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4月18日，“中国区域经济50人论坛”第十五次专题研讨会在北京召开。此次会议以视频方式进行，研讨主题为“疫情对区域发展的影响及对策”。会议由“中国区域经济50人论坛”成员之一的杨开忠教授主持，范恒山、张军扩、迟福林、陈耀、陈文玲、丁任重、胡鞍钢、李国平、陆大道、李善同、刘亭、刘尚希、刘以雷、秦尊文、孙久文、沈体雁、肖金成、许宪春、张建清、张大卫、张学良、张占仓、杨开忠等23位专家学者在线上依次做了精彩发言。

一、疫情对区域经济的影响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原副秘书长范恒山教授认为，新冠肺炎疫情对区域经济的影响主要有5个方面。一是脱贫攻坚困难加大，疫情发生及其蔓延对基础不牢的已脱贫人口和未脱贫人口都会造成较大影响。二是地区分化将进一步加剧，疫情中心地区、疫情防控和经济发展统筹力度较弱地区、中小微企业较多地区、生活服务业占比较大地区、数字经济技术基础薄弱地区、经济发展处于转折越坎阶段地区在常态化疫情防控环境下很容易出现经济波动和下滑。三是人口高度集聚的城区和社区模式面临挑战，中国城市发展结构和大都市建设受到新的挑战。四是区域产业结构会发生变化，健全产业应急防控体系、实现重要产业链可控、建设数字经济高地将成为区域产业结构调整的重要驱动因素。五是生态良好地区的发展地位将进一步提升，绿色发展理念和生态环境建设会进一步加强。

四川省委、省政府决策咨询委员会宏观经济组副组长丁任重研究员以“区域空间视角下的公共卫生事件”为题提出了3个观点。一是经济越发达的地区，疫情越严重。患者数量最多的5个地区囊括了国家经济最发达的5个省（区、市）。二是人口越密集的地区，疫情越严重。除武汉之外，确诊人数排名前五位的城市是重庆、温州、北京、深圳、上海，这5个城市除温州以外，都是全市人口数量位居全国前五位的城市。三是城市越大，现代公共防御能力越薄弱。从人均数量来看，每万人医师数量中，除北京排在第4位以外，成都排在第16位，上海排在第53位，广州排在第22位，重庆排在第149位。对此，丁任重研究员提出两点建议：一是未来中国的经济发展要贯彻新的发展理念，坚持经济与社会统筹发展；二是重新认识中国的城镇化道路，在城市发展中，特别是大城市要补齐社会事业的短板，促进城市均衡发展和城乡统筹发展。

中国人民大学应用经济学院孙久文教授就疫情对区域经济的影响谈了3点内容。第一，疫情对区域产业发展的影响。受疫情影响最大的是第三产业，损失估计在5000—10000亿元；将会长期受到影响的产业是制造业。此外，国际疫情加重和国际订单的减少也会对制造业造成越来越大的影响，且国内部分地区严格的疫情防控措施也会对制造业的发展带来一定的副作用。第二，疫情对区域经济格局的影响。虽然疫情的影响很大，但是它可能不会导致中国区域经济格局出现根本性变化。但湖北所处的中部地区、受国际疫情影响更大的沿海地区和外向型经济发达的三大城市群可能会受到较大影响。

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院长、公共管理学院教授胡鞍钢认为，从机会成本角度估算，疫情期间全国实际GDP的损失金额约为2.88万亿元，相当于2019年实际GDP的2.9%。因此，此次疫情对中国经济发展是一次全面且强烈的冲击，而湖北作为疫情中心地区，其经济发展实际上比全国有更早、更大幅度地下降。在第一仗的抗疫之战打下来后，第二仗其实就是经济保卫仗。无论是“六稳”，还是“六保”，武汉或者湖北的发展都是重中之重，对口支援湖北意义重大。一种思路是比照灾后重建，集中全国有效力量支援湖北；第二种思路是给湖北、武汉设立专项扶持。

浙江省政府咨询委员会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刘亭研究员针对疫情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提出了5点看法。由于疫情影响，一是区域分化的趋势更为明显；二是城市群和大都市圈对区域经济的支撑作用更为突出；三是治理能力强弱和水平高低对区域发展的作用更为关键；四是数字经济发育比较充分和领先的区域，在疫情对经济造成普遍冲击的情况下，体现出更强的抗冲击能力和发展韧性；五是市场化改革比较坚定和彻底的区域，往往体现相对较高的包括经济、社会和政府等在内的综合治理能力，因而在疫情冲击下，展现出相对较好的发展态势。

北京大学首都发展研究院副院长沈体雁教授以“重构生产力布局，建立现代产业链治理体系”为题，提出疫情对区域经济的影响主要体现为5个重构。一是区域竞争优势的重构。自然资源优势密集地区、生态良好地区、科学资源密集地区、创新先锋地区、数字化转型标杆地区和市场中心地区的区位优势将更加明显。二是产业链的重构。产业链将进一步本地化、集群化、数字化、协同化，伙伴关系、产业关联、精于创新、地区能力将成为重要的优势。三是地区发展动能的重构。国内可贸易型产业和本地不可贸易型产业对地区的带动作用将会上升。四是市场格局的重构。长期来看，市场和经济中心还是会向中部地区转移，中部地区的重要性将会进一步提升。五是国家和地方政府在地区经济发展治理中作用的重构。地方政府精细化治理能力的提升变得尤为重要。

二、疫情下区域经济发展的新特点

中国区域经济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陈耀研究员根据2020年一季度统计数据谈了几点看法。2020年一季度，发达地区受疫情冲击较大，但反弹力度也大，产业则恰恰相反，受疫情冲击最大的第二产业的反弹力度反而小于服务业，因此，分类施策以增强区域韧性是应对疫情影响的关键。首先，连片特困地区是当前恢复经济社会发展的问题区域，应当是国家特别是国家财政重点扶持的对象。其次，启动内需的重点是中心城市和城市群。疫情后，不仅要加强建设新的卫生防御体系，产业链布局也要进一步收缩并减少对外依赖，城市群要发挥更大作用，此外，消费发力、新基建、新技术的应用也更需要依托大城市和城市群。最后，外向型出口企业的生存和出口转内销问题也要重点关注。

中国区域科学协会理事长肖金成研究员提出，一是抗击疫情要打持久战。要人自为战，每个人要加强防疫的意识，出门戴口罩，减少聚集，减少人与人的接触。要因地制宜，没有疫情的地方应尽快复工复产，实现生产生活的正常化，一面抗疫情，一面搞生产，抗疫、生产两不误。二是面对经济下行要打“阻击战”。疫情对2020年一季度经济增长造成巨大影响，对全年的经济增长也会产生很大的影响。疫情使国际供应链受到了冲击，甚至出现断裂，中国的外向型企业应采取对策，通过建设国内供应链，扩大国内市场，扩大内需是“阻击”经济下行的关键。三是推进都市圈的同城化。建设轨道上的都市圈，建设特色小镇，发展都市产业，实现城乡融合。四是强化区域性中心城市的功能和实力，构筑产业聚集平台，使其更有吸引力。

中国财政科学院党委书记、院长刘尚希教授讲了3个问题，一是疫情对经济社会的冲击可能是长期的。全球200多个国家或地区暴发新冠肺炎疫情，全球治理格局、发展格局将发生重大转变。与此同时，国内的治理格局、发展格局也将发生改变。二是中国和全球都将进入一个高风险发展轨道。从全球看，科技跟不上病毒的变异，人们认识跟不上疫情的变化，制度创新跟不上公共风险的升级，这3个“跟不上”意味着高风险、高成本和高不稳定，区域分化也会在疫情冲击下表现出新的经济特征和社会特征。三是当前该怎么办。首先，应当把短期应对放到长期和高风险发展的背景下考虑，不能仅考虑眼前；其次，应当把政策制定和政策实施纳入到各项改革中来，进一步扩大地方在中央统一领导下所拥有的因地制宜的改革自主权；再次，宏观政策要根据确定性来设计，一方面发挥政策效应，提振信心，改善预期，另一方面以微观政策为主、宏观政策为辅隔离疫情风险、经济风险、社会风险的二次形成和传播。

武汉大学中国中部发展研究院教授张建清主要谈了两个问题。第一，对当前疫情对全球经济影响应有清晰的判断。国际疫情暴发可能导致全球经济的衰退，对中国最直接的影响聚焦于外向型经济，即中国全球价值链的供应问题。第二是国外疫情对中国不同区域的影响。沿海地区和企业受到的冲击会更大一些，中西部地区的外贸外资由于占比小，受疫情冲击相对要小一些。为此，提出了3条对策建议：一是继续坚定地实施扩大内需；二是中央政府要通过财政政策和金融政策扩大内需；三是要把疫情期间出台的好的企业政策和管理模式常态化、制度化，湖北和武汉作为特殊区域，需要中央政府出台更多的援助措施来支持湖北和武汉的疫后重建。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张大卫探讨了3个问题。第一，区域经济的新形态和新特点。现阶段，区域经济发展形成了以中心城市为节点、以交通枢纽和互联网平台为集束的区域空间，具有产业高度化、共同参与全球分工以及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相互支撑发展的特征。第二，区域经济面临的问题。一是产业发展慢于空间发育；二是后疫情时代逆全球化冲击影响国际产业分工体系。中国应当在扩大国内消费、优化区域供应链的同时，继续推动贸易自由化和经济全球化，重点巩固、改善和提升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多边经贸关系，特别是要把握好东北亚、东盟、上合组织、“一带一路”4个方向。第三，关于中国城市体系和都市圈的思考。一是以往在城市发展中虽然重视了要素和人的聚集，重视了竞争力的提升，但却忽视了城市功能性生态的合理构建；二是应注重行政层级设置及其条块分工的管理体制是否高效；三是社区的作用需要高度重视，应当关注地方政府治理效率、社区化公共服务的提供和隐私保护等问题。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战略和区域经济研究部原部长李善同研究员针对当前区域经济发展所面临的3个共性问题展开了讨论。一是未来必须注重以促进市场一体化来降低交易成本。从疫情开始到现在，人口流动和商品流动的成本大幅上升，交易成本上升会对经济发展带来重大影响。二是产业升级方向问题。过去各地区更关注战略新兴产业，对传统产业升级关注不够，未来各个地区的发展一定要把握好产业升级的方向。三是对产业链和供应链给予关注。交易成本上升和保护主义抬头会影响产业链，但价值链的产生还是由市场决定，成本上升和政府作用会对产业链重组产生一定影响，今后基本需求类产业可能会回归靠近消费市场布局，要稳住中国有优势的这类产业。

三、疫情下区域经济发展的着力点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总经济师陈文玲研究员认为，应对疫情的关键在于立足长远，放眼明年，抓住当前，释放潜能。经过若干年的调整，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有很强的韧性，要把区域经济格局调整作为中国经济加快复苏和发展的最大腾挪空间。具体而言，一是要做好“一带一路”的文章。当前真正带动力强的是珠三角、长三角、环渤海经济圈，六条走廊的带动力都不强，要着眼于把“一带一路”作为一个跨国界、跨时空的长周期性国际经济合作项目，做好主体省份的工作。二是着眼于已形成的区域经济框架，创造国内市场大循环。国内大市场，既是对外商最大的吸引力，也是恢复中国经济最大的内在潜力和动力，要把国内市场大循环和区域经济调整结合起来。同时，要形成国内制造业的大循环，对断裂的产业链部分，要利用好国内完备的制造业体系，抓紧时间有意识地在区域之间进行产业链的补链、扩链和强链。三是要加大投资力度。加大基础设施投资，搞活微观经济、稳定微观经济和民营企业，走出疫情的阴霾。

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教授就以内需导向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提出了3个更加重要。一是推进区域产业一体化进程更加重要。破解产业同构和同质竞争难题，提高产业区域集聚和全要素生产率，形成具有区域特色的产业供应链，统筹推进区域基础设施一体化进程，实现重要产品国产化和区域产业转型升级。二是推进区域城乡一体化进程更加重要。以外贸为主的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受疫情冲击较大，要通过破除城乡两元壁垒，统筹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建设，推进城乡要素市场化配置，从而释放巨大的内需潜力。三是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更加重要。扩大内需的同时，坚持高水平开放中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加强中国同东北亚、东南亚的区域合作，以高水平开放形成区域合作新布局。

北京大学首都发展研究院院长李国平教授以“积极应对疫情影响，补足城市发展的短板”为题，探讨了如何从城市运行和区域运行的角度应对疫情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具体而言，一是从城市建设布局的角度看，过去城市的发展过于关注GDP，致使城市在应对灾害、病毒、气候等方面的欠缺较大，且中心城区过度集中的模式可能导致一些问题，因此未来的城市发展要结合新基建寻求多中心网络化发展。二是从经济运行的角度看，在关键的民生领域要强调多元化发展，此外，在这些领域把握自给自足的程度和自主能力的提升也非常重要。三是从社会运行角度看，社区共同体、社区建设非常重要。四是从制度运行角度看，完善城市规划的相关内容，包括区域发展的相关政策和制度设计，以及规划落实等也非常必要。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地理学会原理事长陆大道教授谈了疫情与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相互关系。第一，从交通运输角度看，长江航运和集装箱海运受影响最严重，其次是铁路运输，公路运输情况不同，大货车货运量还维持在高水平。第二，从农业角度看，由于疫情开始在冬季，农业受到的影响相比其他产业较小，但一些规模化农业地区和长三角地区的农产品加工和对外出口受影响比较明显，两湖地区的农业和南方特色农业地区也受到较大影响。第三，从工业角度看，重工业和部分高技术产业受到影响较小，但轻型制造、消费品制造和长三角、珠三角及山东半岛、辽东半岛的出口导向型、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受影响大。第四，疫情对数字化网络化经济有正效应，浙江由于电子商务体量大，受影响小，而产业链分布在台湾及国外的沿海省份短期内受疫情影响较大。总地来讲，对外依赖大的中部地区和经济大省、贸易大省会继续受到疫情影响。

新疆大学中国西部经济发展与改革研究院院长刘以雷研究员以“迎接新挑战，补齐新短版，遏制区域间发展差距扩大”为题发表了观点。对疫情带来的风险而言，外部的挑战和风险大于内部，宏观角度的风险和挑战大于微观，东部地区的风险和挑战大于西部地区。但西部地区经济受疫情影响也很大，一是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信心还需继续增强，由于家底薄、发展迟缓，西部地区的经济韧性不足，受到影响也较大。二是西部地区完成脱贫攻坚任务更加艰巨。疫情无疑又给本就是脱贫攻坚主战场的西部地区增加了新的困难和挑战。三是西部地区不管是传统基建，还是新基建的投入，都更加吃力。西部地区整体经济实力不强，常规基建滞后、不完善，且财力下降，导致新基建动力缺乏。四是西部地区市场的主体复工复产更加困难。西部地区受治理能力不强、发展落后等主客观因素影响，普遍本着“防得起、治不起”的思维对待防疫防控和复工复产，且产业链配套不完善也影响了复工复产。对此，要继续加大对西部地区的政策支持力度，抓落实；加大对西部地区的资金支持，推动新老基建的协调发展；高度重视缩小东西部差距；加大减税让利力度，扶持西部地区中小企业的发展。

上海财经大学长三角与长江经济带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张学良教授以长江经济带为例，提出减轻疫情影响、提高经济韧性要处理好的四类关系。一是对内开放与对外开放的关系。从短期和中期来看对内开放与对外开放都有受阻的迹象，但长江经济带对内开放的潜力和动力很大，建议加大长三角、长江中游成渝城市群的协作，加强长江黄金通道的建设。二是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在长三角和长江经济带率先建立合作新机制，这对形成新型城市关系，新型省域关系非常重要。三是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政府则做好优质公共服务的有效提供，完善市场资源配置纠错和优化配置的机制体制，在提升信息化、服务化水平和能级方面实现更大突破。四是生产与生活的关系。生产和生活能不能慢下来，是不是可以慢得下来，让生活更有获得感和幸福感。

四、应对疫情对区域经济冲击的对策建议

浙江省政府咨询委员会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刘亭研究员针对如何应对疫情对区域经济的冲击，提出：第一，全面深化以民营经济为主体的市场化改革，发展数字经济，强调均衡协调的区域政策；第二，抓住新基建机遇、用好新基建手段，适当放宽、松绑、搞活房地产市场；第三，培育和放大数字经济红利，促进数字化转型；第四，切实反对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减少“一刀切”运动式政策。

湖北省政府咨询委员、湖北省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秦尊文研究员谈了应对疫情对区域经济冲击的4点对策。第一，坚决守住“六保”底线。外资外贸属于锦上添花，“六稳”“六保”是保生命线保底线。第二，更加注重城市韧性。城市韧性对于城市供需弹性、经济结构都有重要意义。第三，更加注重乡村振兴。乡镇在疫情期间对解决基本需求供应和容纳流动人口起到重要作用。第四，全国帮扶湖北。现在是湖北最艰难的时刻，应当对湖北进行优先安排和考虑，建议在高校对口帮扶，新基建、铁路建设等方面优先考虑湖北。

中国人民大学应用经济学院孙久文教授就应对疫情对区域经济的冲击提出了5 点政策建议。一是重新审视国土空间规划，将防灾减灾作为国土空间规划的重要组成部分。二是重提“大分散、小集中”的空间布局原则，从全国层面提高城市抗击疫情的能力。三是在提高中心城市和城市群承载力的同时，应适当限制特大城市的规模。以大城市和中等城市为主体，结合小城市的发展，重塑中国都市圈。四是对现存的超大城市和特大城市，建议进行多中心城市改造，提升城市安全性。五是提高地方政府的治理能力，进一步增强地方政府的社会公信力。

北京大学首都发展研究院副院长沈体雁教授提出应对疫情对区域经济冲击的5点对策：一是建立产业链或产业集群安全评估制度；二是打造一系列相对独立、配套完整、固联成网、相互支撑的现代化产业社区，实现产业链的精细化治理；三是基于云计算、大数据等新基建建设，建立健全国家现代化产业链治理体系；四是进一步推动产业链和产业集群的数字化转型，培育产业创新生态系统；五是提出重建武汉计划，把湖北打造成为世界级疫后重建示范区和生物安全示范区；六是探索建立中日韩钢铁等生产要素联盟和市场联盟。

河南省人民政府参事、河南省社会科学院原院长张占仓研究员以“在疫情风雨之后，正确把握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几个要点”为题发表了自己的观点。第一，筑牢基点，保证粮食等农产品供给。疫情的出现提示了粮食供给、基本农产品供给的重要性和保护耕地任务的重要性。第二，聚焦热点，聚焦高质量发展与GDP增长速度的协同。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是持续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必须加大研发投入，并且要保持GDP 增长稳定在合理区间。第三，突出重点，突出制造业与实体经济的发展。在制造业方面要加快转型升级，同时瞄准更多先进制造业产品。第四，破解难点，加强生态保护。进一步推动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绿色生活方式，统筹推进山水农田湖草系统治理。第五，抑制痛点，健全国家公共卫生管理体系。通过完善体制机制，注意公共医疗机构改革的方向，强化其对社会服务的指导，淡化其对市场的指导。第六，强化亮点，加快数字经济发展。科学评估疫情对经济发展的冲击，正确把握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要点，进一步拓展经济发展的优惠政策。

中国区域科学学会会长杨开忠教授指出，疫情将促进经济布局的转型、新型城镇化和数字化转型。第一，疫情将加速中国世界级产业链集群的建设。疫情之后，产业链的集聚导向力会加强，企业在区位调整中将会更加强调接近供应商和客户。全球产业链的部分中断也为中国产业转型升级带来战略性机遇。第二，规划建设城市群、经济圈已经成为国家战略，疫情将加速中国城市群和经济圈的形成。第三，疫情将加速形成中国多中心网络化区域协调发展格局。

五、结语

本次研讨会是“中国区域经济50人论坛”顺应抗疫新形势，首次举行的线上论坛。研讨会时间长达4个小时，专家学者们踊跃发言，建言献策，取得了丰硕成果。会议内容充实、观点新颖、气氛热烈，与会专家就中国和世界经济发展的现状与问题，疫情对中国区域整体、重点地区及区域产业结构、空间布局、生态环境、人民生活等带来的变化和影响等进行了探讨，并提出了应对疫情对区域经济冲击应采取的具体措施。2020年“中国区域经济50人论坛”的举办，激发了来自不同高校、科研院所等机构众多学者的思考，专家学者们分别从不同领域和专业视角出发，分析现状、提出问题，为后疫情时期中国区域经济的发展建言献策，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和现实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