岷江村在2008年便完成了确权颁证，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权固化，新增人口将不再获得土地资源。但集中居住后，哪些村民能够获得住房面积，村民们就开始有意见了。”

从成都市区驱车开往温江区，道路两旁不见村民在田间耕作的景象。这里的乡村几乎看不到一亩庄稼地，取而代之的是成片的花木苗圃林。温江区很多农村村民靠花木种植为生，在过去花木生意好的年头，收入赶得上成都市区的居民。但2010年后，温江区农村花木经济发展遇到了瓶颈，苗木市场逐渐饱和，价格一落千丈。有数据显示，整个温江区苗木资产在2013年为300亿元，2016年缩水至160亿元。

面对农村经济发展的困境，当地通过何种方式发力“乡村振兴”？乡村产业必须求变。

岷江村是其中的典型，这个传统种植桂花的村子，几年前开始向农商文旅产业融合发展转型，一方面，将更贴合市场需求的特色产品卖出去，另一方面，通过体制创新、发展民宿把游客引进来。但在致富路上转型的同时，也遭遇制度和人情的掣肘。近日，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走访温江区寿安镇岷江村，以此为样本观察当地农村产业变迁。

花木苗圃种植业风光不再

面积2.6平方公里的岷江村的村口，矗立着一块硕大的石碑，上刻“岷江桂花村”。但在此前，这里仅被称为“岷江村”。岷江村里90%的土地都用于经营花木苗圃，卖至全国各地，而其中又以桂花树居多，其种植超过2000亩，涵盖10多个品种。

“从上世纪90年代末期开始，由于花木的销售形势很好，因此依靠种植业养活了很多人，不要看这属于农业，但它的产业链很长，比如花木运输需要草绳捆绑，就有村民专门从事草绳编织，花木运输需要吊车、货车，因此当地也有很多村民从事花木的运输。”寿安镇花艺花卉公司负责人陈明德对21世纪经济报道表示。

“这使得花木苗圃几乎是这里唯一的种植业，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我们都靠此生活，但现在的情况是只长（树木）公分不长价格，最艰难的一个时期，我好几个月不见一株苗木成交。”陈明德说。

事实上，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通过对周边农村的走访了解到，岷江村所面临的问题，其实是整个温江北部农村的普遍困境。这里位于成都市的西控区域，同时也是温江区的“北林区域”，均要求该区域着力于生态保护，同时由于岷江在此流过，又属于成都重要的水资源保护地，因此过去当地没有厂矿企业，亦无家禽牲畜养殖业，在传统的花木苗圃产业收益降低后，当地农民的谋生渠道受到了限制。

怎么才能发掘出桂花树的其他价值？在最初的探索中，岷江村党总支书记陶勋花曾带领村民拉着桂花树远赴江浙展销，希望扩大市场销售半径，开拓新的市场空间，但收效并不理想。

“岷江村的桂花品种好，单价高，适用于点缀，但由于树干较低，城市往往都选取银杏、香樟等不影响车辆通行的高大乔木作为行道树。”陶勋花说。

经过与村两委的合议，陶勋花决定深度挖掘桂花树的文化价值，以桂花为资本发展“桂文化”。其中第一个方面，是组织村民们收集桂花，烘干后制作成香囊对外销售。第二个方面，是从“园林经济”转为“阳台经济”，通过培育微型盆景，将销售市场从过去的公园、房地产等大型需求端转移至家庭为单位的微型需求端。“现在城里人热衷在阳台上种植微型植物，如多肉等，而由桂花树转变而来的微型盆景也看中了这个市场。”陶勋花说。具体的做法是，岷江村每亩桂花林都锯掉30株桂花树，只保留树桩培育盆景，盆景两三年内即可成型出售，一盆的价格能卖到四五百元。第三个方面，则是将岷江村从花木苗圃种植村，转变为乡村观光旅游村，“游客们不仅能在岷江村的桂花树下游览品茶，也能够在这里感受最纯正的乡村韵味”。

创新机制发展乡村文旅业

但如何才能多留住游客几日？陶勋花认为，发展民宿几乎是推进乡村旅游的必然模式。在带领村干部和部分村民参观学习了成都周边其他乡村旅游示范点的做法后，陶勋花认为，要使乡村旅游做得有特色，必须要充分发掘当地的特色文化，将文化与旅游结合起来，才可以使得岷江村的乡村旅游富有灵魂，而不能像过去简单地造洋楼、模仿欧洲小镇。

此外，如果单靠村民们自建民宿，无论是设计、管理还是对外宣传都无法满足当下游客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因此引入外来投资者是关键。“城市需要营商环境，乡村也需要营商环境”，陶勋花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说，“这是乡村振兴，发展乡村旅游业的基础”。

什么是“乡村的营商环境”？在陶勋花看来，就是乡村环境干净有序，邻里和睦，“如果是一个垃圾遍地、邻里矛盾集聚的乡村，是无法吸引社会资本的”。

因此在发展乡村旅游业之前，岷江村还做了一项工作，即实行垃圾分类回收，打破村组限制，成立了院落长制度，负责本院落的卫生。平日里村民们将垃圾进行分类，每月月末统一交给垃圾回收公司处理，由此还衍生出了垃圾处理的“岷江模式”在全成都推广。

一切准备工作就绪，陶勋花在2015年左右开始着力于引入社会资本参与民宿修建。陶勋花表示，农村住房实际利用率是非常低的，在确权颁证后，几百平方的住房面积往往仅有几口人住，因此在村集体组织的统一安排下，将村民的部分土地资产进行整合，除一部分自用外，一部分土地指标进入村集体公司，统一进行民宿项目招商引资。

具体而言，岷江村的村民将房屋的所有权、宅基地使用权、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使用收益权作价入股，与岷江村的村集体组织合资成立村集体公司，再以这家公司为主体，与外来的投资方共同组建以开发乡村民宿为目标的项目公司。

在获得收益的分配方面，项目公司首先定期支付租赁村民房屋的费用，而民宿的收入则按照村集体公司与外来投资方的出资比例分成。村集体公司获得收入后，除截留部分纳入资金库充实村集体资产外，其余部分将按照村民的权益作价比例再次分配给村民。

“在这其中，村民们将土地租赁给项目方，每年的兜底费用是房租每平方20元，每三年涨一次”，陶勋花说，“这增加了村民们的财政性收入”。但在项目推进之初，岷江村也和其他很多村一样需要解决村民们的顾虑问题。陶勋花说，“有的村民担忧自己的房子交给项目公司打理后，房子就不再是自己的了，我们只有不停地进行政策宣讲、解决每家每户的实际问题，开了不下100场村民议事会，才最终推进了项目的顺利实施”。

最终，岷江村乡村民宿的代表作——九坊宿墅在2018年开始运营。其不仅可满足游客的住宿需求，也延伸出了本村特有的文创产业。“九坊”，即家居设计坊、染织坊、女红坊、鸟笼坊、酒坊、茶艺坊、陶艺坊、编艺坊、盆景坊，9个民间作坊。九坊宿墅“合九为一”，将民间手工艺文化、农耕文化与民宿文化相结合。

“如今我们已经建成了淼兮野奢帐篷酒店、九坊宿墅等乡村旅游的高端民宿品牌，通过发展乡村旅游，也使得村民们不再单纯依赖花木苗圃种植业，不仅多了收入的来源，也通过与社会资本的接触，延伸出了更多的文旅产品开发可能性”，陶勋花说，“这是很好的开始”。

规模化民居与土地确权的张力

岷江村的乡村振兴探索才刚刚起步。结合2019年的中央一号文件，陶勋花认为，除继续想办法增加村民收入外，还要将改善人居环境作为工作的新重点。“过去村民用的是旱厕，污水直接排放到地下，会造成水污染，我们也考虑过铺设排污管道，并实现通自来水、燃气”，陶勋花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说，“但川西散居的农村格局，每家每户过于分散，造成建设成本过高，因此我们计划通过适度的规模化居住方式解决”。

问题随之而来。岷江村在2008年便完成了确权颁证，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权固化，新增人口将不再获得土地资源。“如果按照原来的散居模式居住，其实村民们的意见并不大”，陶勋花说，“但集中居住后，哪些村民能够获得住房面积，村民们就开始有意见了”。

举例而言，仅2008年至今，岷江村的新生儿便超过百名，这些新生儿按照确权颁证后的规划，尽管是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但却不再享有土地的分配权利。此外，在确权颁证后的10余年中，岷江村通过投靠亲戚、嫁娶而落户的“新村民”数量亦不在少数。

“一旦涉及到住房的分配问题，很多新村民是有意见的，我们为此一直在进行政策的宣讲与矛盾的调解工作，但如果不能使得村民们全部认可这项政策，要通过适当集中居住方式改善人居环境，将是一场空谈。”陶勋花说。

另一方面，陶勋花也明白，如果遵循部分村民的意愿进行土地资源再次分配，不仅与现行的《土地承包法》相抵触，也会使得《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成为一张废纸。按照《物权法》规定，无论是农户的承包地、农房，还是宅基地、林地，一旦完成确权登记和公示颁证的物权法定程序，就都在法律上形成了农户不可侵犯的物权权利。

“只有在村民的物权权利获得充分保障的情况下，社会资本才有信心下乡发展农村经济”，陶勋花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说，“因此至今我们仍在调解矛盾的过程中”。问题不止这一件。“可以说在探索乡村振兴的每一步上，我们都会遇到问题。”陶勋花表示。

如村里面新建了民宿，但很快发现消防证件无法办理，因为乡村的道路宽度、原有建筑房屋的材质与结构，都不符合现行《消防法》的规定。

事实上，在21世纪经济报道的走访中，发现这是很多乡村在发展民宿业时普遍遭遇的难题。

“《消防法》对于旅店业的消防规定，主要针对城市酒店，但农村的民宿大部分为原有房屋改造，我们也在呼吁能否为乡村民宿业出台专门的法律法规”，温江区寿安镇一位民宿业投资者表示，“既不会影响消防安全，也不会就此阻碍乡村民宿业的发展”。

2019年全国两会期间，作为全国人大代表的陶勋花也带去了基于岷江村发展实践的相关建议，其中提出希望“以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为抓手，尽快补齐农村交通、能源、污水管网、饮水等基础设施短板，塑造农村良好风貌。同时落实生态保护补偿机制，建立健全生态补偿政策机制，明确补偿标准、内容和措施，并鼓励农商文旅体养融合发展，对产业融合园区、新村建设等项目予以资金倾斜”等内容。“乡村振兴的每一步，也许都会遭遇阻碍，但我们仍会前行，岷江村有了一个好的开始，不能停下来。”陶勋花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