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自贸区临港新片区承担着三大历史使命，它是全球化的新支撑，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金融开放的新高地。

8月6日，国务院同意设立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总体方案》提出，临港新片区将对标国际上公认的竞争力最强的自由贸易园区，打造“更具国际市场影响力和竞争力的特殊经济功能区”。

新片区承担哪些历史使命，如何带动长三角新一轮改革开放？21世纪经济报道（下称《21世纪》）专访了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商务部原副部长魏建国。

中国支持全球化的新举措

《21世纪》：上海自贸试验区原来的定位是打造“国际高标准自由贸易园区”，临港新片区的定位是打造“更具国际市场影响力和竞争力的特殊经济功能区”，如何理解这两个定位上的不同？

魏建国：临港将对标国际上公认的竞争力最强的自由贸易园区，实施更具国际市场竞争力的开放政策和制度。所谓“特殊经济功能区”，是指它应比其他自贸区更加开放与自由，在大胆闯、大胆试、自主改上要有新突破。

上海从改革开放以来是有所落后的，临港新片区的设立可以视为新一轮改革开放以来上海的“再出发”。

特殊经济功能区的核心是要实现投资贸易的自由化，其关键是上海在制度方面做出彻底变革。比如说，能不能在短期之内在整个临港自贸区实现零关税、零壁垒、零补贴。上海要在海关、金融、税收等监管领域拿出特殊的东西，进一步减免税费、放松监管。

《21世纪》：临港新片区承担着哪些使命？

魏建国：我认为，临港新片区承担着三大历史使命。

第一是全球化的新支撑。中国积极支持全球化，支持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体制的发展与完善。不过，当前世界保护主义、单边主义逆流涌动，全球化面临着巨大的挑战，需要中国进一步扩大开放，更深入地融入全球化。增设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新片区，是中国将继续扩大开放的重要宣誓。

第二是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这需要推动经济的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和动力变革。中国正在践行新发展理念，持续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高水平对外开放倒逼高质量发展。临港新片区首次在一个自贸区总体方案中就产业发展做出了整体部署。

第三是金融开放的新高地。自贸区是个大引擎，金融是燃料，现有的12个自贸区在金融领域都有一些探索，但实际上与伦敦金融城等先进地区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上海在全球金融中心建设上还需要进一步发力，临港自贸区为此提供了一个重要平台。

打造世界高端制造集聚区

《21世纪》：以前的自贸区主要侧重于贸易、投资、金融等领域的改革与开放，但临港明显更侧重于制造业，尤其是高端制造业的发展，对此你怎么看？

魏建国：眼下中国仍属于全球产业链的中低端，亟需推动产业结构的升级。临港片区方案明确提出，集聚发展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航空航天等我国高质量发展急需产业的关键环节和技术。从全球产业链的视角来看，这里强调的不是笼统的产业，而是关键环节和核心技术，这正是中国的短板，也是从组装等劳动密集型产业走向产业链更高端的重要方向。

未来临港有可能在税费减免、土地供给、人才吸引等方面出台更有力的措施，下一步上海极有可能在临港形成一个世界性的产业高度发达、投资贸易极度便利的巨大的现代化高端制造集聚区。

《21世纪》：为什么临港有可能形成一个现代化高端制造集聚区？

魏建国：很多人都说，未来的科技创新中心将是深圳，我觉得上海临港也有很大的潜力，后者体量更大，辐射带动作用也更强。从临港本身看，其在高端制造领域的基础不错，能够承载国家战略和新兴产业发展需要，具有一定的发展空间；区域内运输条件非常优越，有洋山深水港、浦东国际机场，有铁路、高速公路、轨道交通，另外还有高等级的内河航道，是国际上同类地区运输条件最完善的。

《21世纪》：临港新片区先行启动区域面积为119.5平方公里，这和其他自贸区的面积大致相同，如何看待这一面积的选择？

魏建国：目前十几个自贸区的面积都是120平方公里左右，主要考虑这些因素：

第一是便于监管，作为特殊监管区域，自贸区一般会设立物理围网，放开一线、管住二线。这有利于一些政策在特定范围内大胆试大胆闯，开展压力测试，即便一些试验出现了问题，风险也是可控的。

第二，对照全球来看，120平方公里也算不小。在这样一个区域里，有利于让更多产业落地，这样的体量也有一定的辐射、带动力。未来二三十年，临港可能像刚解放以后上海工业基地所发挥的作用一样，奠定中国高质量发展的基础。120平方公里是先行启动区的面积，临港片区侧重于高端制造业与实体经济，和加工贸易、金融等行业不同，这需要在土地供给上更有弹性。

需要注意的是，临港新片区的设立不是整体开发，一下投很多钱，而是有序的做制度性探索。增设新片区不是原有自贸试验区简单的扩区，也不是现有政策简单的平移，而是全方位、深层次、根本性的制度创新变革。

引领长三角一体化的龙头

《21世纪》：如何理解临港新片区全方位、深层次、根本性的制度创新变革？

魏建国：这种根本的制度变革必须做到五个“自由”，即投资自由、货物流动自由、人员流动自由、资金流动自由、信息流动自由。在投资上，临港不光要大力吸引外资，也要吸引更多的民营企业，不仅要有腾讯、阿里巴巴，也要有谷歌、亚马逊，并且对他们一视同仁。

货物流动需要海关等领域进一步放松监管，比如进博会上很多国家希望在中国设一个点进行产品加工，我们能否允许一个葡萄牙公司在临港开展橄榄油的封装？这种案例很多，从法国红酒、西班牙火腿到瑞士手表，中国日益增长的4亿多中产阶级市场消费能力，对全球而言都是无法错过的机会。货物流动既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的需要，也能带动产业的升级与高质量发展。

资金方面，能否推动资本项下的进一步开放，临港应当考虑在金融领域实施大胆改革。比如放开存款利率，进一步放松国外银行金融机构的准入，优化外汇管理，放松对外投资审批等等。

信息流动也是进一步开放的重点，信息不对称仍然普遍存在，信息的自由流动有利于帮助外向型企业找到方向。

人员方面，临港也要集聚全世界最高端、最优秀的人才。

《21世纪》：方案发布会后，备受关注的是，临港新片区放宽了非户籍人才的购房限制，对此你怎么看？

魏建国：放松限购的主要目的是吸引国内外人才。临港地区是一个人口密度相对较小的地方，目前人口只有几十万，其高水平的开放与产业发展需要集聚并容纳更多的高端人才。上海期待在此形成一个人才洼地，拿出一部分政策与资金，通过改善住房、交通、教育、医院等服务来招揽人才。

临港不能只面向国内集聚企业家与投资者，更要面向全世界，招揽更多的发明者、创造者、科学家、工程师、技术人员。这需要进一步完善绿卡制度，另外需要制定专项的人才吸引计划。在吸引人才方面，更重要的是要创造良好的就业机会，大幅减免个人所得税。

《21世纪》：为何临港新片区方案多次强调长三角协同发展，以新片区带动长三角新一轮改革开放吗？

魏建国：长三角的苏州、无锡等地在吸引外资方面很发达，比如中新苏州工业园区等，但最近我在这些地方看到不少问题，有些地方开始出现落后。不少劳动密集型产业、加工贸易产业面临成本抬高、利润下降的瓶颈，在新一轮的全球化中，其竞争力有所下降，产业结构亟待转型升级。继续开展以前的笔记本电脑、手机等低端加工贸易已难以为继，但是转向高端的芯片设计与制造又面临着很多困难。

跟不上趟、找不到方向，是这些地方很多企业的普遍困惑，以上海为龙头带动长三角的一体化发展是一个现实的路径。在进博会上，长三角一体化上升为国家战略，还提出设立上海自贸区新片区，后者从一开始就肩负着长三角协同发展的使命。

从世界范围看，未来全球的竞争不是单个城市的竞争，而是城市群的竞争，而城市群需要一个龙头带动，美国旧金山湾区、日本东京湾区、英国伦敦湾区都是如此。这些也是国际上公认竞争力最强的自由贸易区，临港应当以此为对标，引领整个长三角地区的高质量发展，积极拥抱新一轮的全球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