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想都没法想象，10年前我接受社工培训时，老师能教的只有手里两本书：《社会工作概论》和《社会工作实务》。” 

坐在宝山杨行一间简单的办公室里，青籽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创始人、职业社工王鼎，回忆起与“社工”的最初接触。当年的社工培训没有本土案例、没有实习，“只是念稿子。” 

2003年，上海市成立社区青少年事务办公室；次年2月，由其发起组建的阳光社区青少年事务中心成立，成为沪上首家针对“社区青少年”事务的民非组织。就在那年，王鼎加入阳光中心，成了沪上第一代“青少年事务社工”。 

10年来，这个民非组织建立了一支由500人组成的青少年事务社工队伍，分布于全市各个区县社工站、214个街镇社工点。他们共计服务社区青少年234792人，累计开展个案24563个，开展小组工作3979个。 

而在业已离开阳光中心“单飞”的王鼎看来，这10年留给这座城市的不只是数字。更值得珍视的在于，用10年时间，人们对“青少年事务社工”这一概念，有了一次全面的启蒙。 

开始明白“社工”的意思了

2003年，23岁的王鼎第一次见到招聘“社工”的广告。 

恰巧满足招聘条件的他，“很自然地报了名”。“我只是需要一份工作。”当时的王鼎并不了解“社工”究竟要做什么，“只知道舆论在一点点造势，说发展不错。”等真正成为阳光中心的专职社工，王鼎才发现，前景并不那么“美丽”，社工收入甚至堪称清贫。 

按当时的界定，上海本市户籍、16—25岁、“失业、失学、失管”的“三失”青少年，被称作“社区青少年”。这是青少年事务社工主要的服务对象。 

王鼎的经历，与他们颇为相似：高二即辍学，没有工作，“游荡”在外。以至于同时进入阳光中心的社工一次聊起“服务对象”时，指指王鼎笑道：“不就是你？” 

“社区青少年”成了“青少年社工”，别人眼中的“戏剧性”，被王鼎当成了自己的优势。他深知这群“对象”的特点，“很多人给他们贴标签，但社工不行。他们或许只是处在人生必定经过的那个阶段而已，就像当年的我一样。” 

担当社工的经历，一次次印证了他的这一判断。王鼎意识到，“自己和不少社工一样，开始明白‘社工’的意思了。” 

从“激情做事”到“专业化”

在王鼎的记忆里，“强调理想和激情”，几乎是第一代社工当初共同的特点。作为新生事物，社工一度被寄予“解决政府、社会难以解决的问题”的期望。这让一开始的不少社工有些幻想，“好像只有我们能把‘问题’青少年‘转化’过来，自己好像救世主。” 

若干年后，已是“老社工”的王鼎成了培训师，开始反思当年的状态。他常常告诫年轻的新人“千万别把自己当成救世主”。“不要老认为他们‘有问题’，否则恰恰是你自己有问题。” 

他的判断来自于自己数年的实践。一次，王鼎把两个过去常在中小学门前抢劫财物的“恶少”带到电视台录节目，让他们“教在校生学自护”。两个大孩子被请到嘉宾席上，他们诚恳地告诉电视机前的小孩子，“不要慌张，因为抢钱的人心里比你们更害怕。”他发现，所谓的“问题青少年”，其实也能真情流露。回来就有相熟的“社区青少年”告诉他：“我也想上节目。” 

用社工的专业术语解释，这叫“优势视角”——去关注服务对象身上存在的各种优势，而不只关注其“病理”。在王鼎看来，10年亲历的最大变化，正是这样的专业思维逐渐为社工群体所熟知；而最初“激情做事”的青少年事务社工，亦逐渐把“专业化”当做更高价值。 

更细的分工，更强的民间性 

当不少人感兴趣于社工与服务对象之间种种“感人故事”的时候，王鼎却一再坚持：专业化和职业化，才是青少年事务社工10年历程积累的最大财富。 

“专业包括耐心、包容、优势视角。更重要的是，专业化意味着分工。”王鼎说，与习惯在安静环境下打开服务对象心扉的人相比，自己更适合面对那些活跃的、带有边缘性质的青少年，“我不会去感化，但可以跟他们对话，甚至交锋。” 

成立将满10年的阳光中心，亦在发生变化。一方面，其所覆盖的服务群体已经拓宽，不再局限于户籍青少年；另一方面，始终保有的500名左右社工，也在不断更替——每年都有人离开，也有新人补入。 

2011年，王鼎离开供职8年的阳光中心，自己成立公益组织。在那前后，不少阳光中心的“元老”都选择单飞，不少人转而独立承接更具体的青少年事务公益项目——“项目化”，成为在青少年社工群体中扎根的新概念。 

“阳光中心具有行政优势，手里的资源也相对比较多。但未来的趋势，一定是更细化的分工，更强的民间性。”王鼎发现，前几年在各个区县，定点设立的社工站及其中的“阳光社工”，几乎是社区青少年事务的唯一承接者。但如今，一些地方已逐渐开放，乃至主动寻找民间社工组织承接项目。“这会是好事，”王鼎说，“那意味着，这个社会真正成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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