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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艳杰:超大城市更要加快推动乡村振兴

2019年02月13日 10阅读 来源:解放日报

随着乡村人口向城镇转移,一些小型乡村自然消亡,一些乡村区域直接非农转化,乡村数量规模和区域范围缩减、发展活力下降。我国超大城市的非农化城镇化进程走在其他地区前列,防止乡村过度衰退的需求也更为迫切。新时代,亟待重新认识乡村的宝贵价值,进一步凝聚共识,加大保护与支持力度

日前,上海市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工作领导小组举行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紧密结合上海超大城市特点,集中精力抓落实、求突破、增动力、强领导,加快推动乡村振兴战略落地见效,全面促进上海郊区乡村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

当一个城市发展为超大城市,无论它与周边的乡村是行政隶属关系还是仅为区位相邻关系,都已形成互为依托和影响的发展共同体。乡村是超大城市不可或缺的有机组成部分。相较于其他区域,超大城市的乡村振兴内生需求更迫切、条件更成熟,需要予以高度重视并加快推动。

城市乡村互为依托共生发展

在我国,大到直辖市,小到县级市,一般都是涵盖城市、乡镇和乡村的地域综合体。对于超大城市而言,除深圳市(2004年全部

“撤村设居”,是我国第一个也是目前唯一没有村委会建制的城市)情况比较特殊外,其他都拥有数量规模较大的乡村。

例如,至2016年,北京市有3941个村民委员会、293.3万乡村人口;上海市有1590个村民委员会、256.67万乡村人口;广州市有1144个村民委员会、176.23万乡村人口。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主要数据公报显示,北京市有5000多个自然村,上海市有约30000个自然村,广州市有6000多个自然村。

乡村是城市区域的基础组成部分,对超大城市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保障和服务功能。但坦率地讲,随着乡村人口向城镇转移,一些小型乡村自然消亡,一些乡村区域直接非农转化,乡村数量规模和区域范围缩减、发展活力下降。我国超大城市的非农化城镇化进程走在其他地区前列,防止乡村过度衰退的需求也更为迫切。新时代,亟待重新认识乡村的宝贵价值,进一步凝聚共识,加大保护与支持力度,以有力措施引导、扶持乡村发展振兴。就上海而言,有必要加大引导、推动力度,力争率先实现乡村全面振兴,为不断增多的城郊型、都市影响型广大乡村探索振兴发展模式。

从世界城乡关系演变的一般规律来看,在农业社会,城市与乡村孤立分散发展;工业社会初中期,城市与乡村总体对立发展,在土地、劳动力、资金等资源要素方面呈竞争关系,非农化城镇化占据主导,总体趋势为“城进乡退”;工业社会后期及后工业社会,城市化进入成熟稳定阶段,城市和乡村在土地利用及经济、社会、文化、环境等多个方面相互混合融合、密不可分,形成互为依托和影响的共生发展关系。

当一个城市的城区常住人口规模达到1000万以上时,就意味着这个城市实现了高度城市化,成为规模庞大的巨型城市。此时,城市发展模式由规模扩张为主转为内涵提升为主,城市与乡村形成关联紧密的发展共同体,城乡发展需要更高层次的一体化考虑。

补齐短板和提升能级的需要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对于促进超大城市全面、稳定、高质量和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一是保障城市食品供给安全。

上海市常住人口超过2400万人,北京市常住人口超过2100万人,广州市常住人口超过1400多万人。规模如此巨大的城市,一定的农副食品自给率是保障社会民生稳定的战略基础。

从全球城市的情况来看,随着发展阶段和收入水平的提升,对健康食品的重视程度及需求量随之上升,且更倾向于就近生产供应新鲜食品。巴黎、纽约、伦敦都通过战略规划、行动倡议等多种方式,保护和拓展用于食品生产的土地,甚至在寸土寸金的城区也寻求适合发展社区农园的都市农业空间,进而构建与本地生产消费直接对接的食品供应短链,增强本地农产品在数量、品质、价格和多样性等多方面的供应保障能力。

农业生产是自然再生产和经济再生产相结合的过程。农产品的生产具有周期性,供应相对于市场需求呈现滞后性。农业发展的基础资源要素——耕地,尤其是宝贵的土壤耕作层,一旦遭到污染或破坏,短期内难以修复或再生。因此,农业发展必须着眼于长远。从这个意义上说,超大城市应该保持一定的耕地保有量、保护农业发展空间,以有效防范食品安全危机及其引发的社会风险;要保护和发展农业,保障有人种田,改善乡村生产生活条件,提升乡村发展水平。

二是加强城市生态安全。

我国的超大城市不仅人口规模大,而且城市建成区面积大、开发建设强度高,生态系统相对脆弱,环境质量较差。而由耕地、林地、草地、水域等构成的乡村区域,是超大城市生态基底的重要组成部分。

通常来说,超大城市可专门用于生态功能建设的土地空间比较稀缺。农田湿地、果园、林地、养殖水域等农业用地则可在保障生产功能的同时,积极发挥生态调节功能,不断改善城市生态环境质量,从而成为超大城市的绿色基础设施。

特别是,乡村地区的动植物资源,是超大城市生态系统的有机组成部分,有助于保护超大城市的生物多样性;乡村田园构建的开敞空间,可以优化超大城市的空间结构;乡村自然开阔的田园景观,农业春华秋实的季节变化与自然美感,可以对超大城市密集压抑的人工景观起到转换调节作用,改善超大城市的环境景观品质。

三是促进健康、活力、人文之城建设。

超大城市的工作生活节奏快、压力大,收入水平较高,居民对自然田园的精神文化需求更为强烈。通过乡村振兴战略,在超大城市周边重塑宁静优美的乡村,可以让城市居民方便快捷地暂离都市喧嚣、适度放慢脚步,感受自然田园的安静恬淡,深度参与体验农耕生活,还有助于搭建家庭、邻里、同事等的交流平台,起到放松身心、缓解亚健康、培养健康生活方式等的积极作用。同时,可以为主要在城市中成长的少年儿童创造更多接触大自然的机会,体验亲手播种收获的乐趣,从小培养对自然、田园和食品的了解与珍爱。

进一步来看,自然、美好的乡村生活和乡村文化,既是超大城市社会文化的组成部分,也对城市人回归自然、感受慢生活,构建和谐、多元、向上的城市社会文化,丰富城市文化内涵等具有潜移默化的积极影响。

四是推动实现全面协调发展。

当前,我国超大城市的城乡发展差距还比较大。2017年,北京、上海的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均已突破6万元,但农村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尚不足3万元,城乡收入比分别为2.57和2.25。同时,城乡生活环境条件、农业与非农产业的发展水平及效益等均存在较明显的差距。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既是改善乡村生产生活条件,促进乡村经济社会发展,增强乡村发展动力、活力、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内生需要,也是超大城市补齐短板、实现全面协调发展的需要。引导城乡优势互补、资源要素合理流动、经济社会联动发展,有助于超大城市进一步释放发展潜力,挖潜新空间,培育新业态、新模式、新增长点,有助于整体实现高质量转型升级发展,提升城市能级和综合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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