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在我刚担任基层党务工作时，妈妈特意为我写了幅字“大雪压清松 奋发成英雄”。并有意把“青”写成“清”，告戒我要清正廉洁。然而妈妈的言行就如“清松”，她为我树立了榜样。

陈亮是我的妈妈，她是位新四军女战士、共产党员、离休老干部。青年时期的妈妈是位大户人家的二小姐，为了共产主义信仰和抗日救国的激情，二十刚出头时就离家跟随表叔参加了新四军，曾任苏中地区的新四军小学校长。一九四五年二月二十二日，日寇投降前夕，我新四军苏中一团，激战十二小时，全歼守敌七千余人，拔除了敌伪的中心据点，解放了沙沟城。接着三月九日成立了苏中解放区的第一个市政府——沙沟市，直属苏中党委和行署领导，市领导班子成员是从各地区各单位调来的。我的父亲——周奋同志被调任沙沟市市长兼市委书记。那时，妈妈也由苏中公学调来任沙沟银行金库会计。在这种情况下，妈妈与父亲相识、相恋了。一九四五年秋，因形势紧张金库撤回专署，妈妈被调专署留守处任会计，后来又调到边区政府工作，驻地在淮阴城。一九四六年初，因工作需要，妈妈又调回沙沟市委工作。不久，借助一次聚餐，他俩举行了结婚仪式，除了个人随身行李外，没有一件结婚用品。

当时部队有一个规定，要达到一定职位的青年同志才可结婚。结婚后，父亲为了照顾单位里其他未婚同志的影响，与妈妈商量后基本上仍分开居住。父亲住在沙沟市西头的市政府，妈妈住在沙沟市东头的市委。只有在休息日，他们才在一起。妈妈毫无怨言，坚决支持父亲的建议，树立良好的领导形象，不搞特殊化。

父亲对自己要求很严，对妈妈要求也严。妈妈怀孕期间，挺着大肚子要去地委开会。那天下着大雨，河堤湿滑，要步行十几里河堤路才能乘上车。有关领导得悉后，要派父亲的警卫员送妈妈一程。父亲知道后立即说：“不行，不能因为是我的爱人就特殊化”。妈妈听后二话没说，立即背起背包冒雨独自行走。事后，父亲感到很高兴，妈妈在回忆录中写道：“周奋这样做既教育了我，又锻炼了我。从内心讲，反而加深了我俩的感情。”在可能的条件下，父亲对妈妈照顾得特别周到。他知道妈妈喜欢吃南瓜，下乡检查工作时，经常买些南瓜托人带给妈妈。到专署开会时，又常买“萨其马”亲自骑车几十里路程送回来给妈妈。有一段时间妈妈怀孕有反应，父亲很关心。会议中途休息，父亲就迫不及待地走出来看妈妈，问长问短，听说妈妈身体已经好了，父亲真是说不出的开心。妈妈请父亲吃从淮阴带回的水蜜桃，父亲高兴地连吃了好几只。父母这段革命的爱情是那么的深，那么的感人。

一九四七年四月十六日，正值父亲和妈妈结婚一周年之际，父亲派通讯员给妈妈送来一封信，信中说：“去年这个时候，我们是多么愉快！但今年更有意义。我们虽分两处，战争环境却给人锻炼的机会，你说对吗？”谁知，一周后，通讯员又来了递给妈妈一封信后就象木头似地站着不动了。妈妈接过信一看，是县委书记李健同志代表组织写给她的。信中写道：周奋同志不幸被捕。看毕，妈妈好似被雷击一样，昏昏沉沉，怀抱中的孩子也掉到地上了。不久，组织上让妈妈带着孩子乘船回到县委。县委书记李健、宣传部长郑光耀、组织部长袁舜生等几位领导同志都在河边迎接妈妈。妈妈见到他们又禁不住痛哭起来。李健同志考虑到妈妈的情绪，尽量不使妈妈悲伤，特地叫他爱人苏华同志照顾妈妈。又叫炊事员为妈妈烧了好多只荷包蛋。可是妈妈怎么也吃不下去，只想他们尽快告诉她，关于周奋的近况。待妈妈住定后，李健同志才告诉妈妈：“周奋同志为了保护自己战士的安全撤退，于四月二十二日不幸被捕，二十三日在对敌刑场斗争中就被敌人杀害了”。

妈妈是位很要强的人，父亲牺牲后，妈妈强忍悲痛，主动向组织提出要到最危险的敌占区去工作。同年5月1日，在上级党委在油坊头为父亲召开的“周奋烈士追悼大会”上，我的妈妈陈亮作出决定：“捐出所有抚恤金的钱，买枪支弹药，为死难烈士们报仇。”接着妈妈又向组织建议把刚出生才三个月的我，由“周猛毅”改名为“周继奋”，希望我继承父业，为革命奋斗终生。党组织当即批准了陈亮的建议，在大会上正式命名我为“周继奋”。这场面至今还深深留在父母老战友的回忆中。

父亲牺牲后，我就一直跟随在妈妈身边。组织上还从医院调来一位叫倪金娣的姑娘为我护理。在那残酷的战斗岁月，妈妈舍不得把我寄养在老百姓家，一直背着我经历了枪林弹雨的烽火战场。一次妈妈正在给战士们上党课，突遭国民党反动军偷袭。当时，我正躺在小屋睡觉，匪军离小屋仅五十米，突围中，我被妈妈和妈妈的通讯员抢救了出来。从这以后，组织上不放心，多次劝说后，妈妈最终同意调到大部队工作。在部队，妈妈任教导员，每次吃饭前妈妈都要指挥大家唱歌。这时，我都会从营房的某个角落跑出来，爬上桌子也当起小指挥。

我们随部队北上南下，解放大上海。安家上海后，妈妈依然严以律己，严格要求我。妈妈是个很低调的老干部。她从不给我们讲她的战斗经历，从不炫耀自己，妈妈的好多故事，我都是从父母的老战友那儿得知的。妈妈也从不许我借助他们的光环为我的成长开后门、托关系。回想起当我复员进厂工作后，妈妈要我扎扎实实地向工人老师傅们学习，坚持让我从最基层的大三班工人做起，并教导我做一名革命烈士的好后代。文革期间，妈妈的老战友、原上海市委组织部部长杨士法被下放调任我厂党委书记，知道我是烈士的后代，私下在给妈妈联系中商量是否调动一下我的岗位，妈妈则好言相拒，说：“他是烈士的后代，是干部子弟。学过农，当过兵，没好好当过工人，让他从最基层的工人做起，好好锻炼。”事后妈妈还给我部门的党支部书记去电，坚持让我从大三班最基层的工人做起，与普通群众打成一片。同时妈妈还叮嘱我，不允许找在冶金系统担任大领导的父母老战友，添麻烦，找关系，走捷径。就是这样，我从大三班的工人做起，依靠自己的能力和技术，从工人、班组长、机组长、直至技术管理人员、党务工作者；从普通技术工人成长为文革后期恢复工人技术等级时上海第一批八级电工、技师，直至高级技术人员。后来，杨老在给妈妈的来信中写到，“继奋这个名字很好，它将不断地鼓舞着革命后代，继承烈士的遗志，继续发扬革命传统，继续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继续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

妈妈就是这样一位坚强的新四军女兵，她自强自立、严以律己，她清正廉洁、平凡而又伟大，她是一棵永远挺拔的“清松”。（作者：吴淞街道 周继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