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长三角协同发展的战略背景

以京津冀协同发展为标志和引领，我国区域发展进入了协同发展时代。在长三角地区，多年来区域合作一直在一体化发展的思路框架中展开的。但区域一体化发展与区域协同发展是有本质性区别的。笔者认为，区域一体化发展，有两层含义：一是指发达的大城市，为加快提升周边城市和乡村的发展水平，通过构建以大带小、以城带乡的一体化体制机制和特殊政策，把大城市高度集聚的功能优势、资源优势、产业优势、人才优势，辐射扩散到周边城市和乡村，带动其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进程，加快缩小地区差距和城乡差距。长三角地区多年来的一体化发展思路和实践，基本属于这一概念范畴。二是指城市群中的各个城市，特别是都市圈中的各个城市，为提升城市群的同城化水平和国际竞争力，实现“1＋1>2”效应，在一些领域开展紧密合作，通过建立一体化建设和运营的体制机制和平台载体，消除行政分割，激发规模效应，实现更高层次的共生共享。在当下高铁、互联网、同城化和成熟市场经济的牵引下，这一概念范畴的区域一体化正在成为主流。

区域协同发展，基于平等的行政区主体及共生的城市群、都市圈，为发挥各个城市的各自优势，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形成整体合力，通过协商协助和共建共享，促进城市功能的合理分工，促进产业链的合理分布，促进交通及各类基础设施的网络化和枢纽化，促进民生和公共服务的均衡化和优质化，加快缩小地区差距，最大限度实现区域共生共荣。协商协助和共建共享，是区域协同发展的两个关键词。协商协助是特征，是构建区域合作机制框架的基本原则。共建共享是导向，是深化区域合作、实现共生共荣的行动路径。共建共享也正是当下及未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新模式、新机制。

当前，长三角地区所处的内外部环境条件正在发生深刻变革，无论是从宏观形势和国家战略要求，还是区域发展的内生基础和需要，以及支撑引领发展的载体条件来看，深化协同发展已经成为长三角区域合作发展的迫切需要。

（一）国际国内经济地理格局重塑，协同发展成为主要趋势

从近期发展态势来看，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已发生十年，世界经济不稳定不确定影响因素增多，特别是特朗普上台以来实施的单边贸易保护主义，致使宏观环境更加错综复杂，经济地理格局加快重塑。一方面，多极化特征增强，区域竞争加剧；另一方面，全球经济联系更为广泛和紧密，地区间的发展关联和交互影响程度日益加深。在此背景下，主要经济体开始调整区域发展战略，对外着力构建更广泛、更多元、更具包容性、更可持续的国际合作区；对内调整区域发展战略，突破单个区域主导的发展模式，更加注重基于国家战略的整体性、综合性区域规划，着力打造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大都市区，更加客观地对待区域发展差距，强调包容性增长、弹性应对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保持区域内部发展多样性，激发根植于区域内部的经济活力，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我国根据新形势和新阶段的发展需要，优化调整区域发展战略，在空间格局上，对外积极推进“一带一路”倡议，鼓励和支持企业走出去，更多分享国际分工和合作利益；对内积极实施长江经济带、京津冀、粤港澳大湾区三大区域战略，更加强调突破自家“一亩三分地”的发展模式，构建资源整合、有序分工、竞合并存、互惠共赢的协同发展机制。

从远景发展趋势来看，全球不仅要面对经济复苏增长和再繁荣的压力，而且还要面对人口规模攀升及结构变化带来的诸多问题与挑战。据世界银行数据库，2014年中世界人口已经达到约72.1亿人，而根据联合国、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等权威机构的预测，至2030年世界人口将超过80亿人，2050年将超过90亿人。同时，城市化和老龄化趋势不可逆转，食物、水及能源供应挑战，气候变化及环境挑战等相互影响和叠加，全球将形成相互依存、不可分割的命运共同体，诸多问题需要协同应对。同时，到2030年，世界多极化发展格局将更为明显，主要经济体权力更趋均衡，求同存异、合作共赢的协同发展关系将成为国际间地区合作的主要趋势。

综合分析，以整合资源、优势互补、有序分工，协同应对发展挑战，培育发展优势，保持发展多样性，提升发展活力，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等为主要特征的协同发展，成为国际国内区域发展战略的主要方向。长三角地区是我国综合经济实力最强、最具发展活力的地区，同时地处长江经济带和“一带一路”交汇区域，在支撑和引领我国经济发展升级，以及在更高层次上参与国际合作与竞争中具有举足轻重的战略地位。同时，长三角地区也是我国一体化程度最高的地区，地区间经济社会联系紧密，合作发展基础较好，具备了率先探索协同发展新机制的有利条件。加快推动协同发展，是长三角地区顺应国际新态势和国家战略新要求的需要。

（二）区域步入转型升级关键阶段，协同发展的内生需求凸显

当前，长三角地区处于转型发展的十字路口，区域合作也步入新的历史阶段。在国际需求大幅波动下滑，有效投资后劲不足，内需消费不愠不火，传统发展动力难以为继，传统支柱产业增长乏力，传统竞争优势弱化，但新产业、新动力和新竞争优势尚处于培育阶段，商务成本持续攀升，人口、资源、环境压力凸显等多重背景下，长三角地区经济增速持续下滑，稳增长、调结构、转方式的矛盾和困难叠加，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通过协同发展，优势互补、分工协作，汇聚发展合力，提升发展活力，培育新的增长动力与竞争优势，实现共同发展升级。

目前长三角区域内发展不平衡问题仍较突出，协同发展的环境机制还不完善。例如，在协同发展推动机制上，尚缺少超越省级行政区的权威、专职、常态化的管理机构，区域性的法律法规尚未健全完善，地区间重大政策机制尚未有效衔接，行政壁垒仍是阻碍区域内资源要素自由流动的重要藩篱。长三角主要城市之间尚未形成合理有序的分工协作关系，城市群单中心特征仍比较明显，但核心城市的全球城市功能较弱，区域性中心城市辐射带动功能不强，较多城市规划规模过大、无序蔓延，建设用地开发强度高，但空间利用效率低；区域内产业同构、港口和园区重复建设、资源要素恶性竞争和低效利用等问题仍比较突出。区域生态环境协同保护治理的机制尚不完善，且覆盖面有限，复合型、流域性的环境污染问题仍十分严峻，行政区结合部的跨界污染问题仍时有发生，尚未走出哪里出了问题治理哪里的环境建设困局，全覆盖、规范性、长效化的环境协同保护治理机制有待健全完善。

加快健全完善区域协同发展机制，最大限度减少行政壁垒造成的区域分割，减少地方利益保护带来的恶性竞争、低效发展和环境恶化问题，实现区域繁荣、协调、有序、可持续发展，已经成为长三角地区实现发展升级的紧迫内生需求。

（三）交通和科技信息技术快速发展，协同发展的载体条件趋于成熟

近年来，长三角地区杭州湾跨海大桥、苏通大桥、崇启大桥等沿海、沿江重要交通通道相继建成，断头路不断打通，高等级公路网覆盖度不断提高，高速铁路密集发车，跨省地铁建成运行，多条重要区域性快速现代交通线路正在规划建设之中，加之不停车收费、公交一卡通、通关一体化等软环境机制逐步实质性对接，长三角地区已经初步建成了涵盖公路、铁路、航空、水运、管道运输等多种运输方式的综合交通体系。随着现代交通基础设施的快速发展，长三角地区间的时空距离明显压缩，核心城市对外辐射半径延长，核心城市与周边城市正在形成同城化的生活圈，上海向外3小时经济圈已经延伸到长三角三省一市的外围地区，区域内资源要素流动不断提速，经济社会联系持续深化。发达的现代交通网络体系，为促进长三角地区经济社会协同发展奠定了优越的交通载体条件。

近年来，世界科技信息技术变革及技术扩散进程加快，尤其是“互联网+”、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与快速升级，带动了传统生产方式、产业组织方式、生产布局、商业模式和消费方式等的发展变革，弱化了地理空间及物理距离对生产和消费的分割影响，使更多的跨地区合作、资源整合、产业链构建等成为现实，对长三角地区产业结构调整及区域功能重塑起到促进甚至引领作用。近年来，长三角地区企业层面自发的跨地区战略合作、产业链布局重构等呈增多趋势。科技和信息技术的大发展，为长三角地区深化协同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技术支撑和方向引领。

二、长三角协同发展的愿景行动

党的十九大开启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提出：从二〇二〇年到二〇三五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再奋斗十五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从二〇三五年到本世纪中叶，在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基础上，再奋斗十五年，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在长三角现代化建设行动中，建设世界级城市群，是最重要的愿景和指南。2016年颁布的《长三角城市群发展规划》明确，建设面向全球、辐射亚太、引领全国的世界级城市群。其战略定位是：最具经济活力的资源配置中心、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高地、全球重要的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中心、亚太地区重要国际门户、全国新一轮改革开放排头兵、美丽中国建设示范区。

面向新时代，踏上新征程。到2035年，围绕世界级城市群这一战略总导向，长三角地区要积极采取六大协同行动。

（一）协同打造世界级功能：全球服务力

世界级城市群，不只是规模上的世界级，更多指的是服务功能、服务能力上的世界级。经过改革开放四十年发展，长三角城市群经济规模已全面进入世界六大城市群序列，但从功能来看，其影响力仍与其他世界级城市群存在一定差距，其表现就是作为首位城市的上海，在服务功能与服务能力上，与纽约、伦敦、东京等还有不少距离。所以国务院于2018年＊月批复的《上海城市规划2020－2035》，对上海未来发展的定位，从“四个中心”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提升为卓越的全球城市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

这里我们特别强调，上海的全球城市，不是上海一家的全球城市，而是上海大都市圈范畴的全球城市。纽约、伦敦、东京之所以能成为世界级城市群的首位城市，都是基于大纽约、大伦敦、大东京的大都市圈范畴和基础。上海大都市圈的区域空间，从近期看，可覆盖到上海、苏州、无锡、南通、嘉兴、宁波、舟山，通常称为长三角核心区中的核心区，呈现“一体两翼”空间格局；从中期看，可覆盖到上海、南京、苏州、无锡、常州、镇江、南通、扬州、泰州、杭州、宁波、嘉兴、湖州、绍兴、舟山等15个城市，通常称为长三角核心区；从远期看，随着立体快速交通网络和信息网络的高度发达，可覆盖到长三角城市群的26个城市。

相应的，在协同打造世界级服务功能和服务能力上，从近期看，一方面周边城市要协同提升上海的服务功能集聚度和影响力，鼓励更多的企业、机构在上海设立总部或二总部，以服务需求提升服务功能；另一方面要推动服务功能空间布局的优化，把一些周边有优势上海无优势的功能，从上海合理疏解到周边城市，如航运、航空、贸易、创新等，释放“一体两翼”能量，提升全球服务能力。从中期看，要发挥南京、杭州、合肥三个副中心的作用，不断壮大三个副中心的区域性服务功能，更加有力地协同支撑上海面向全球的服务功能。从远期看，立足于区域差距的缩小和一体化进程，促进南京、杭州、合肥及上海的一些区域性中心功能，向各自的周边城市扩散，形成三层次的服务功能布局。

（二）协同建成世界级产业集群：国际竞争力

打造世界级产业集群，是长三角地区肩负的一项国家战略使命，也是引领长江经济带创新驱动发展、建设现代经济体系的重要导向和战略引擎。党的十九大报告将“促进我国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端，培育若干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作为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目标和任务之一。《长江三角洲城市群规划》提出，加快培育以技术、品牌、质量、服务为核心的竞争新优势，打造若干规模和水平居国际前列的先进制造产业集群。《长江经济带发展规划纲要》提出，以沿江国家级、省级开发区为载体，以大型企业为骨干，打造电子信息、高端装备、汽车、家电、纺织服装等世界级制造业集群。我们认为，除了以上五大先进制造业，长三角地区还可以在航空航天、造船、生物医药等三大行业打造世界级制造业集群。

世界级产业集群，应该有三个重要的标志：一是在全球的生产制造或服务总量中拥有较大份额，并具有全球影响力；二是在产业的技术创新尤其是关键技术研发上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具备引领性的自主创新能力，并具有全球影响力；三是在产业的市场主体力量及标准规则制订上，拥有主导型的大企业及其配套群，并具有全球影响力。达成上述世界级产业集群的三大标志，是一个竞争成长的过程。也只有当集群生产规模具有国际竞争力，集群技术创新具有国际竞争力，以及主导型大企业具有国际竞争力，长三角地区才能真正拥有世界级产业集群。

从现实看，依托于强大的国内需求和对外贸易能力，长三角地区在电子信息、高端装备、汽车、家电、纺织服装、航空航天、造船、生物医药等领域，在产能规模上，已经接近世界级产业集群，但在另外两个标志性要件上，即行业领军者企业与国际领军企业有差距，产业技术创新与国际前沿水平有差距。因此，未来长三角打造世界级产业集群，重点要在培育壮大世界级别领军企业和打造世界级产业技术创新能力上加强协同。

领军者企业壮大到世界级，才能引领产业集群达到世界级。要依托已经形成的产业规模优势，促进行业兼并重组，做大做强领军者企业。在长三角协同打造一批世界级产业集群核心承载区，为领军者企业更快更好成长提供更有优势的区位空间和产业基地；建立国家级制造业创新中心，集聚高端创新资源，增强领军者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和品牌影响力，大力支持其在前沿技术的基础性性研究和开发利用研究上进行战略布局与行动；在领军者企业率先推进数字化车间、智能工厂、绿色制造、服务型制造的试点工作，构建积极有效的政产学研合作机制和平台，推动工业互联网优先发展、率先应用；有力支持领军者企业优化产业链布局，鼓励向具有比较成本优势的长三角及长江经济带纵深地区扩散生产基地，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布局生产项目。

要依据各地产业集聚的基础和专业优势，在培育壮大领军者企业上实行区域分工。如在汽车、高端装备、航空航天、造船领域，行业领军者主要集中在上海，因此要进一步推动上述四大领域的领军者企业总部向上海集中，同时推动与四大领域相关的高端创新资源向上海集中，不仅在关键性技术研发，还包括了相关基础性研发，从建设世界级的国家重点实验室、建设世界一流的专业学科，到建设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企业技术创新全球中心等，都要聚焦上海，从国际资源引进，到国家资源倾斜，再到各地资源支持，要全面协同上海加快提升汽车、高端装备、航空航天、造船四大领域的自主创新能力，积极推动布局在上海的龙头企业向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全球企业迈进。又如家电领域的领军者企业主要集中在合肥，那么同样，在与家电行业相关的高端创新资源配置上，要聚焦合肥，全面协助合肥加快提升家电行业的自主创新能力，打造若干国际领军企业。

要发挥长三角地区腹地广、成本剃度明显的特点，推动各个世界级产业集群形成剃度布局的产业链空间体系。建设一批空间合理布局的重要配套区，推动布局在上海及长三角核心城市的一些产业项目向其他地区扩散、疏解，扩大参与建设世界级产业集群的区域空间，打造世界级领军企业引领下的多中心专业产业集群，共享协同效应。加快提升各个重要配套区的立体交通能级，推动产业集群的供应链、现代物流链建设，打造多层级的产业链空间体系。依托上海及各个核心城市的高端创新资源和平台，建设一批专业化的制造业创新中心，提升各地配套产业集群的自主创新能力。

（三）协同构建世界级科创体系：全球影响力

在世界级城市群框架下，上海提出了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科技创新中心的战略愿景，江苏提出了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产业科技创新中心的战略愿景，浙江提出了建设“互联网+”世界科技创新高地的战略愿景，安徽提出了建设有重要影响力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和产业创新中心的战略愿景。

其中，上海的全球影响力科技创新中心，是一项国家战略。《上海加快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的意见》提出的战略目标定位是：综合性开放型科技创新中心；全球创新网络的重要枢纽；重大科学、原创技术、高新技术产业的重要策源地；跻身全球重要的创新城市行列。我们上海社会科学院课题组从对标全球影响力出发，界定了三个目标：一是在全球前沿科技、关键技术的创新研发上形成全球影响力，二是在全球前沿科技带动产业变革、驱动经济发展上形成全球影响力，三是在全球前沿科技创新资源的集聚、配置上形成全球影响力。这三个影响力的形成，离不开长三角地区的有力支撑。而之所以国家赋予上海承担这一重要战略，也是基于长三角地区可以协同共建共享这一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功能，并引领长三角城市群向全球影响力的世界级创新区进军。

长三角要加快构建世界级的科技创新协同体系。主要包括三个体系：一是科技研发协同创新体系。在公共领域，积极推进三大联盟建设，即前沿科技研究院所的合作创新联盟、大型科技仪器设备的共建共享联盟、科技创新公共服务平台的互联互通联盟。要发挥联盟作用，做实承担联盟运营的新型社会组织。推动一批跨大学和科研院所合作共建的新型研究院所。在产业领域，依托行业领军企业，建立一批跨地区、跨行业的前沿科技创新研究机构，发挥领军企业在基础科学和关键技术研究上的积极作用，发挥领军企业在协调政产学研，协调各地区制造业创新中心建设中的组织协调作用。

二是创新要素市场一体化建设协同体系。当前技术、资金、人才等创新要素市场仍然带有明显的地方性，因此也导致了比较突出的地方分割问题。要发挥市场在合理配置创新资源的决定性作用，就必须从区域协同起步，逐步消除导致市场分割和碎片化问题的体制机制障碍，逐步向统一的一体化市场迈进。这是一个渐进的过程。长三角地区要在协同建设一体化要素市场上积极实践，争取更快突破。在基础性的人才、技术、征信等公共要素市场，通过地区协商、制度保障，协同建立统一的制度、标准和接口，共享标准化、高水平的网络大平台，尽快实现数据共享和平台共享，并通过诸如中介组织联盟、网络平台联盟等组织方式，以联盟带动市场一体化建设。在流动性的资金、劳动、技术等商业要素市场，着力消除不利于统一市场建设的地区行政壁垒，政府退出，平台型服务企业延伸拓展，建立一批一体化运营的专业化市场机构，促进创新要素自由流动、有效配置。

三是创新驱动产业转型升级的协同体系。以核心城市为引擎，节点城市为扩散，在创新驱动新经济、创新驱动产业改造升级上，加强城市间协同。核心城市包括了上海、南京、杭州、合肥、苏州、宁波、无锡等科技创新资源比较集中的大城市，其中上海又为长三角城市群创新驱动发展的领军城市。各个核心城市既要面向国际进一步集聚高端创新资源，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孕育和壮大新经济，提升产业创新的国际竞争力；又要面向长三角地区广大的中小城市，推动新经济快速向周边城市溢出、扩散，打造新的世界级产业集群，同时还要协同构建制造业创新中心区域体系，增强各个节点城市的自主创新能力。

（四）协同提升世界级港口群：全球性中枢

长三角港口群呈现T字型空间架构，以上海、舟山－宁波港为双核，以南通－连云港为北翼，以台州—温州港为南翼，以苏州港、扬州港、南京港等沿江主要港口为轴带。从港口货物吞吐总量、港口分布密集度看，已经成为世界最大的港口群。但从全球航运影响力看，与真正的世界级还有一定的差距，主要表现为上海还没有发展成全球航运的资源配置中心、定价中心、转运中心河数据中心，长三角港口群还没有取得全球性的中心枢纽地位。

当前，全球航运呈现“亚洲板块”（以新加坡、香港为代表）、“北美板块”（以纽约为代表）和“西欧板块”（以伦敦、鹿特丹为代表）的三足鼎立之势。随着世界经济贸易的中心进一步向亚洲地区转移，预计未来，新加坡、香港、上海、釜山、东京、横滨、迪拜等地或凭借优越的法制环境、极具竞争力的税收制度和成熟发达的市场经济体系，或是凭借其在优良的硬件设施和强大的货物吞吐能力，在国际航运中心中进一步确立区域领先地位。

长三角地区因建设世界级城市群、世界级产业集群而具备建成世界级港口群的基本条件。最重要的是，依托中国正在积极推进的“一带一路”倡议，依托长江经济带黄金水道和整个流域的对外开放，依托长三角正在打造全球影响力了科技创新中心和产业创新中心，依托国家进入新时代全面走向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长三角建设世界级港口群既是国家战略的重要部署，更是具有强大支撑的战略行动。其战略方位，就是要建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航运中心枢纽。这个中枢，不仅表现在总量上，还表现在资源配置、市场影响、立体集疏、技术创新、规则监督等方面。

上海要从国际航运中心向全球航运中心迈进，承担长三角世界级港口群这一全球性中枢中的中心和核心的使命。要建设成为全球航运业的总部集聚中心、资源配置中心、定价与交易中心、数据中心、技术创新中心及海事法律服务中心。依托“一带一路”桥头堡区位和自由贸易区优势，依托高密度、高便捷的对内对外立体交通网络，依托上海的金融、贸易、人才、技术、信息等汇聚优势，引领长三角港口群向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世界级港口群迈进。

长三角港口群要积极推进功能有序分工，共享组合港优势。加强港口群协同规划指引，以资本为纽带、信息技术为手段，机制为保障，有效整合港口资源，形成有序分工的协同发展格局。加强上海港与宁波—舟山港的分工和合作，以聚散和配送长江流域“海进江”、“江出海”物资为核心，积极服务长江经济带发展和“一带一路”建设，对内促进长江黄金水道港航物流一体化，对外加强国际合作和市场培育，实现由国际航运大港向国际航运强港的转变，大幅提升全球航运影响力。加强双核与其他港口的合作，促进港口间的功能按枢纽港、喂给港、支线港等进行错位发展，巩固枢纽港的主导地位，充分发挥支线港和喂给港的辅助作用，实现彼此之间功能有机结合。提升连云港港作为亚欧大陆桥头堡的功能作用地位，提升南通港、温州港等作为上海港、宁波—舟山港的重要辅助港作用，提升苏州港、南京港等江海联运的作用。

进一步提升多式联运的集疏运体系能级。加强重要交通基础设施与主要港口的有效衔接，形成运距短、成本低、效率高、现代化的集疏运体系。围绕上海港和宁波—舟山港两大核心港，提升铁路、高速公路、水路通行能级，大力发展智能交通，加强与航空运输的对接，建设世界级的枢纽型货运集疏运体系。促进各地港口与货物主要生产地、货物主要消费市场的链接，全面建成专用铁路、高等级公路等重要基础设施，完善水铁联运、水陆联运的交通运输网络体系，全面提高港口群各类重要港口的现代化集疏运水平。

（五）协同创建世界级生态共同体：可持续发展

世界级的生态共同体，是长三角建成世界级城市群的重要标志之一。必须坚持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紧紧抓住治理水污染、大气污染、土壤污染等关键领域，在治理污染、修复生态、建设宜居环境方面走在全国前列，努力把长三角地区建成生态品质优越、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可持续发展区域，区域生态环境质量达到世界前列水平。

要坚持生态为先、绿色发展的理念，协同把长三角地区建成生态品质优越的可持续发展区域。首先要强化省际统筹，建设高标准的长江生态廊道、沿海生态廊道和太湖生态廊道，向岸绿、水清、安全、景观迈进。其次要提升区域生态基底，长三角一盘棋，扩大生态保护区面积，实施生态修复工程，有效保护耕地、林地、水域、湿地等重要生态功能区和自然开敞空间。第三要坚持建设用地减量化，建设紧凑型城区、紧凑型村庄，积极推进城镇更新和村庄整治。第四要普及绿色生产，农业上大幅减少农药、化肥使用量，制造业上大力推进无污染排放和循环经济。第五要有效保护和传承江南水乡、皖南古村、滨海渔庄的历史文脉。

促进生态环境协同治理，是当前和未来一段时期长三角各地必须共同努力、取得实效的重要任务。长三角要成为发达的富裕地区，区域生活环境的品质是其重要的衡量标准。各个地区都要把生态优先、绿色发展落实到产业的转型升级和美丽城市、美丽乡村建设中去。长三角是一个生态共同体，随着人口、物流同城效应日趋明显、产业的地区合作越来越紧密，城市之间的环境影响也越来越大，越来越明显。大城市的一些产业转移到其他地区时，也必然会把部分的污染转移出去，但其他地区存在污染时，通过水流、空气也会延伸到大城市，所以在环境保护和治理上，必须摈弃狭隘的地方主义，树立大局观，加强合作、主动合作。

要推进全方位协同。所有的城市都应进入协同治理体系，严格遵守生态底线，坚决执行国家层面制定的长三角区域发展规划及功能区布局规划，认真落实三省一市四方达成共识的生态环境治理规划和行动计划。在生态环境治理的各个环节推进协同、共防共治，包括共同规划、共同监测、共同处罚、共同建设、共同出资、共同补偿等。

要推进一体化防控。在生态环境治理的关键环节建立健全一体化的机构和防控机制。比如可以考虑设立长三角生态环境治理委员会，建立长三角一体化的环境规划、环境标准和环境监测平台。建立长三角生态环境基金，在环境污染源头治理、流域性生态环境修复工程上推进一体化建设，对区域性生态保护功能区建设建立一体化的经济补偿等。

（六）协同造就世界级富裕区域：民生均等化

只有当人民的生活富裕水平和公共服务达到了世界级，位于世界前列，才能说长三角真正实现了世界级的战略愿景。按照2017年人均GDP计算，长三角地区为8.74万元，比全国高2.77万元，按2017年年底汇率，人均水平已达到1.36万美元，可以说已达到发达国家初等水平。但如果与近邻的日本、韩国、新加坡等比，人均GDP差距仍比较大，如2016年日本为3.89万美元，韩国为2.75万美元，新加坡为5.3万美元。另外在长三角区域内，地区差距仍很明显，如2017年人均GDP，上海为12.46万元，江苏为10.72万元，浙江为9.21万元，安徽为4.42万元。由此可见，要成为世界级城市群，长三角地区还任重而道远。

随着高铁覆盖面的不断扩大，城际轨道交通的全面启动，以及人口跨地区居住、就业越来越常态化，长三角地区进入深度同城化时代。这个时代，民生合作正成为区域合作的重要内容。但这方面的合作，往往推动力比较弱。比如医疗，各地自有一套医疗保险体系，城市之间互不衔接，给跨地区医疗，还有想到其他城市安度晚年的老人都带来了极大的不便，这个议题已经提出多年，但实际进展还不够理想。另外，城市群内的各地百姓，应该共享同一标准的公共服务和社会福利，也就是要努力缩小地区差距，让社会共享在长三角地区内得到率先实践。这项实践意义很大但目前地区差距仍然很大，往前推的速度更慢。比如高等教育机会各地很不均衡，上海的学生因为录取名额多，升学机会也多，其他地区的学生要进入大学必须倍加努力才能获得平等机会。还有诸如收入差距、养老金差距、职业培训差距等等，在各地各自运行的财政体系下都是一座座需要攻克的堡垒。

长三角地区要率先实践共享发展。共享发展的突破点在于让低收入阶层如农村人口、外来流动人口等可以共享城市化进程，共享改革发展成果。当然这是一个长期努力的方向，在长三角地区，既要在缩小城乡差别、地区差别上做全国的先行者，也应该在缩小本地户籍人口和外来常住人口之间的差别上做全国的先行者。

在缩小城乡差别和地区差别上，一要进一步促进公共服务资源配置向郊区、向农村地区、向不太发达地区倾斜，加快完成基本公共服务的全覆盖和社会保障的全覆盖；二要积极深化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机构的跨地区服务，方便中小城市人口到大城市的就学、就医、就业，也要方便大城市人口到中小城市的养老、休闲；三要在努力缩小社会保障水平，建立健全全省统筹制度。

要逐步提升外来常住人口的社会保障水平，充分尊重和体现他们对所在城市的劳动贡献。有条件的中小城市如县级市等，应该积极吸纳外来常住人口加入本地户籍，在本地户籍人口向外净流出的情况下，补充户籍人口，优化人口结构。对于一些大城市、特大城市，也要在推进外来常住人口的市民化方面展开积极的探索实践。

（撰稿：王振、薛艳杰分别为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