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在全球产业链的重要性明显提升，预计疫情对经济持续性影响比2003年非典时更大。对比2003年非典，中国经济GDP、贸易总额和中间贸易品出口占全球的比重分别由彼时的4.3%、5.5%和5.6%大幅提高至2018年的15.8%、11.8%和13.8%。考虑到这次新冠疫情所造成的破坏力和全球性恐慌蔓延，疫情对全球产业链的影响是动态的:2020年春节后的主要矛盾是线下服务业需求萎缩、国内企业停工对经济形成脉冲式冲击，当疫情全球化蔓延之后，主要担心发达经济体秩序停滞造成我国进出口产业链断裂、全球需求持续低迷等，而从中长期看，官产学界则普遍忧虑全球回归内向化倾向、中美产业链脱钩、经济全球化倒退等。

一、疫情对全球产业链的短期冲击及对我国的影响

疫情对全球供应链的冲击有多大?中国供应链受到的影响又有多深?首先可以从疫情发展的三个阶段来看。

第一阶段:从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将疫情列为国际公共卫生紧急事件(PHEIC)，中国国内企业全面停工停产开始，很多人认为这次疫情是全球供应链“去中国化”的压力测试。2020年1月30日美国商务部部长罗斯在接受福克斯电视台专访时声称，中国的新冠疫情“有助于制造业回流美国”^①。这个阶段一是中国供应链受制于疫情，发生物流受阻和劳动供给短缺，使企业出现停摆现象;二是全球供应链受制于来自中国的中间投入品短缺，如汽车零配件的短缺使一些跨国企业投入品供给紧张。但是这个时期因为跨国企业有一定的库存备货，发达国家总体上并没有很在意疫情国际化的风险。

第二阶段:由于中国疫情阻击战取得了重要的阶段性胜利，中国企业全面复工复产，但同时由于疫情向全球蔓延，美欧日韩一些全球化运作的大企业出现停摆。这阶段中国供应链的问题，从供给端转向供给与需求两端:不仅来自国外的订单需求减少，而且中国企业为复工复产所需要的进口原材料、中间品等也遇到了困难。

第三阶段:就是疫情后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和走向。目前人们担心的是疫情后全球价值链(GVC)是不是会发生大面积的、普遍的脱钩与断裂。不过也有一种乐观的观点认为，现在中国是全球供应链中的安全港湾，全球金融和产业资本将大面积流向中国。

这次疫情对中国所处的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的冲击和影响，可以来自三个方面:一是进口产品受阻影响国内产业链，尤其是美欧日韩疫情将影响中国中间产品进口;二是外部市场萎缩，出口受阻，主要是受疫情影响严重的美欧国家市场;三是全球产业链在疫情中和疫情后的重组变化。具体会有多大的影响，现在还无法准确评估，但是不妨碍我们提早做好应对准备。

影响之一:疫情使我国进口产品受阻，尤其是从欧美日韩进口受阻影响国内产业链的正常循环。中国制造业主要以产品内分工的特征参与全球化，在垂直分工中主要处于加工组装环节，由此中国出口的高技术产品，包含大量关键零部件和中间产品的进口与国际转移价值。中国出口到美国的主要商品与美国出口到中国的主要商品，在品类上是基本重合的。除了美国向中国出口交通运输设备(包括飞机等)外，中美互为出口重要的产业品类包括:海关HS分类为电机、电气、音像设备及其零附件，SITC分类口径为电信及声音的录制或重放装置及设备，NACIS(北美产业分类)为电脑及电子产品，在进出口上的表现是一致的^②。而按照我国海关月度数据统计的分类，同样可以发现机电产品都是中美两国出口到对方国家的第一大贸易品。再如，日韩是电子信息产业下游企业中间品进口的最大来源国。这些中间品通常科技含量高、不可替代性强，中国企业对其进口依赖程度高。当这些国家作为主要供应方因疫情出现产能困扰时，容易导致断供或涨价风险，部分半导体零部件、电子材料、元器件、车辆及零部件等因缺乏足够供给替代，产业链下游受到断供或涨价而受损。

根据我们对江苏主要国际海运企业的调研，虽然海运通道尚属正常，但海外企业生产和服务停摆严重，不少海外港口失序:收货人不提货;海外不发货;港口集装箱积压堆放，有船停靠无处装卸货。加之海外企业一般是低库存乃至零库存管理，现在银行等金融机构服务跟不上，多重因素相叠加对我国产业链的进口造成较大困难。从海运企业近期数据的反馈看，对进口的影响与各国疫情的扩散程度呈反比例，从日韩进口影响相对较小(约10%)、东南亚中等(约30%)，欧美影响最大(约65%)。

影响之二:外部市场可能萎缩，使我出口美欧受阻，影响我国企业嵌入全球价值链的运作，面临供应链“去中国化”的危险。对于非刚需的、需求弹性较大的商品，出口受阻程度与输入国的消费景气度密切挂钩，此类出口链条上的所有行业均会受到比较严重的负面影响，所有企业相当于经历了一次全球产业链“去中国化”的压力测试。在我国向欧美等疫情国出口占比较高的商品中，时装、消费电子、玩具、家电、家具等属于此类非必需消费品，我国玩具、运动用品占国际市场近一半，疫情国家在后续一段时间内需求下降，预计也较难随着疫情的缓和需求有爆发性的修复和回补。

影响之三:随着中国作为全球价值链供给方的产能从“暂停”至“逐步修复”，影响中国经济恢复的因素，已经从供给端转向由于疫情发酵下全球需求端的萎缩，这当中存在着一定的产业反超机会。

(1)欧美国家占据国际市场优势，同时我国也具有一定国际竞争力的部分产业，由于发达国家疫情持续时间较长，这类产业存在一定的追赶机遇。疫情严重的几个发达国家在全球出口份额中占据领先地位的行业包括:医用仪器(美国、日本)、计算机电子光学产品(韩国、日本)，化学材料(韩国、日本)，汽车零部件(德国、日本)等，中国在上述领域的出口占领一定国际市场份额，但名次相对靠后，且以中低端产品为主形成差异化竞争。这些产业的中国企业(如呼吸机生产企业)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抓住复产契机，努力扩大市场份额，为中长期转型升级打下基础。

(2)部分全球需求平稳或进一步上升的行业，中国企业可能受益于率先复工复产带来的供需共振。首先，疫情催生了全球口罩、手套、检测品等医疗防护用品的需求爆发增长，中国生产线的快速复工复产带来产能提升并向全球供应，相关医疗防护用品的出口享受了部分关税优待政策。其次，部分生活必需品包括厨房用品、学习用品、婴童用品、宠物用品等，中国国内产业链能够迅速填补国外厂商停滞留下的市场空间。此外，随着各国经济刺激政策的实施，新能源等产业的需求会延后而非消失，它们对中国产业链的影响也是阶段性的。

本次疫情最大的影响，是可能会打乱中国在过去出口导向战略下建立的长期的GVC生态。这对深度嵌入GVC分工的中国制造来说更需要高度警惕。中国深度嵌入GVC的现状，使中国的疫情对全球经济的影响远超自身的体量。中国是GVC的核心节点，出口产品中的中间品占比较高，根据“世界综合贸易解决方案”(WITS)数据库计算，中国2017年GVC的参与度达到60%以上，全球近200个经济体从中国进口商品，其中中间品在全部进口中的占比平均达到21.7%(中位数)。所以处于全球供应链中的中国零部件供货企业，如普遍出现不能及时生产供货或供货不足的现象，会导致产业链下游企业的供给成本急剧上升。^③如果疫情拖的时间周期比较长，跨国公司就有可能会把订单转向东南亚、中南美地区，或者重新建设供应链，那么中国企业的GVC地位就可能发生动摇。

二、中长期分析:疫情可能动摇现有的产品内分工体系

2020年3月13日特朗普宣布美国国家进入紧急状态，其中一个重要措施是要求所有美国需要的产品都可以在美国国内生产，不用再考虑成本多高的问题，政府会给出合适的补贴方案^④。这意味着美国政府将采取不依赖其他国家来生产的原则，在产业上不依靠任何外国，自己着手建立一个独立的美国。3月29日的讲话进一步强调了重启制造业的重要性，认为美国不应该依赖于其他任何国家。

毕竟，这些都是紧急状态时迫不得已采取的非常规措施。人们更为担心的是在疫情后西方国家会不会从产业安全可控的角度出发，把国家紧急状态下做的事情常态化。这种选择将直接毁坏现有全球价值链(GVC)分工体系的基础。这次疫情的冲击，使更多的西方精英人士看到了支持产品内分工体系的纯经济学思考并不牢靠。

首先，疫情破坏了产品内分工的协调机制。虽然产品内分工可以按照比较优势和规模经济原则在全球范围内优化产品的生产组织和配置，但是一旦突发像新冠肺炎这种大面积的疫情冲击，要GVC的龙头担负起协调不同生产工序和生产区段的任务，其协调机制可能就会崩溃。

其次，疫情破坏了整个供应链中及时交货系统(just－in－timesystem)的存在基础。过去工商界一直把多余的库存和延迟的周转时间作为市场失灵的典型表现。因此，在信息网络技术的支持下，产品内分工体系在全球范围内精心设计和安排了物流体系。但是在这次疫情中，全球各地因封城、封航、封国而导致物流的严重堵塞，一些国家和地区呈现出关键医用物质、粮食等供给短缺，引发了社会恐慌和动荡。疫情后，跨国企业为了避免未来再次遭遇措手不及的窘境和大规模损失，其供应链系统会更加体现自主性和可控性。这样，全球供应链与分销网络的建设，就会始终保持一定的生产剩余和更加靠近国内的生产力配置，更多以短期利润损失换取整个系统韧性。

再次，疫情进一步动摇了一些国家的政府支持经济全球化开放的政策基础和政治基础。疫情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各国对经济全球化的怀疑态度和倾向，封闭取向、种族歧视、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兴起，加上这些年贸易摩擦和冲突不断，逆全球化浪潮选择民族孤立而非全球团结，动摇了经济全球化的政治基础。如疫情中兴起的种族歧视和民族主义的倾向，可以利用底层民众在全球化中的失落感和被剥夺感，趁机转移国内矛盾，共同寻找外部敌人，以掩盖政府应对疫情的不足。这将摧毁经济全球化的互信基础。

以上三点都说明，疫情后产品内分工程度即经济全球化水平倒退，是一种由很多综合因素决定的必然趋势。未来各国可能不会再继续沿用降低交易成本这样一个纯经济概念来支持疫情后的产品内分工，社会成本可能将是产业配置的最终决定标准。这意味着发达国家可能会动用巨大的政府补贴支持制造业回归本国，意味着疫情后由西方发达国家跨国企业主导的经济全球化模式，将加速走向萎缩或蜕化。

据此，疫情后将面临跨国企业全球化战线的战略收缩、政府维护全球化的政策资源减少、国内民众内向化等倾向，意味着过去由西方发达国家跨国企业主导的GVC会在未来若干年中发生明显的规模缩减、范围缩小和形式变化。这种战略重组的具体情况虽然我们现在还无法清晰地描述，但是可以对基本方向进行预测。如疫后关于重要原材、零配件、中间投入品、组装环节尤其是医疗医药等产业的GVC，跨国公司可能会搬迁回本国，以形成政府和社会所要求的自主可控的国内价值链(NVC);再如，一些供应链容易受突发事件影响的GVC布局，可能不会像过去那样集中于某一区域，而极有可能是分散布局在全球各个主要国家，以规避可能的风险。

还有，美国、日本等国家将会抛弃主流经济学把增长与创新分割开来的传统，吸取数次世界金融危机的经验教训，强调了生产制造过程以及把它与创新结合起来的重要性，强调了制造业及其政策在创新和现代经济增长中的地位和作用，纠偏了过去“去工业化”的错误的经济政策，将加速制造业回流本国。

不过，我们也应该清醒地认识到，西方发达国家想立刻建成独立的供应链来替代中国，并不是一件容易做到的事情。中国制造业的比较优势仍长期存在，并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而逐渐加强。根据一些国际性机构的报告和实地调研看，外资并未因为本次疫情而改变对中国的投资策略。其中的原因，从根本上说是由客观经济规律决定的。各国生活水平的不同导致生产成本不同，进而导致产业结构不一样，违反经济原则的产业回流，把一些缺乏比较优势的产业布局在生活成本和营商成本很高的发达经济中，也就必然无法长久。因此可以断言，疫情可能导致一些国家引导产业回归，最后只可能是少数产业链或者部分产业环节的回归，而不可能是全部产业链的整体迁移，因为这不符合经济发展的比较优势和规模经济原则。从这个意义上说，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将中国产业链撇开或替代。同时，经济全球化趋势仍是不可挡、不可逆的，只有在某些方面可能会出现逆全球化的现象。中国接下来要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特别是通过进一步的改革开放降低营商成本，增大对外资的吸引力。

三、政府要帮扶中小微企业复工复产以维护供应链稳定

从稳定经济的角度看，中国政府可以在宏观、产业和微观三大方面采取一些援助政策，前者集中在创造更为宽松的经济环境上，具有普遍性和一般性;后两者则应强调针对个体的具体性和精准性。

在贯彻中央意图上，现在全国各地方政府出台了一系列帮助制造业尤其是中小企业尽快复工复产的优惠政策，如苏州在全国率先出台了帮扶中小企业的政策。这些政策集中在保企业生存、保企业现金流，在银行信贷、最低工资发放、降低社保缴纳标准、房租减免和延期缴纳、相关税费退还和减免等方面。

但政府在援助中小微企业时应该注意:一是要保证这些政策的传导最终要落实到实体经济上，不能阻塞在虚拟经济领域变成资产炒作;二是要意识到政府能力不是无限的，有些中小微企业被各种冲击淘汰也是正常市场行为，不是所有的企业都能救得活;三是反过来看，疫情其实也是中小微企业转型升级的机会，如线上销售、线上教育、游戏娱乐、服务外包、居家办公、视频会议等等，都会得到前所未有的加速发展。

我国中小微企业规模巨大，吸纳就业人数多，虽然灵活多变但抗风浪能力差，是最需要得到政府援助的主体。由于中小微企业所处行业不同，运作的产业链不同，所依赖的市场不同，因此总体上来看，还是需要根据企业嵌入的全球产业链性质、供应链的具体情况分门别类进行精准施策。

对那些深入嵌入特大型企业供应链的中小微企业，由于后者实力雄厚、平时受国家支持力度大，同时受疫情影响程度小，因此复工复产复销顺利的特大型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应该响应政府号召主动当好产业链“链主”，及时给纳入其供应链中小微企业以订单和货款，帮助其共同度过难关。

对那些深度嵌入GVC的出口导向型的中小微企业，现在最大的问题不是工人到不了岗，而是缺少来自国外采购商的订单。根据疫情发展态势，政府可以鼓励和支持这类企业尽快采取产品多元化和市场多元化战略的转型，开拓新的国外市场;鼓励企业发展与国内价值链、产业集群之间的联系，多采用线上营销推广方式，如现在的网红带货销售，就活跃了一大批中小企业。

对嵌入较长产业链的中小微企业，与所嵌入的产业链较短或直接面对消费者的中小微服务企业，援助调整的政策应该是有所区别的，重点应该援助后者。本次疫情表面上对消费者服务业冲击最大，其实最需要关注的是对制造业中的中小微企业的影响。这是因为，制造业的产业链比消费者服务业长，供应链中因某些环节的订单取消、停摆或暂时性断裂，将出现“长鞭效应”现象，从下向上的波动需求会被无限放大，从而冲击整个产业和相关产业。同时，很多消费者服务业的刚需一直存在，疫情只是让线下需求变成了线上需求。这与劳动密集型的中小制造企业和出口企业面对订单消失的困境很不同。

对于众多与深度嵌入产业链、供应链关系不大的企业，救助政策取向应该转向重点为中小微企业创造优良的营商环境，如发展各种为其服务的网络营商平台等。此次新冠疫情客观上可能催生我国企业信息化和互联网化的新一轮发展，5G技术推广应用加强了这种可能性。对此建议:(1)将政府对5G的相关投资在本年度再度加快和提前，既可以对冲经济下行压力，同时为广大企业信息化创造基础设施条件。(2)提倡互联网巨头运用云计算等信息技术，为中小企业免费或低价提供在线办公、在线学习等工具，提高中小企业在疫情阶段灵活工作的效率，同时进一步提升中国经济体系的信息化水平。

四、我国应对全球产业链冲击与重组的对策建议

我国维护产业链安全既要未雨绸缪，又要立足长远。短期来看，要努力恢复我国产业链中断的部分，加快恢复经济次序;中长期来看，要致力于形成以我为主的全球价值链和国内价值链。

1．当前政策建议

(1)以共同抗疫为纽带，营造友好的国际关系，团结世界各国支持全球化的力量。政企商学以及媒体各方均应在共渡疫艰的问题上达成共识，应抓住疫情之危，彰显负责任大国担当，为他国防疫做出我们别人不可替代的贡献，赢得世界的认同与尊重。企业除了讲利益，更讲信用与公义，在海外合作伙伴经营受阻的情况下，打好与合作伙伴“疫情关爱”牌。当前产业链形成“断链”尚属物理层面，要尽我们之力防止演化为对全球化的悲观和“脱钩”。

(2)顺势加快旨在降低贸易壁垒、促进贸易自由化的谈判。疫情导致全球经济增速下降已经不可避免，要探索在新形势下中美贸易谈判达成一定程度共识的可能性。加快推进中日韩自由贸易区落地，在自贸区中先行推动对日韩的自由港区建设，推动中日韩国际开放园区“特殊经济功能区”试验区建设，建立中日韩产业链的合作标杆。

(3)在我国疫情持续企稳的条件下，加大对我国主要贸易伙伴的物资供应、医疗帮助以及其他方面的合作。进一步把关我国输出医疗产品的质量和价格，提升我国产业形象。在疫情全球化的情况下，只有疫情早日结束，实现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全球供应链体系才能衔接通畅。

(4)建立中日韩三国之间的贸易协调联络机制。建议成立专门组织部门负责协调中日韩三国企业在航运、商品通关、人员跨境往来等方面遇到的各种困难，打通特殊时期贸易流通的梗阻。创新中日韩三国之间的贸易往来渠道，在商务沟通、物流、通关、国际结算以及售后等方面，更多利用互联网线上平台进行非接触式交易，最大限度降低疫情对中日韩之间跨国供应链的影响。

(5)加强海内外电商合作。帮助中外双方企业积极向线上商务沟通形式的转型，积极发挥线上广交会、阿里巴巴e－WTP等在线交易平台的作用，提升中外双方企业线上交易能力。要充分利用我国产业链控制力强的企业的海外物流组织能力，尽快与亚太国家之间建立起更紧密的生产网络联系，尤其要鼓励中国网络经济的领军企业加快进军亚太市场，形成以网络经济为纽带的线上经济联系，深度挖掘国际、国内跨境交易大平台的“链主”作用。

(6)抱团建立重要采购平台。以产业链为核心，以龙头贸易公司和其他产业链上的龙头企业为抓手，形成一个大型采购平台，平台的组成机构可以包括各级商务委、海关、驻外使领馆，抱团取暖，共同交流信息，加强在这一领域的国际话语权，努力保障重要产品的进口安全。

2．中期政策建议

(1)顺势进行全产业链招商引资。对于进口受阻的环节，可以考虑适时把国外因疫情停产的企业引入国内生产，生产国内急需的中间品，并对相关管理技术人员提供签证和生活便利，实现产业链内移，扩大贸易合作伙伴朋友圈，提高我产业链安全度。

(2)在新的形势下实施新一轮“走出去”。某种意义上，部分国外企业面临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相似的困境，建议鼓励资本走出去，对陷入困境的产业链关键性企业，特别是产业链中上游原材料、关键零部件企业追加投资，以资本为纽带强化和巩固产业链上下游关系。

(3)加快国内价值链和“一带一路”价值链构建。加快构建统一市场，消除地方保护主义和地区贸易壁垒，优化营商环境，进一步发挥东部发达地区对其他地区的发展引领作用。将国内提出的“新基建”建设扩展到“一带一路”及全球进行疫后重建，在此新作为上做优我国主导的全球化供应链地位，促进更深入的全球化发展。

(4)加强对产业链核心环节的研发突破。我国的供应链地位能否被取代，最终还是取决于我国的产业配套体系是否完善，供应效率是否领先，产品质量是否可靠。在此意义上，稳定和巩固我国供应链地位的关键在于提升我国企业的劳动生产率，把关键环节掌握在自己手里，实现自主可控的产业发展格局。

(5)加快全球产业链集群在我国的建设。在区域经济发展方面，推进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冀、成渝等一体化协同发展，是中国应对可能的逆全球化趋势的重要的战略思考和重点手段。这种区域一体化发展，将通过消除“碎片经济”特征，逐步构建出中国的统一超大规模市场，更好地把出口导向型全球化战略转型为基于庞大内需的经济全球化战略，用我们自己的市场吸收全球先进生产要素，发展创新经济。长三角一体化的“施工图”在中长期政策方面，有利于加快构建基于全球产业链集群的国内价值链和沿“一带一路”的以我为主的全球价值链。要加快统一市场建设，消除地方保护主义和地区贸易壁垒，以“新基建”推动高科技产业所需要的的营商环境，进一步发挥东部发达地区对其它地区的发展引领作用。要进一步加强长三角地区与东北经济圈、中西部地区的国内价值链的建设，鼓励形成更多的国内经济循环和联系，适度替代全球价值链弱化的负面效应，发挥国内经济的韧性和超大规模市场的调节作用。

加快全球产业链集群在长三角等地区的建设尤为重要。疫情后，从西方国家对全球化的态度以及跨国公司的反思可以推演出，全球产业链将在纵向分工上趋于缩短，在横向分工上趋于区域化集聚，这是一个必然的趋势。因为只有这样，才能降低全球供应链因产业链过长、区位分布太散而导致的产业发展不确定性，抵御未来各种外生的突发风险。这一趋势与我国沿海地区地方化的产业集群加入全球价值链的倾向高度一致。在本次疫情中，我国企业的复工复产受影响最小、最有竞争力的也是这些全球产业链集群。为此，要在全国最有条件的长三角地区加快先进制造业世界级集群建设步伐，增强其国际竞争力。

注:

①“疫情照出美国部分政客的不德‘丑态’”，人民网http://world．people．com．cn/n1/2020/0203/c1002－31569194．html。

②比如我们根据“UNComtrade数据库”的HS分类计算，2018年中国对美出口最大的类别为“电机、电气、音像设备及其零附件”，占中国对美出口总金额的27.40%，这一门类处于美国对华出口中处于第二位，占美国对华出口总金额的10.65%。

③宁静:《新冠病毒疫情全球蔓延，制造业正面临新挑战》，澎湃新闻，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6500725。

④《特朗普宣布美国进入紧急状态》，人民网，http://world．people．com．cn/n1/2020/0314/c1002－31631634．html。

参考文献:

〔1〕戴康、郑恺、韦冀星:《全球疫情如何影响中国产业链?》，广发证券研究报告，2020年3月11日。

〔2〕刘志彪:《长三角区域市场一体化与治理机制创新》，《学术月刊》2019年第10期。

〔3〕刘志彪:《疫情对产业影响的特点、风险及政策建议》，光明网理论频道，2020年2月25日。

〔4〕刘志彪、陈柳:《协调好疫情防控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群众》2020年第3期。

〔5〕吴福象、段巍:《国际产能合作与重塑中国经济地理》，《中国社会科学》2017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