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刻，我们正站在一个特别的时间节点上。疫情不仅打乱了社会的经济秩序和节奏，也打乱了人们的工作、学习和生活节奏，直接反映出当今时代“VUCA” 的特征。所谓 “VUCA”是volatility（易变性）、uncertainty（不确定性）、complexity（复杂性）、ambiguity（模糊性）的缩写。

在“VUCA”时代，经济环境瞬息万变，竞争格局错综复杂，时间和速度成为万事万物变化发展的重要变量。特别是，伴随信息的爆炸，既增加了市场透明度，又使市场参与者容易掉入“数据漩涡”。

与此同时，全球治理中政治因素影响在上升，全球化与反全球化博弈加剧，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跨边界与无边界化不断加速，既带来危机和挑战，也孕育新的机会。

作为中国经济发展最活跃、开放程度最高、创新能力最强的区域之一，长三角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相较于其他区域，长三角的综合性、完整性、高端性更好，知识的含量较为丰厚。数据显示，长三角的“双一流”高校数量在全国占四分之一强，每年申请的有效专利占全国三分之一强。

这里不仅有张江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合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而且南京、杭州也是重要的高科技集聚地。一系列技术实力和技术储备，为长三角以技术驱动推动产业升级，提供了非常强大的动力和支撑。

有理由相信，在更高质量一体化的带动下，长三角具有强劲的发展后劲。下一步，重点在于抓住发展机遇，推动企业创新升级，推进产业链和价值链重构，引领生活方式和文明生态的变革，加快从“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的蜕变。

让更多市场要素自由流动起来，需进一步打破壁垒和束缚

长三角区域人口密集、资源丰厚、市场广阔，不仅拥有广阔的消费市场，还拥有比较完整和先进的工业体系、制造体系以及领先的电子交易市场。这个市场既向南北辐射，又沿着长江向西辐射。

2019年，长三角的经济总量占到全国的近四分之一，科技资源、高等教育资源在全国居于领先地位。同时，长三角拥有很好的人才优势，一向很重视教育，不仅中央政府给予资金，地方政府也积极配套。

作为区域龙头的上海，近代以来一直是中国的经济中心。目前，上海正在加快建设“五个中心”，是长三角乃至中国对接全球经济的门户和制高点。

在长三角区域一体化上升为国家战略的基础上，长三角的内在潜力将得到进一步激发。但也要看到，长三角发展也面临着一些不应忽视的重要挑战：

第一，每个地方政府都希望做到更加优秀、更加出色，区域之间、政府之间仍然存在竞争。这种竞争表现在招商引资、环保、人才吸引等多个领域。新形势下，需要避免各地政府过度竞争，建立和维系有序、良性的竞争关系。

第二，长三角在全国范围内是相对开放、自由的经济体，也相对透明，但行政壁垒、信息壁垒依然存在。同时，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还有提升的空间。

第三，在发展过程中还面临产能过剩的问题：一方面，地方政府有各自的发展规划，在科技、制造业、服务业等领域都想吸引优质资源，可能造成重复建设；另一方面，市场也存在一定的无序竞争，可能导致产能过剩。如何在长三角区域一体化进程中，优化资源配置，协调产业规划，提升经济发展效率，是一个亟待深化的课题。

第四，基础设施建设仍然不充分。虽然长三角的道路交通系统有了很大的进展，但以5G、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物联网等为代表的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还不完善。通过推进新基建，可以建立统一的数据库，继而借助大数据分析，来引导科学决策与发展规划。对企业而言，可以依据数据分析结果来开发生产更高效、更精准的商品、技术，并推动资本有效流动。

说到基础设施升级，其实金融领域也要升级、创新。比如，在自贸试验区的发展中，不仅是货物进出自由，也要有金融的创新与货币的流通。建设国际金融中心，要更多地允许资金自由流动。现在，科创板、创业板都开始试点注册制改革，这是非常好的设计。下一步，还要进行更多的规划，进一步同国际接轨。在这个方面，长三角应该要有大胆的尝试。

第五，公共服务水平有待提高。要让更多市场要素自由流动起来，就需进一步打破壁垒和束缚。一个前提是在社会保障体系、公共服务体系方面形成一种协调，让人们有更多的安全感、获得感。这对人才、劳动力的流动，会产生巨大的促进作用。

让经济发展更有活力，需以开放的学习平台推动技术迭代

改革开放以来，长三角陆续建立跨省市联络机制、协调机制、办公室等，不断拆除行政壁垒，允许人才流动、资本流动、企业改制和一定的市场竞争，同时基础设施逐步打通，公路、水路、铁路慢慢连接贯通。

这些基本政策和基础设施的逐步完善，极大激发了市场活力、民间潜力。不仅经济发展起来了、总量上去了，而且更加开放了，跟国际的联系更为密切，长三角的整体竞争力得以提升。

具体来看，大致可归纳出以下几条历史经验：

第一，积极吸引外资，这是长三角经济活跃的第一步。

外资要求自由流动，要自由寻找市场、自由销售产品、自由采购原材料和设备，这些要求如果无法答应，它们是不会来的。这就倒逼我们打破行政壁垒，对区域融合有直接促进作用。

第二，允许民营企业去探索，通过企业的主体作用引导商品、资本和信息的流动，引导资源优化配置。

在这一过程中，主厂投了主机设备，配件厂就跟着来，从而逐渐形成一个产业分工集群。汽车产业在长三角的集聚，就是典型案例。

第三，重视营造和引导创业创新文化，企业学习能力上去了，技术升级就会跟着加速。

通过走出去、引进来，欢迎外国资本和外国专家来，我们也去国外设办事处，就形成了一个开放的学习平台，推动技术的迭代、升级。同时，逐渐把相对落后的产业向其他地区转移，形成产业扩散效应。这样一个快速的变动、快速的升级，让长三角变得更有竞争力、更有活力。

第四，基于深厚的区域认同，推进资源的获取、商品的销售以及资本的合作。

在长三角内部，如温州商人、宁波商人，他们族群之间具有较强的文化认同。这对产业合作、资本合作带来了有力的支撑。

在长三角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的重任面前，需要进一步革新合作理念，探索科学、高效的统一规划，避免重复建设、重复投资、产能过剩。一方面，产业上要强化分工合作；另一方面，要让企业、企业家自主寻找发展空间、市场空间，进而达到均衡与优化配置。

说到企业家，很多人第一时间想到的是民营企业。其实，企业家跟产权没有百分之百的必然关系。只要企业掌舵人有这个动力，把自己视为市场主体，对国家有担当责任，对社会能够创造财富，为市场创造高品质产品和服务，国企带头人也是可以成为企业家的。

我们可以回过头来看，马克思写《资本论》的时候，参与分配的生产要素只有劳动、资本和土地，地主就是靠土地，资本家主要靠货币资本。但今天，除了这些要素之外，知识、技术、管理、数据等也是生产要素，都可以参与财富的分配。这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突破。

国企可以掌握知识、技术、管理、数据，民企也可以掌握这些生产要素，应该说没有更优更劣之分，一切都待市场检验。只要具有生产力、创造力、竞争力，能够为社会创造财富，提供正向的社会财富积累、社会福利的改善，就都应该得到平等对待与支持。这是指引未来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价值考量，也是一个需要深入探索的理论问题。

让创新走得很远，需着力打造兼具公平和效率的市场机制

上面讲了关于长三角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的基础、前提、挑战，但最终决定长三角发展的是创新。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这里，想跟大家探讨几个有关创新的问题。

第一，创新主体到底是谁？

从实践上看，不少人常用“五六七八九”形容民营经济的重要作用：贡献了50%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GDP，70%以上的技术创新，80%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90%以上的新增就业和企业数量。可以说，没有民营企业的发展，就没有整个经济的稳定发展；没有高质量的民营企业体系，就没有现代产业体系。

与此同时，像航空航天事业、军工业、芯片行业这些领域，由于短期回报较慢、风险较大，主要是由国企投入力量进行攻关的。但总体来看，国企的创新积极性还可以进一步提高。在研发投入比例这项指标上，很多高科技民企可达到销售额的百分之二三十，而大多数国企只有百分之二三。

此外，国有企业是人才的重要汇聚地，拥有大量的科技人才、专业化人才、管理人才，但他们的效率和创新效果不那么明显，这个现象也值得深思。

第二，创新的动力是主动还是被动的？

经验表明，当人们依赖于比较容易的钱、比较快的钱之时，就会缺乏冒险精神，也不愿意做更多的创新投入。在这样的情况下，经济转型升级就会成为一句口号。

一段时间里，我们的创新以商业模式创新为主，电商其实也是商业模式的一种创新。商业模式创新确实给中国经济以巨大的动力，但这种模式容易被复制，并非长久之计。

技术的创新，可以在较长时间内形成技术壁垒，形成专有性、保密性和排他性。为什么华为几乎成为一枝独秀，正是因为它深知没有自己真正的技术，仅仅靠卖产品、靠制造是走不远的。因此，华为在现金回笼后就把大量资金投入研发和再研发，到今天总算拥有了一定的技术积累和国际竞争力。华为给我们一个重要启示就是，确保可持续发展，一定要靠技术驱动、靠创新引领。

第三，创新主要源泉是什么？

我认为，创新最主要源泉是企业家精神，即去探索未知、创造财富，把自己的知识、对知识的应用变成一种成果，进而造福全社会。

早期的企业家为什么要创业？很多企业家是因为穷，要解决温饱问题。温饱问题解决后，就会去思考能不能做大一点。真正伟大的企业家都是有理想的、有大抱负的，都想去改变世界。这样的理念和驱动力，可以让创新走得很远，也可以让创新变得更伟大，同时也能带动、鼓励更多人。

为创新提供兼具公平和效率的市场机制，最重要的是健全法制。要不断拆除行政壁垒，并建立完善创新退出补偿机制，让人敢创新创业。

第四，中国为什么没有足够多的国际品牌？

真正有国际竞争力的品牌，一方面跟企业的实力、产品的竞争力和技术含量有关，另一方面也跟一个国家的文化有关。中国历史文化悠久，如何更好发挥文化的影响力，是一个需要进一步思考和实践的问题。

二战后的日本、韩国重新走上工业化、现代化后，其国内品牌成长为国际品牌，经过了30年以上的发展。所以，我们在这方面可能还需要作出坚定、持久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