抑塞以就之。”（宋翔凤《浮溪精舍词自序》引）陈子龙曾以宋人为例说明了这一点：“宋人不知诗而强作诗，其为诗也，言理而不言情，故终宋之世无诗焉，然宋人亦不免有情也，故凡其欢愉愁怨之致，动于中而不能抑者，类发于诗余。故其所造独工，非后世可及。”（《王介人诗余序》），子龙指出，宋词之所以强于宋诗，是擅长言情的缘故。

第二、“诗庄词媚”主要是指词的表现手法委曲婉转，如明人朱承爵所说的：“诗词虽同一机杼，而词家亦或与诗略有不同。句欲敏，字欲捷，长篇须曲折三致意，而气自流贯，乃得。”（《存余堂诗话》）朱氏之言道出了词体的某些特点。陈子龙《三子诗余序》中细致分析了词的委曲婉转的特点：“以温厚之篇，含蓄之旨，未足以写哀而宣志也，思极于追琢，而纤刻之辞来；情深于柔靡，而婉娈之趣合；志溺于燕媠，而妍绮之境出；态趋于荡逸，而流畅之调生，是以镂裁至巧，而若出自然，警露已深而含意未尽。”“纤刻之辞”、“婉娈之趣”、“妍绮之境”、“流畅之调”这些方面正是词体所特具的风姿。正是由陈子龙对于词的特性的认识，使他选择了南唐二主和北宋周、李的风格。从这个意义上讲，陈子龙的主张是有认识价值和积极意义的。

然而陈子龙的理论中也存在明显的不足。首先是对豪放派词风的态度。豪放词在北宋、南宋都有杰出的成就和代表词人，如苏轼“一洗绮罗香泽之态，摆脱绸缪宛转之度，使人登高望远，举首高歌，而逸怀浩气，超然乎尘垢之外。”（宋胡寅《题酒边词》）再如辛弃疾“所作，大声镗鎝，小声铿鍧，横绝六合，扫空万古”（宋刘克庄《后村诗话》），陈子龙对豪放风格基本上未置评议，偶有所及也或将苏轼与柳永并提（“苏、柳之间”），或批评南宋“寄慨者亢率而近于伧武”，联系陈子龙对理想词风的描述，可以认为，陈子龙对豪放词缺乏应有的认识。其次，陈子龙对南宋词采取一概否定的态度。“伧武”、“鄙浅”毕竟不能包容南宋词的全部，一概不取未免失之武断。因而，后世如王士祯等人对此都曾提出批评。如王士祯说陈子龙及云间诸人“于词亦不欲涉南宋一笔，佳处在此，短处亦坐此。”（《花草蒙拾》）。

陈子龙崇南唐北宋，黜南宋的主张对当时产生了很大影响。如清初论词者品评词人、词作大都以南唐、北宋作为标准，例如：评梁清标：“公词雅丽浑成，不事雕饰，不摭拾隐僻，得北宋诸贤之意。”（汪懋麟《棠村词序》）

评纳兰性德：“《饮水词》哀感顽艳，得南唐二主之遗”。（《词苑丛编》卷八引）

评彭孙遹：“其小词，啼音愁粉，怯月凄花，不减南唐风格。”（《词苑萃编》卷八引严绳孙）

评吴绮：“其深丽绵密，集周秦诸家而为大成。”（《古今词话•词评》下卷引吴慊庵）

评徐釚：“中朝寄得《菊庄词》，读罢烟霞照海湄。北宋风流何处是，一声铁笛起相思。”（朝鲜仇元吉《题菊庄词》）

重南唐北宋，轻南宋成为云间派词学的一个代表性观点，后期云间派论者都祖述继承，而又有所损益，如宋征壁说：

吾于宋词得七人焉，曰永叔，其词秀逸；曰子瞻，其词放诞；曰少游，其词清华；曰子野，其词娟洁；曰方四，其词新鲜；曰小山，其词聪俊；曰易安，其词妍婉。……词至南宋而繁，亦至南宋而弊。（《词苑丛谈》卷四引）

宋征璧基本上继承了陈子龙尊北宋黜南宋的主张。在其所列举之七人中，皆北宋词人，无一南宋。“词至南宋而繁，亦至南宋而弊”，与子龙一脉相承，可见其基本倾向。

云间派后期词论家值得注意的还有一位蒋平阶。蒋平阶，松江府华亭县人。明末，陈子龙创立几社，曾邀平阶，蒋氏即师事陈子龙。陈子龙殉难后，蒋平阶浪迹江湖，与其门人沈亿年、周积贤于顺治九年（1652年）编成《支机集》，集中收入三人明亡后辗转流落时的词作。集前有《凡例》一篇，为沈亿年所作。代表了蒋平阶的词学观点：“词虽小道，亦风人余事，吾党持论，颇极谨严，五季犹有唐风，入宋便开元曲。故专意小令，冀复古音，屏去宋调，庶防流失。”（《词学》第二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这段话王士祯《花草蒙拾》亦有载录，前称“近日云间作者论词”云云。蒋平阶的主张有两点值得注意：

第一，蒋氏持论较陈子龙更为严厉而偏狭，只取唐五代，连北宋都置于不屑之列。蒋平阶等人以明遗民自居，坚决不与统治者合作，心中积郁亡国之痛。这种心境颇与五代词人，特别是李后主相近。所以他们只取唐五代，而不取歌舞升平的北宋词。这种观点反映出时代的折光。

第二，“冀复古音”是蒋氏立论的基础，蒋平阶还曾说：“词章之学，六朝最盛，余与阳羡陈其年……力持复古。”（《百名家词钞•容居堂词》附）因而上朔唐五代，力求古雅；而对北宋以后的词，认为是“开元曲”，即更为俚俗，一概摒弃，体现了蒋氏的保守观念，是一种偏颇之论。

三、戒浅率尘俗，倡含蓄蕴藉

明词常被人诟病的另一弊端是浅率尘俗，缺少蕴藉之致。明人陈霆《渚山堂词话》曾说，“我朝才人文士，鲜工南词。间有作者，病其赋情遣思，殊乏圆妙。甚则音律失谐，又甚则语句尘俗。求所谓清楚流丽，绮靡蕴藉，不多见也。”清人吴衡照也说：“论词于明，并不逮金元，遑言两宋哉。盖明词无专门名家，一二才人如杨用修、王元美、汤义仍辈，皆以传奇手为之，宜乎词之不振也。其患在好尽，而字面往往混入曲子。昔张玉田论两宋人字面，多从李贺、温歧诗来，若近俗近巧，诗余之品何在焉！又好为之尽，去两宋蕴藉之旨远矣。”（《莲子居词话》卷三）所谓“好尽”，即把话说尽，一览无余，韵味全失。所以说“去两宋蕴藉之旨远矣。”云间诸子为救此弊，提出了一些颇有建设性的主张。前引陈子龙《王介人诗余序》“四难”之一“命篇难”即为含蓄而论：“其为境也婉媚，虽警露取妍，实贵含蓄，有余不尽。时在低回唱叹之际，则命篇难也。”历代佳制虽也有“警露取妍”，即以警拔率直取胜者，但毕竟为数不多，况且“警露取妍”往往需要客观、主观诸多特殊条件，不可草率为之。从词的特点看，较诗文更具曲折、委婉、含蓄的特点。如何才能做到“含蓄”、“有余不尽”，除了思想感情内涵充实而外，表现技巧亦是不可忽视的因素，概括起来有以下二个方面：

第一，情景相辅。宋征璧云：

情景者，文章之辅车也。故情以景幽，单情则露；景以情妍，独景则滞。今人景少情多，当是写及月露，虑鲜真意。然善述情者，多寓诸景，梨花榆火，金井玉钩，一经染翰，使人百思，哀乐移神，不在歌恸也。（沈雄《古今词话•词品》下卷引）

情和景是文学作品内容的最基本的两个方面。刘勰《文心雕龙•物色》说：“情以物迁”，感情因景物的变化而变化。表现在作品中，情景亦密不可分。明人谢榛说：“作诗本乎情景，孤不自成，两不相背。”（《四溟诗话》卷三）作词亦然。李渔说：“作词之料，不过情景二字，非对眼前写景，即据心上说情。说得情出，写得景明，即是好词。”（《窥词管见》）情景相失则会影响作品的艺术感染力。宋征璧所说“今人”，指明人而言，“景少情多”则必然“单情则露”。所谓“露”即吴衡照言之“好尽”。这些正是明词缺少蕴藉风味的一个重要原因。云间诸子作词注意克服明词“好尽”之弊，追求含蓄蕴藉、风味不尽的效果，并以此享誉于世。王士祯说：“大樽诸词，神韵天然。风味不尽，如瑶台仙子，独立却扇时。而《湘真》一刻，晚年所作，寄意更绵邈凄恻。”（《明词综》卷六引）陈子龙曾谈到他衷心折服的作品：“诗余如‘无处说相思，背面秋千下’一词，生平竭力摹拟，竟不能到。”（宋征璧《抱真堂诗话》引）“无处说相思”两句见晏几道《生查子》。全词如下：“金鞭美少年，去跃青骢马。牵系玉楼人，绣被春寒夜。消息未归来，寒食梨花谢。无处说相思，背面秋千下。”这首小令将玉楼思人的心理活动刻画入微，尤其末二句把千思万绪用一动作“背面秋千下”来表达，真可谓蕴含不露，余韵无穷。宋人曾季狸《艇斋诗话》论及这二句云：“晏叔原‘无处说相思，背面秋千下’。吕东莱极喜诵此词，以为有思致。”陈子龙所心折的正是这种情思交融思致悠长的艺术效果。

第二，离合有致。

沈雄《古今词话•词品》引宋征璧语：“词家之旨，妙在离合，语不离则调不变宕，情不合则绪不联贯。每见柳永，句句联合，意过久许，笔犹未休，此是其病。”所谓离合，既指意境也指语言，“离”指语势的跌宕起伏，结构的舒张变化。“合”指前后一贯，上下联系。毛骙说：“词贵离合，如行乐词微着愁思，方不痴肥；怨别词，忽尔展拓，不为本词所缚，方不为一意所苦，始有生动。”（《古今词话•词品》下卷引）离和合二者的关系是辩证的统一，只离不合，则语气不流畅，意境不连贯；只合不离，则呆板滞塞，无动荡之趣，缺少含蕴。宋征璧对柳永的批评正在后者。“句句联合，意过久许，笔犹未休”，指出柳永词中铺叙过多，把话说尽，缺少蕴藉。柳永词的发展史上有一定的影响，他发展了慢词，并在词的风格上有所拓新，然而也常为人指出不足之处。北宋李之仪就评论道：“至柳耆卿，始铺叙展衍，备足无余，形容盛明于载如逢当日。较之《花间》所集，韵终不胜”（《跋吴思道小词》。柳永运用铺叙手法写慢词，利用较长的篇幅，充分渲染所表现的情感，自有其贡献。然而从含蓄蕴藉的角度讲，确乎不是胜手。这正是能合不能离之“病”。云间诸子自觉以柳永的“韵终不胜”为戒，而学欧阳修、秦观等人。如后人评云间派词人李雯云：“云间诸子填词，必不肯入姜之琢语，亦不屑为柳七俳调。舒章（李雯）舍人，是欧秦入手处。”（《古今词话•词评》引曹顾庵语）以求在词的表情达意和结构语言安排上离合有致，适得其宜。

四、云间词派的影响及其在词学史上的地位

云间词派产生并活跃于明末清初，在词史上，这个时期正处于词学衰微期的结束和词学中兴的开始。从某种意义上说，云间派结束了一个旧的时代，并成为新时期的开创者。处于这个特殊时期，加之陈子龙人品、文品的号召力，云间派和陈子龙自然就成为词坛的中心和领袖，成为习词者心折慕仪的榜样。综观清初词坛，填词、论词的大家，几乎都曾师从陈子龙，并以此为荣。谢章铤《赌棋山庄词话》续编卷三说：“昔陈大樽以温、李为宗，自吴梅村以逮王阮亭翕然从之。”顺治末至康熙初，王士祯曾主盟词坛，其词风如后人所说：“阮亭沿风洲、大樽绪论，心摹手追，半在《花间》。”（《赌棋山庄词话》卷八）“西泠十子”也是当时十分活跃的词学集团，其词学渊源如毛先舒《白榆集•小传》所说：“十子皆出卧子先生之门。国初，西泠派即云间派也。”甚至阳羡派的宗主陈维崧在早年也曾师从陈子龙，且看他的自述：“忆昔我生十四五，初生黄犊健如虎。华亭（陈子龙）叹我骨格奇，教我歌诗作乐府。”（《酬许之锡》《清诗别裁》卷十一）可见，清初词坛深受云间派的影响，以陈子龙为代表的云间派词论被普遍接受。可以说，清初词学复兴的局面，云间派有开拓之功。

将云间派的词学理论放置在词论史上来考察，有以下三点值得注意：

第一，云间派首倡对明代词学衰微的的反思。分析明词萎靡不振的原因，有的放矢，痛下针砭，以图振兴，成为清代词学的一个显著主题。如前所述，明代士人对词体普遍持轻视态度，文坛领袖人物多不屑为词，即便染指，或以游戏态度为之，以词为侑酒佐欢之具；或字摹句仿，毫无真切情思。针对明词的积弊，各词家步云间后尘予以清算。如王士祯认为明词“不及前人，其趣浅也”（《花草蒙拾》）。刘体仁批评“明比晚唐，盖非不欲胜前人，而中实枵然，取给而已。于神味处，全未梦见”（《古今词论》引）。对明词弊端认识最深刻、抨击最有力的是先后崛起的阳羡词派主将陈维崧和浙西词派盟首朱彝尊。陈维崧《词选序》云：

（明人）学为词者，又复极意《花间》，学步《兰畹》，矜香弱为当家，以清真为本色；神瞽审声，斥为郑卫。甚或爨弄俚词，闺襜冶习，音如湿鼓，色如死灰。此则嘲诙隐瘦，恐为词曲之滥觞所虑，杜夔左骖，将为师涓所不道，辗转流失，长此安穷？胜国词流，即伯温（刘基）、用修（杨慎）、元美（王世贞）、征仲（文征明）诸家，未离斯弊，余可识矣。

朱彝尊《水村琴趣序》云：

词自宋元以后，明三百年无擅场者。排之以硬语，每与调乖，窜之以新腔，难与谱合。

可以看出，各家对明词的批评都不同程度受到陈子龙的启发。

第二，云间派推崇南唐北宋，抑黜南宋，开启了清代词学的南北宋之争，随着争论的深入，加深了对词的时代风格的认识。宋词被后人誉为“一代之文学”。晚唐、五代、北宋、南宋，由于时代背景的不同和文学自身的变化规律的影响，产生了各具风姿的时代特色，也给后世提供了学习借鉴的不同范式。云间派倡南唐北宋，贬南宋，虽有一些偏颇极端，但也不无可取之处，尤其对南唐北宋词细致的分析，对后世深入认识词史是有意义的。云间派之后，浙西派鼓吹南宋，标举姜（夔）张（炎），造成南宋词独行天下的浩大声势，影响所及竟达百余年。常州派兴起，复又倡导北宋，以周邦彦为“词家老杜”。无论浙西派或常州派都从正面或反面得益于云间派之论。南北宋之争贯穿于整个清代始终，论争愈深入，认识愈明晰，如周济说：“北宋词，下者在南宋下，以其不能空，且不知寄托也；高者在南宋上，以其能实，且能无寄托也。南宋则下不犯北宋拙率之病，高不到北宋浑涵之诣。”（《介存斋论词杂著》）王国维说：“唐五代北宋之词家，倡优也；南宋后之词家，俗子也。二者其失相等。”（《人间词话删稿》）二人皆能不囿于时代进行客观分析，认识深刻而独到。他们这种精辟的见解只能产生于充分争论的基础上。

第三，云间词派是词史上第一个具有一般意义的流派。宋代所谓豪放、婉约二派能否成立，学术界至今尚无定论，明人张綖分豪放、婉约为“二体”，至清代王士祯才称为“二派”。宋人写词论词并无明确的流派意识。而云间诸子都具有较强的立派意识，如蒋平阶“吾党”云云，即是明证。云间词人具有较为一致的审美倾向和审美主张，有陈子龙这样卓具权威的领袖人物作为立派的旗帜，又编纂了如《幽兰草》和《清平初选》这样的词派选本。经过云间诸子的努力，云间派的流派形象也得到了词坛的普遍认同，并对以后词派的形成发展产生了影响。清初词家论词常常以群体派别论，如“柳州诸子”、“广陵词人”、“毗陵词家”等。这些词派也同云间派一样，以同邑为号召，标榜声气，互相援引。后来笼罩词坛的阳羡、浙西、常州三派更是引人注目。谭献《复堂词话》说：“锡鬯（朱彝尊）其年（陈维崧）出而本朝词派始成……嘉庆以前，为二家牢笼者，十居七八。”常州词派崛起于嘉道年间，蒋兆兰《词说》云：“清词蔚然称盛，大抵宗二张（张惠言、张琦）止庵（周济）之说。”可见三派的地位之重要。从某种意义上说，整个清代词学史，是一部流派史。这正是由云间词派肇其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