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三角洲地区是中国综合经济实力最强、发展活力和开放程度最高的地区之一。比较国内各大区域板块或城市群板块，长江三角洲地区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区域协调发展走在全国前列。由改革开放初期的上海一枝独秀到当今沪苏浙皖区域一体化高质量发展，长江三角洲地区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区域协调发展道路。究其原因，区域一体化发展战略及其动力机制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主要表现在如下四个方面。

第一，市场化改革的驱动和民营经济的崛起。改革开放打破了传统地区间要素流动的壁垒，加快了市场化的进程，从而推动了长江三角洲地区的二元经济社会结构的解体，加快了上海和周边地区的互动发展。改革开放之初，上海的“星期天工程师”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出现的，以市场利益导向的跨行政区要素的流动，推动了苏浙地区的农村工业化，带动了上海周边地区的经济发展，同时也推动了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的进程。在此以后，20世纪90年代初的浦东开发开放为大量的外资进入长江三角洲地区创造了契机，推动了上海及其周边的苏南地区经济实现跨越式发展，为形成上海和江苏之间的产业分工格局起到了重要作用。在改革开放中，浙江民营企业的崛起，以及由此形成的所谓“东扩西进”的产业转移和企业跨区域发展的空间路径，则从另一角度对浙江经济和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在市场化改革的动力驱动下，长三角地区沪浙苏皖之间阻碍要素自由流动的行政壁垒被不断打破，企业发展的空间格局不断优化，区域发展效率不断提升。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市场化导向的改革开放。

第二，体制机制的嬗变和适应性演化。一体化发展战略，基本是沿着“区域合作—产业转移—区域经济一体化—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的框架和路径，在推动体制机制的嬗变和适应性演化的同时逐步向前。从改革开放之初的地方分权，财政分灶，到确立上海和周边苏浙两省之间平等的行政地位和互相独立的财政格局，到浦东开发开放后基于共同利益的多方协商的区域合作体制，再到2002年后由顶层设计指导的上海引领、多动力推动的动车组发展模式的形成。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走出了一条带有鲜明地域文化特征的张弛有度、收放有序的渐进式体制机制演化路径。这条路径尽管从完全市场化角度而言似乎仍有一些不足之处，但它对缩小长江三角洲地区之间的发展差距，特别是推动长江三角洲周边地区的快速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激发了大中小不同规模城市的发展积极性，对走出中国特色的区域协调发展路子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第三，顶层设计和政策推动。在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路径演化过程中，国家对长三角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政策指导可以概括为“划圈强心”和“做大蛋糕”。从最初的上海经济区的策划，到后来的浦东开发开放，再到长三角区域规划和长江三角洲城市群规划、长江经济带发展，以及长江三角洲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等，对区域协调发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在长江三角洲区域规划、长江三角洲城市群规划和长江三角洲上升为国家战略的政策中，都强调了上海的龙头带动作用，和周边地区的各扬其长，强调了长三角的整体发展特征（一体化）。同时，这些政策和规划也明确了长江三角洲的空间格局以及其在国家战略中的地位，并给予了相应的政策支持。这对长江三角洲地区的体制改革和社会经济发展，特别是基础设施的建设导向和持续完善发挥了重要作用。

第四，创新城市的涌现和区域创新的推进。在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过程中，创新型城市不断涌现，形成了城市间和地区间的差异化和互补性的多动力发展格局，推动了长江三角洲一体化发展高潮迭起。改革开放之初，上海是长江三角洲地区唯一的创新中心和发展极。浦东开发开放以后，由于外资的大量涌入，苏南地区开始崛起，成为挑战上海唯一创新中心的另外一个中心，其创新驱动主要表现为嵌入全球价值链，推动了该区域板块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产业结构提升，使得苏南地区在较短的时间内成为全球高科技产业制造业环链的重要集聚区，同时也吸引上海制造业的资源转移，形成了沪苏经济的高水平一体化，快速缩小了沪苏间的发展差距。在长江三角洲的南翼，浙江民营经济的崛起形成了长江三角洲另一个创新中心。宁波、温州、义乌、绍兴等一系列的中小城市依靠本土化的民营企业资源和民营企业的集聚发展，凝练出具有鲜明的内源式制度创新特征的地域创新模式，带动了浙江经济高速发展。进入21世纪，杭州的互联网产业也开始蓬勃发展，形成了长江三角洲的又一个创新中心，形成杭州乃至浙江发展的新动能，并影响了整个长江三角洲地区数字经济的发展。安徽从沿江产业带主要承接长江三角洲核心区的产业转移开始，到合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的建设，安徽的发展也从传统的跟随型发展转向新的创新中心的打造。创新城市的不断涌现，维系了长江三角洲发展的持续性动力和空间上的均衡发展，带动了长江三角洲区域内地区和地区之间、城市和城市之间的发展联动格局的形成，推动了长江三角洲区域协调发展向新的高度迈进。

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还在继续探索的过程中，仍旧面临着一系列的挑战。比如，如何将区域合作的体制机制与企业主导的市场化进程深度融合、实现市场配置资源的主体化，如何在推进统一市场构建的过程中进一步缩小地区间发展差距，如何在更大区域范围内复制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的经验，如何将经济一体化发展延伸到社会发展等多个领域、加快推进更高质量的一体化进程等，都需要进一步探索研究。

（撰稿：陈建军 浙江大学区域与城市发展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