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母亲的“藏宝箱”里有一份五十多年前的判决书，那是四张泛黄破损的信笺，纸龄已有50岁了，字是一笔一划刻印出来的，工整、庄严。信纸老得都没有了纸感，摸上去迟钝僵硬。每当母亲的眼帘跃入第一行字句时，她便久久不能言语……

1962年6月13日深夜9点。55岁的外公再三检查了供销社的店门后，从里面把门反锁好。为了省电，他把灯关了，点上昏黄的菜油灯。外公算不上知识分子，但是写得一手好字，加上三代贫农，所以就被政府吸收为供销社营业员。这晚，他与往常一样，准备在入睡前把货物盘点一下，把账目核对一遍。昏暗的油灯下，外公一手拨弄着算盘珠，一手翻看着账簿，布鞋13双、毛巾3条、面粉60斤……窗外树影婆娑，虽已初夏，但青藏高原古城贵德县，依旧冷风飕飕，卷起风沙，尤其到了深夜，气温更是急剧下降，犹如三月寒春。路上没一个人，那个年代的这个时候，人们早就上炕入睡了。然而，此时却有12个黑影正在密谋一起惊天大案。其中，领头的名叫郑天明，曾是一名村干部，因机构精简被下放回家，对共产党、对政府极为不满。他在三月时就大肆向同乡李成、张行等进行煽动蛊惑，说什么“蒋介石要反攻大陆，上海、新疆都被占领了，共产党收拾不住了，大家要及早准备，不然到时候就干不了了”。之后，他又与李、张二人到处拉人入伙。此时的瓦家农场，正逢调配机耕，阶级斗争形势很严峻，有几个人也正在伺机“干事”。这伙人互相试探，很快臭气相投，被郑天明拉拢入伙。5月8日，他们到县武装部偷了两辆架子车和两根木头。12日又到商业局后院偷了三根椿树木头，以备所谓将来之用。光有架子车、木头不行，还得有畜力，他们准备去偷毛驴或是骡子，但是尝试了两次都没成功。郑天明说：“牲畜不好偷，目标太大，容易被发现，我们去偷供销社，既不容易被发现，而且东西又多又值钱。”这一提议马上得到同伙的赞成。为了确保成功，他们先以生产大队仓库为目标进行所谓的演练，结果这一次偷了面粉70斤、黄豆240斤、曲拉180斤、酥油6斤、麻袋5条。演练战果令他们更加坚定了偷盗供销社的计划。他们多次踩点，掌握供销社的营业规律，并死死盯住了店里那位敦厚老实、个儿不高，戴副眼镜、话不多，很认真，经常是店里最后一个入睡的老店员——我的外公。该怎么对付这个老头儿？郑天明想了无数次，并和同伙商量了行动的细节，麻袋、棍子等凶器一一备好。他们已经决定了，这个倔强的老头如果反抗就要了他的命，他们也知道，这个老头一定会反抗。

外公并不知道包括他在内的供销社在几个月前就成了一伙匪徒的目标。这一晚之前，也就是1962年6月13日，外公还回过一次家，给独自在家照顾孙儿的外婆带了一点干炒大豆，这是她喜欢吃的小零食。外公对外婆说：“我攒了一个多月的小票，给你换了一点大豆。你吃吧，别给孩子们吃，他们将来有的吃。”外婆给外公抓了一把豆塞进口袋里：“你也吃一点。每天一干就是十多个小时，要有些力气。要是坏人来了，你力气都没有。”外公说：“我没有力气和他们打，咬也要咬他们几口。你放心，供销社的东西都是政府的，保卫供销社就是保卫政府，我知道的。”这是外公和外婆的最后一次对话。

夜已经深了，墙上的挂钟指在9点46分。院外的黑影埋伏在不同的角落，他们正在挖墙角，准备挖墙入室。墙又厚又硬，没有成功。破窗而入？店里的油灯依旧亮着，那个老店员还在拨弄算盘珠子，这伙人又气又无奈，决定先闯入营业员党某夫妇的房内，先干上一票，如果这动静还没吓破老店员的胆儿，他们就来硬的了。

没想到，党某夫妇为了保命，束手就擒，而且未发出任何警示的声响，使得在外间工作的外公一点准备也没有。当这12个黑影冲入外间时，手无寸铁的外公只能赤手空拳地与他们搏斗。很快，他的嘴里被塞进毛巾，手、脚被死死困住，接着又被塞进麻袋，上面压上了十几条毛毡被褥……

外公是勇敢而又机智的，在他与12个匪徒誓死抗争的瞬间他撕下了其中一个瘦高个的裤边一角，成为案件破获，所有被抢物资被追回的重要线索。外公以生命的代价坚守住了他的信念：保卫供销社就是保卫政府。1962年7月27日，贵德县人民法院判处12名抢劫杀人犯死刑至5年有期徒刑不等。而1962年6月13日这个深夜，我的外公也就永远地离开了他的家人。多年以后，贵德县人民法院根据法律实效规定，寄来这份判决书原件给家属以做纪念。我那未曾谋面的外公成为了我的母亲永远的记忆，也成了我脑海中一个可歌可泣的传说。（作者：庙行镇 林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