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中国西部地区发展一直是许多仁人志士、政府和学者关注的重大战略问题。孙中山先生曾经说过，“我们革命的首都应在武汉，此乃内陆中心，一呼百应。建国的首都应在西安，这是中国全国中心。将来要做一个亚洲的中国，则应该建都伊犁”(钱穆，2012)^［1］。复旦大学张维为教授认为，一个世纪前，梁启超在总结中国大历史时，就把中国划分为三个历史阶段:中国之中国，亚洲之中国，世界之中国。今天，“中国在一个全新的基础上正同时演绎着梁启超提出的三种中国”^［2］。如果中国要实现“世界之中国”梦想，即在全球范围内对世界各国的经济活动具有重要影响的国家，那么在改革开放40年后的中国政府和西部地区该做些什么呢?

近年来，我国提出了“一带一路”倡议并实施了“一带一路”建设，实施了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最近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建立更加有效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的意见》，提出要推动国家重大区域战略融合发展，统筹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发展。要使中国大陆整体空间协调发展，必须突破“胡焕庸线”。“胡焕庸线”以西的西部地区面积虽占我国陆地国土面积的43%，但人口仅占全国人口的5%。国务院2013年召开的“新型城镇化建设”座谈会，听取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有关汇报。李克强总理在座谈会上两次提到“胡焕庸线”，并问道:“该不该破?能不能破?怎么破?”^［3］如何突破“胡焕庸线”，让西部地区的“百姓在家门口也能分享现代化”，已成为当前相当紧迫的政策议题(陈明星等，2016;陆大道等，2016;王开泳等，2016)^［4-6］。

学术界从经济发展的区域空间、机制、要素和手段等角度探讨如何加快西部地区发展或突破“胡焕庸线”的步伐(刘徐波等，2000;刘忠等，2012)^［7-8］。从区域空间角度来看，许多学者强调区域之间的平衡或关系(刘再兴，1985;魏后凯，1987;吴明瑜，1993;陈栋生，2000;杨开忠，2001;李现曾等，2001;高新才，2008;孙红玲，2012)^［9-16］，一些学者关注区域空间经济发展的规律性(曾鹏等，2013;赵璐等，2018)^［17-18］以及发达国家落后地区的追赶经验(张丽君，1997;贺缠生等，2005)^［19-20］。从机制角度来看，一些学者强调政府的作用(孙久文，2000;胡长顺，2002) ［21-22］，一些学者侧重市场的独特作用(李立生等，2001;贺缠生等，2005)^{［23］［20］}。从要素角度来看，许许多多的学者强调教育、科技、创新、医疗或公共服务等的重要性(刘再兴，1985;魏后凯，1987;梁克荫，2000;李立生等，2001;王伟光，2002;陆大道等，2016)^{［9］［10］［24］［23］［25］［5］}。从手段角度来看，不少学者呼吁立法的影响(陈铁水等，2005;马玉祥等，2011)^［26-27］，也有一些学者强调产业组织、产业集群的必要性(张丽君，2007;蔡绍洪，2010;胡红安等，2010;陈明星等，2016)^{［28-30］［4］}。可是，还没有学者从经济空间发展规律与产业组织变革相结合的角度分析西部地区的大发展问题，特别是近几年的研究并没有给出西部地区发展相对乐观、前景清晰的答案(陈明星等，2016;陆大道等，2016)^［4-5］。

本文基于学术界对经济空间发展的规律和组织变革的认识，试图为西部地区发展勾画出一个轮廓略显清晰的图景。从经济发展的空间演进规律角度来看，世界经济现代化经历了从西欧开始，扩张到美国(东西海岸)，再到日本、中国等亚洲国家的全球迁移过程，据预测全球经济的重心于2049年转移到中国西藏地区( Quah，2011)^［31］。中国是一个大陆国家，也会像美国一样，全国经济经过从东部沿海向内陆、整个大陆的空间扩张过程( Meinig，1988，1995，2000，2004;赵璐等，2018)^{［32-35］［18］}，即本文所说的中国发展重心西移进程。空间经济学理论认为，一个国家(如美国)的经济发展要经历从制造业的空间集中集聚到发散扩张的过程( Krugman，2011; Desmet et al，2014)^［36-37］。从组织变革角度来看，各式各样的网络组织(如集群组织、联盟组织)一旦在落后地区有效地建立并运行起来，会实现当地产业与科技的网络化衔接，加快落后地区的赶超进程( Eickelpasch et al，2005)^［38］。网络组织在美国硅谷的兴起加速了美国西部地区的崛起( Saxenian，1996)^［39］，推动了西部地区融入美国的全球之国进程。德国联邦政府1999—2006年将集群网络组织作为落后地区加速追赶的发动机，在东德地区实施创新区计划( InnoRegio)，创建了23个创新集群，利用网络化集群组织快速提升了东德的创新能力和全球竞争力( Eickelpasch et al，2005;陈强等，2011)^{［38］［40］}。在中国，集群网络组织目前还没有被纳入国家集群政策。

本文将从中国的经济重心西移进程、市场作用的有限性和突破“胡焕庸线”的切入点等三方面探讨加快西部地区经济发展问题。关于中国的经济重心西移进程，研究表明中国经济正在从东部沿海向内陆平原乃至全(国)大陆的空间扩张过程(赵作权等，2015;赵璐等，2018)^{［41］［18］}。关于市场作用的有限性，研究表明提升西部地区在全国的相对地位，仅仅依靠市场，无论是国内市场还是国际市场(包括FDI、出口)，是远远不够的。美国的全球之国进程和西部地区崛起不仅依靠了国内外市场，也离不开联邦政府的引导作用特别是在二战期间对西部发展的推进作用(贺缠生等，2005;邱建群，2016)^{［20］［42］}。关于突破“胡焕庸线”的切入点，中国西部地区能否走一条与东中部地区有点不一样的跨越发展之路，值得高度关注和深入探讨。特别是，西部地区的发展现状与其在中国的战略地位是非常不相称的，尤其体现在大学、科技和医疗卫生方面(牛方曲等，2012年;郑文升等，2015;樊杰等，2016;郭玉玲等，2016;陈越，2017;蒋华林等，2018)^［43-48］。本文认为西部地区发展需要精细的制度设计，应该发挥立法、网络组织等新机制的作用。网络组织是市场、政府之外的第三种组织形式，它与创新要素的空间集聚、区域创新能力和竞争力的提升息息相关( Powell，1990)^［49］。在美国硅谷兴起的过程中，各式各样的网络组织，包括个人网络、集群网络、联盟网络都发挥了市场与政府无法替代的影响( Powell，1990; Saxenian，1996)^{［49］［39］}。例如，由Intel 等几个硅谷高技术企业组成的美国半导体制造技术联盟( SEMATECH)在赢得美日半导体产业竞争之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影响( GAO，1992)^［50］。

我们在此强调全球化对中国与西部地区影响的大趋势，试图提出一些新的发展思路。中国加快经济重心西移进程还需要大量的实证研究。其中，关于网络组织，特别是创新集群网络组织，以及国内外市场和各级政府在全国与西部地区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还需要大量的研究工作和各级政府的政策设计与实施。

二、中国的经济重心西移进程———从“沿海之国”到“大陆之国”

从国土空间角度来看，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发展经历了20世纪80—90年代的沿海优先发展，2000年后国家实施了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东北振兴等战略，2000年后，中国的经济发展空间经历了向西移动的过程。在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进行回望和前瞻，中国经济重心已经和将要经历三个阶段:“沿海之国”、“平原之国”、“大陆之国”，即首先是东部沿海崛起，然后经济发展重心逐步从沿海向西转移，经历平原崛起、大陆崛起的进程。目前正处于“平原之国”的中期阶段。

1．“沿海之国”(1978—2003): 主要指中国的沿海省区对世界有较大影响的阶段。从2004年起(到2010年)，中国经济(包括消费市场、GDP、人口)的重心开始向西、内陆移动，中西部地区经济增长率高过东部沿海地区(赵璐，2013)^［51］。2004年是沿海之国向平原之国转型的开始。2004—2011年沿海地区GDP 与消费市场空间向内陆移动，表明沿海地区开始在引领全国经济一体化进程(赵璐等，2014)^［52］。

2．“平原之国”(2004—2030): 主要指由华北平原与长江中下游平原构成的中国经济核心区对世界有较大影响的阶段。这一大平原是由北京、上海、西安和衡阳四个端点构成的呈“钻石”形的地区，即中国经济核心区(赵作权，2012，2013)^［53-54］。据预测，到2030年中国消费市场空间呈现明显的收缩集聚化态势，总体变化幅度比较小，主体依然位于华北平原与长江中下游平原地区，其重心持续向内陆方向移动(赵作权等，2015)。相对于“平原之国”来讲，西部地区是我国经济边缘区(赵作权，2013)^［54］，对世界的影响不突出。

3．“大陆之国”(2031—2050): 主要指“胡焕庸线”以西地区获得巨大发展，中国大陆东中西部区域协调发展，整个中国陆地地区均对世界有重要影响的阶段。“大陆之国”在2030年之后才能开启，在这一阶段，上述“钻石”型地区的经济增长要慢于其周边地区，中国在部分领域引领世界技术进步，西部地区像中国其它地区一样充满活力和全球竞争力。据世界银行( World Bank，2009)报告，空间聚集与集中是世界发达国家人均收入达到一万(到一万一千)美元之前经济发展的普遍规律^［55］，2017年中国人均收入接近2.6 万元，不足4200美元。

以上三个阶段，既是中国的经济重心西移进程，也是中国改革开放后要经历的“世界之中国”过程。中国成为“世界之中国”是指中国积极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推进经济全球化进程，随着“一带一路”倡议影响的纵深拓展，中国会涌现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海外园区和世界著名大学与研究机构，中国经济的命运会与世界各国经济的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正如党的十九大报告总结近五年来中国外交布局那样:“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促进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我国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进一步提高，为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新的重大贡献。”因此，中国的“世界之中国”过程将是中国的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不断增强的过程，是中国为世界和平与发展、经济全球化所作的贡献持续加大的过程。在2030年以后，中国进入了“大陆之国”阶段，中国的经济活动将辐射到全球各个国家和地区，在部分领域引领全球技术进步，对世界各国的经济活动具有重要的影响，中国内陆沿边地区整体上也得到了较充分发展。

上述分析表明，经济重心向西移动是中国融入全球化过程的大趋势，也是一个相对漫长的过程。西部地区由远离“沿海之国”，到走进“平原之国”，再到完全成为“大陆之国”，将经历一个艰巨的过程。当前乃至未来十年对“一带一路”建设的支持还存在巨大潜力，在2030年以后西部才能更多地获得中国经济核心地区溢出带来的益处，逐步完全融入全国经济一体化进程的步伐。因此，西部地区的快速崛起对中国引领“一带一路”建设是至关重要的。

三、只靠市场驱动西部地区很难崛起，中国难以实现经济重心向西移动

从现实看，西部地区目前仍然处于中国经济格局和创新格局的边缘区。

一方面，西部地区和“钻石”型地区构成了中国经济空间格局的“边缘—核心”关系，从国内市场角度来看，“钻石”型地区是中国经济核心区，是中国制造业大规模集聚区，西部地区是中国经济的边缘地区。根据上述分析，“钻石”形核心区2030年以后才可能出现空间扩张的状态，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才可能快于经济核心区。利用2005—2014年从西安到新疆霍尔果斯市沿线的30个地级及地级以上城市数据，新丝绸之路经济带(中国部分)空间总体向东南方向移动，其中GDP 空间中心向东南方向移动74.07km，消费市场空间中心向东南方向移动9.09km，表明新丝绸之路经济带东侧的经济增长明显高于西侧的经济增长(赵璐等，2018)^［18］。

另一方面，中国“钻石”型地区也是中国创新的核心区，西部地区属于中国创新格局的边缘区(赵作权，2013)。鉴于FDI 和科技投入与一个地区的创新能力有关，我们利用2005—2014年全国287个地级及地级以上城市的GDP、消费市场、FDI 和科技投入数据进行空间经济分析(见图1，方法和数据参见参考文献^［18］)，发现这4项指标的空间格局重心均偏向中东部地区，其中FDI 和科技投入两项指标的空间格局重心更偏向东部地区，与全国空间均衡布局(用图1中城市区位重心代表)相差甚远。尽管这4项指标的空间格局的重心都向西、向内陆移动，FDI 和科技投入两项指标的空间格局的重心向西移动的趋势更强，但是FDI和科技投入两项指标的空间格局依然明显地偏向东部地区，它们对西部地区较快崛起、东西发展局面平衡的贡献还不是特别显著。

上述分析表明，西部地区崛起是一个比较漫长的过程。要加快这个进程，实现经济重心向西移动，仅靠市场驱动是不够的。同时可以看出，科技有助于缩小东西差距、加快西部地区的崛起。而加快西部地区的科技进步，更需发挥有为政府和网络组织的作用。因此，西部地区崛起，既需要政府的引领作用，也需要网络组织的联动作用。

四、宏观布局经济重心西移，积极探索突破“胡焕庸线”的切入点

中国经济重心西移，走向“世界之中国”将是一个渐进过程，需要众多有识之士持续努力，需要政府、市场、网络组织长期共同协力。根据笔者2018年8月在西部的调研，提出中国今天加快经济重心西移，突破“胡焕庸线”的切入点，可从以下四点着力:

1．以东西向布局中国经济，加快建设长江上游经济区和西北经济走廊

我们在《中国经济空间转型与新时代全国经济东西向布局》一文中提出，“以东西向布局为主统一国家经济空间布局，培育以连接上海、合肥、西安与乌鲁木齐的狭长经济带为主体的全国经济主轴线”(赵璐等，2018)^［18］。要突破“胡焕庸线”，必须加快中国经济重心西移进程，即在目前的“平原之国”阶段，就要着手“大陆之国”阶段的经济空间布局，具体说来，就是在上文提出的以东向西布局全国经济主轴线的基础上，加快由西安到兰州、西宁、乌鲁木齐的西北经济走廊建设，夯实“丝路经济带”的中国段建设，使之在丝路经济带建设中发挥更大作用;同时，加快以重庆、成都、昆明、贵阳为主要节点的长江上游经济区建设，使长江经济带上中下游相对均衡发展，在实施长江经济带战略与参与“一带一路”建设中发挥更突出的作用。

2．以开展西部地区产业竞争力集群竞赛、建立集群网络组织为抓手，推动空间产业组织变革

建议由国家发展改革委牵头，会同财政部、工信部、科技部、教育部、卫生健康委等国家部委，设立西部地区产业竞争力提升工作小组，建立由中央财政出资的产业竞争力集群专项资金，组织开展产业竞争力集群竞赛，利用10年时间培育10个左右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产业竞争力集群。

组建由来自产业、大学、研究机构和国家咨询机构的技术专家和产业集群专家组成的竞赛评审( Jury)委员会，通过预答辩、答辩等程序，依据集群组织申请者的，确定集群资助名单。每个集群予以专项资助，支持集群产业开展网络化、技术研发、国际对标合作和运行管理。在资助期间，对获得资助的集群组织运行效果进行评估，进而决定是否再资助另一个周期。

鼓励在西部中心城市将相对集中、相互竞争的若干大中小企业联合起来，与地理与技术邻近的大学、研究机构等组建产业竞争力集群网络组织，建立决策执行机构，制定提升当地产业竞争力的战略与举措，积极参与产业竞争力集群竞赛。

鼓励西部地方政府为当地产业竞争力集群发展提供良好的软硬件环境，包括技术平台支撑、税收减免、国际合作便利、工作兼职便利、教育培训支持等。

3．立法支持西部地区走创新发展之路，推进大学、研究机构和医院卓越提升

建议全国人大举行立法听证会，制定“西部区域创新振兴法”、“西部产业创新振兴法”等，设立中央财政专项资金额度，确定专项资金的使用领域和范围。在“胡焕庸线”远西地区，特别是拉萨、伊犁、喀什等少数地区创建若干一流的科技大学(或理工大学)、研究机构和医院，显著提高西部远西地区大学教师、研究机构工作人员和医院医生技术人员的津贴水平，使他们的年收入超过全国同类人员的平均年收入，在2030年以后接近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同类人员的年收入。

4．在伊犁开展西部未来城市试点，重点推进少数资源富集地区大规模城市化发展

伊犁地区是中国西部的“塞外江南”，可称之为“天山三角”，是西部地区少数可以推进大规模城市化的地区。从东西对称的角度来看，伊犁市有潜力成为西部地区的“杭州”———一个充满创意、活力和梦想的地方。

建议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在伊犁等少数地区开展未来城市试点，关注未来城市的设计与规划，探索新技术时代中国西部地区未来城市高效的形态、交通网络和生活方式。设立未来城市高端论坛，组织国内外专家学者探讨伊犁地区的城市化道路。

建议自然资源部、生态环境部、卫生健康委、中国科学院等在伊犁地区设立若干重点研究机构，提升全国对伊犁地区的科学认知和当地的科学水平。建议教育部支持创建伊犁科技大学(或理工大学)，发挥技术创新在未来伊犁发展中的引领作用。

伊犁地区应该在薰衣草等生物产业领域组建产业集群网络组织创新试点，将与相关的企业(或合作社)、大学、研究机构联合起来开展共性技术攻关，促进网络组织在提升地方产业创新能力和竞争力的联动作用。积极开展国际创新合作，建立与德国东部城市耶拿等全球著名高技术城市的联系与合作。

总之，加快中国经济重心西移进程，西部定将不再遥远。在政府、市场、网络组织的协同推动下，中国经济重心发展的空间格局必然逐步西移，从沿海之国、平原之国，稳步走向大陆之国;到那时，“世界之中国”的复兴、富强、幸福也将印刻在西部广袤的大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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