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夜饭事件的真相其实是隐藏在中国二元经济结构背后的巨大的城乡生活差距和收入差异。 如同多年前在“非诚勿扰”舞台上，一位“宝马女”说出那句惊世骇俗的“哭笑论”后的效果一样，今年春节期间，一则关于上海女子陪江西籍男友回农村过年，因无法忍受男友家中一顿年夜饭而当场分手并连夜返回上海的微博，就引发了由众多人士参与、多方观点持续对峙的话题。而笔者认为，其实真相就是：隐藏在中国二元经济结构背后的巨大的城乡生活差距和收入差异。造成这些差距或者差异的原因，主要有三方面：

首先是城乡生产力的差距。我国城市尤其是大城市和特大城市，作为国家生产率的主要创造者，其与农村各方面的差距不是在缩小，而是在逐步扩大。城乡差距、地区差距，估计就是实现了全面小康、乃至基本现代化，都还会客观存在。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出现了诸如“上海人眼里，全国人民都是乡下人；在北京人眼里，其他城市都是地方”等的调侃。不过需要说明的是，如果社会阶层的形成和撕裂，仅仅是因为这个原因，那可以解决的办法就简单多啦：只需要落后地区的人往大城市移动或流动即可。

 其实，人口或劳动力流动问题，要比我们想象的复杂得多。因为现实中既存在阻碍要素流动的城乡制度分割问题，也存在流动的成本问题。在上个世纪 80 年代初以前的计划经济体制中，为了加速发展工业化，在封闭的环境里，我们采取了向农民积累的不得已手段。以户籍制度隔离城乡人口、让其无法正常流动，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具体办法之一。在体制渐进性转轨的过程中，这一制度设计下所形成的劳动力成本优势，为中国参与全球产业竞争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是中国发展取得世界经济奇迹的重要的密钥。与此同时，它也日益显示出某些严重的副作用，如大量存在的社会成员之间、地区之间、城乡之间的收入水平、资源利用机会的不平等、日趋严重的社会不满情绪等。更为严重的是，它使得发展资源大量流向大城市和发达地区，加剧了城乡间和地区间的发展失衡。由于劳动力大量外流，贫困地区更加贫困，农村更加凋零。另一方面，城市地区成员成为相对高收入和基础设施福利的既得利益者，他们抵制城市开放和接纳新的城市市民流入，加剧了社会冲突和阶层撕裂的程度。

第二，中国的劳动力市场虽然在发挥着重要的资源配置的调节作用，但是市场同时存在着巨大的分割效应。一是劳动力流动的社会分割，因为城乡之间身份、户籍的不同，导致了相互之间在生活方式、收入和消费水平、社会公共福利等方面存在巨大的差异，这些差异的存在又极大地强化了人口劳动力流动的障碍。二是劳动力流动的区域分割。一方面，以地方利益为边界的行政管理体系，阻碍着劳动力和人口在区域之间的自由流动、重组和集聚，如基础设施和生活水准相对较好的地区，往往不愿意接纳来自欠发达地区的人口和劳动力。另一方面，因知识、资本壁垒以及生活成本制约，落后地区的人口尤其是农村劳动力如果直接进入大城市，往往只能选择带动密集的制造业打工，或第三产业的低端环节就业。三是劳动力流动的制度分割，文化、习惯、地方法规、政策和条例等制度因素，是影响我国劳动力按区域、社会、产业等指向进行市场流动的最重要的内在因素，是造成劳动力市场分割的主要原因。因此那些已经进入城市就业的二狗、铁蛋、春花、秋菊们……会在城里的高档写字楼做白领？他们的名字叫 Frank、George、Mary、Vivian？实际情况是：他们更可能做的是安保、服务员之类的工作吧？他们面临着回不去的乡村，留不下的城市的窘境。

 另外第三个问题就是，中国 7000 多万贫困人口主要是农民。这些贫困的农民曾经为共和国的工业化和 30 多年来的改革开放付出过巨大的牺牲和辛勤的劳动。他们为什么仍然贫困？原因可以说出千万条，当时根本的一条是这些贫困的农民缺乏自己应有的权利和机会选择权。也就是说，农民贫困问题的关键，在于他们的权利贫困，在于他们选择机会的贫困，如土地财产权利的贫困，迁徙权利和机会的贫困，享受公共福利如教育、医疗权利和机会的贫困，等等。没有土地财产权利的选择，农民靠什么去致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