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沉“民生”号军舰

上海沦陷后，日军占领了江南造船所，利用江南造船所为侵华日军修理和重建了大量舰船。为了不让日本人把江南造船所变成日军侵略中国的直接工具，国民政府海军中的一部分爱国将士和江南造船所的工人一起，搜集日本在江南造船所修造船的情报，并伺机破坏日本船只。 

1939年，日军把中国海军武汉保卫战后自毁的“永绩”号和“民生”号两艘军舰打捞出水，拖到江南造船所修理。造机部工人孙增善向国民党海军设在租界的地下机构—海军部驻沪办事处刘武报告了这一信息。刘武抗战前任江南造船所监修课课长。他对孙增善说：这两舰修好后是用来屠杀中国同胞的，最好设法把它们沉掉。9月中旬，“民生”号修复在即。孙增善在工友张根宝的配合下，趁日本人放假休息，于9月21日夜里悄悄潜入 “民生”号军舰将其凿沉。 

一艘排水量500吨的军舰在日军的守护下突然沉入黄浦江底，在上海成为引起轰动一时的事件，日本人在所里查了三四天，毫无结果。当时的上海《申报》有较详尽的报道：“21日夜，江南造船所突发生凿沉轮船奇案，日方极为重视，大批工人被拘询。缘日方在某处捞起巨轮一艘，拖进江南厂修理，为时四月，已完全完工，二十一日停泊江心，正待升火，船底空几处冒水，无法堵塞，船身旋即下沉。”同日的《新闻报》对此事也有报道，并说：“此奇案‘疑系华方爱国分子所为’。” 

南京路上热血殉国

“孤岛”时期的上海，曾有两位热血青年，以壮烈之举向侵略者抗争--他们是两位普通的上海市民，甚至有一位连姓名都无从知晓。他们的生命之钟在1937年12月3日停摆，他们最后的脚步定格在南京路上。 

1937年12月3日上午，5000名日军携带野炮、机枪，整队通过公共租界。当日军行进到大世界时，此时正在大厦上修理霓虹灯的工人杨剑萍高呼着“中国万岁”，纵身从楼上跳下，以身殉国，表明上海人民誓死不屈的心声。 

诗人赵丽宏在抒情长诗《沧桑之城》中，记述了这惊心动魄的一幕： 

“一个勇士/站在你的屋顶上/大声呐喊/‘中国万岁’ 

一个殉国者/在上海的天空中/勇敢飞翔/‘中国万岁’ 

他把自己的身体/写成一个惊叹号 

飞翔在上海/阴暗的天廓。” 

之后，日本侵略军队伍又经南京路向广西路进发。当日军到达广西路口时，有一爱国青年突然出现，向日军队伍投掷手榴弹，当场炸死炸伤日军士兵3人，然而他本人也被巡捕开枪击中，壮烈牺牲。 现在能找到这位无名英雄的唯一的一张照片是日本大阪每日新闻社写真部的记者在现场拍摄的，因为被日本军方定为“不许可写真”，照片一直未能公开，许多年以后才发表，在这张照片上，我们能清楚地看到这位无名英雄的遗容。 

爱国司机胡阿毛

胡阿毛为上海市的汽车司机，在上海南市救火会任职。1932年2月26日午后，胡阿毛驾车在虹口百老汇路被日军捆住，搜出驾驶执照后，拖到汇山码头司令部拘禁。翌晨，日军以重金利诱他帮日军运送军火，迫令他驶往公大纱厂，胡阿毛对日寇怀有民族的深仇大恨，决心以死相拼，便假装答应，在日军监押下佯为允许。胡阿毛开着载满军火和4名日本押运兵的大汽车，途经黄埔江边时，胡阿毛开足马力沿江边马路飞驰，突然他方向盘一转，汽车直向黄浦江开去，冲入江内，顷刻之间，胡阿毛与军火和押车的日兵一起同归于尽。 

胡阿毛只是一个普通卡车司机，但在“国破山河在”的年代，却显露出了英雄本色。民国年间著名的“暗杀大王”，曾以“斧头党”、“铁血锄奸团”首领王亚樵在胡阿毛的公祭大会上，心情激昂地朗读了他的祭文，其中有“阿毛阿毛，泉台相望，铁臂锄奸，赤胆心肠。飞车黄埔，杀倭亡己，春秋义名，忠国何伤”的句子，对胡阿毛爱国精神给予高度赞扬。张恨水先生在书中赞颂胡阿毛的英勇行为：“诚不愧为中华儿女”！ 

出租汽车司机大出丧

1939年3月，接连发生三起出租汽车司机在虹口日军占领区被杀害的事件，引起了上海出租汽车行业的极大愤怒。为反对日本特务雇佣出租汽车秘密绑架抗日爱国者和杀害司机灭口的暴行，中共江苏省委利用社会习俗，发动全市出租汽车行业为被害的司机举行大出丧。 

3月20日，上海的美商云飞，英商泰来，华商祥生、银色四大出租汽车公司的143辆汽车和1400多名出租车司机冒着寒风雨雪组成送葬队伍，他们高悬“遗恨必雪”、“民族共愤”等白布横幅，手执“我们要报仇”等小旗，在诸林根的黑色道奇灵车的先导下，沿胶州路、新闸路、极司菲尔路（今万航渡路）、静安寺路缓缓前行，为在当月接连遭受日本人残害的出租汽车公司司机戎定善、诸林根致哀。沿途17个出租公司还在送葬队伍所经之地开设路祭，献上花圈挽联。 

大出丧显示了上海工人阶级同仇敌忾，不畏强暴的顽强斗争精神，成为一次控诉日本帝国主义暴行的示威游行。 

义勇军海塘退敌

1932年1月28日，日寇悍然进攻上海闸北，守卫的19路军奋起抵抗，上海民众也纷纷组织起来支援。上海市民义勇军在上海民众救亡高潮之中诞生，王屏南任上海市民义勇军第一大队大队长。 

当年2月27日，上海市民义勇军开赴宝山前沿阵地。因19路军吴淞防务吃紧，需要调驻防宝山部队增援吴淞，就把防守宝山县城的任务交给市民义勇军，仅留步兵半个排，18名士兵，守卫东门外海滩。此时，宝山阵地只有市民义勇军214人，步枪64支、子弹12000发、手榴弹400颗、地雷9颗，其余都只是一些大刀和梭镖。2月29日傍晚，日舰向宝山开炮，全城到处是残垣断壁，硝烟弥漫。面对强大的敌人，义勇军早已把个人生死置之度外，与敌奋战。3月1日，决战的时刻终于到来，敌舰7艘，飞机20余架，小火轮、木船百余艘，于下午4时发动大规模登陆战。义勇军战士们沉着应战，当敌人进入有效射程内，我军排枪齐发，敌人纷纷落水，敌船东倒西歪，阵势大乱，激战一个多小时，敌人始终不能前进一步。 

4月，上海市民义勇军改编为19路军随营学生义勇军，王屏南任其第二大队中校大队长，继续抗战。 

公共体育场上的抗日歌声

1936年6月7日上午，在南市区公共体育场组织开展群众抗日救亡歌咏大会，民众歌咏会来自机关、银行、商店的职工和工厂的工人、里弄的群众近5000人参加。当时国民党当局设法阻挠，他们在体育场组织了一场足球比赛，群众到达时球赛正在进行，歌咏会群众装着看球，时间一到，就一起涌进足球场地齐声高唱《大路歌》、《开路先锋》等抗日救亡歌曲。 

这时，会场来了很多持枪警察与群众对峙，刘良模站在一只高凳上进行演说，并指挥全场5000余人高唱《打回老家》、《义勇军进行曲》等救亡歌曲，群众们一面在唱，一面同警察说：“你们家乡现在处在日本的威胁之中，我们唱歌‘打回老家去’正应该是你们心里想的事情，为什么你们还要不让我们唱呢？”一些东北籍的警察就掉眼泪说：“我们也是没有办法，长官逼着我们来的”。 歌声震撼了在场每个同胞的心灵，直至全场高唱《义勇军进行曲》时，警察已与群众一起唱成一片。散会后，大家排成整齐的队伍，一边走一边唱，继续把抗日救亡的歌声传到大街小巷。中外记者报道了这次规模空前的歌咏大会，促进了全国救亡歌咏运动的发展。 

三林塘乡亲舍命营救美军飞行员

1945年1月21日，一批美军飞机从江西美国空军基地起飞，侦察龙华机场日军目标。美军飞机受到日军飞机的拦截和地面火力的攻击，托勒特驾驶的飞机被炮火击中，坠落在三林塘临浦村大绞圈宅。 时年23岁村民薛雨亭马上赶到飞机坠落地，当薛雨亭找到飞行员时，日本鬼子也来了，薛雨亭拉上托勒特一气逃出二里地外，将他藏进一个瓜地的窝棚里，然后托人去三林镇告诉米行老板吴进根。吴是新四军淞沪支队常备队成员，他连夜将飞行员转移到小于村他岳母家，同时将这个情况迅速报告驻扎在南汇的新四军淞沪支队。次日晚上，淞沪支队派出短枪队到小于村接走了飞行员。 

托勒特平安脱险，大绞圈宅大难临头。托勒特跳伞的当晚，龙华机场的日军便衣人员就来到大绞圈宅一带寻人。第三天，大批日伪军包围了村庄，机枪架在村头，村里的男女老少全部被赶到一处，分男、女、幼站立。对小孩，日本鬼子用糖果引诱，对大人则用人人过关的方式拷打逼问。一个来村里迎亲的新郎徐贵祥被日本鬼子打得瘫倒在地，结果只能用迎新娘的花轿抬回家去。村民薛新泉、薛丫头、薛云泉、薛关根被倒吊树上反复拷问。尽管如此，日本鬼子还是一无所得。 后来几天中，几个会讲些浦东话的日本便衣身穿乡下老布衣服在附近茶馆走动，继续打听美国飞行员的下落。 

1月27日一清早，大批日军乘汽艇再次来到三林塘，他们包围村庄，抓了薛和尚、薛镜如叔侄，在日军宪兵队（今陆家嘴开发开放陈列室）用酷刑拷问飞行员下落，薛和尚守口如瓶，被活活打死，13岁的薛镜如被释，日军仍无所获。 

众店员舍生取义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爱国人士无不义愤填膺。位于上海四川北路日军势力范围内的五洲药房第二支店的职工，抗日救亡热情十分高昂。他们向顾客们广泛宣传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我国东北的罪行，宣传提倡国货，抵制日货的意义。部分职工还积极参加义勇军，接受军事训练。 

1932年1月28日，淞沪战起，19路军奋起抗敌。当天傍晚满载日军伤兵的军车驶经五洲药房第二支店（北四川路老靶子路，今武进路口）附近时，突遭隐蔽在暗处的爱国志士的一排枪弹袭击。次日上午，一伙日军和便衣特务闯入店内搜查，在三楼发现义勇军制服数套和一些抗日宣传传单，当即将留守的11名店员押上卡车带走。 

总经理项松茂闻讯后，义愤填膺，决定亲往营救，同事们劝阻，他说：“11位同事危在旦夕，我不去营救，如何对全公司负责？贪生怕死还算什么总经理?”说罢登车前往敌司令部交涉，后遭日军劫持，被押到江湾日军军营。项松茂面对日寇，怒斥日本侵略罪行，次日清晨，项松茂被押解江湾日本小学的日军军营，惨遭杀害，并被销尸灭迹，遇害时年仅52岁。11位职工亦同时被害，被杀的店员中年龄最小的只有16岁。这一天是民国21年1月31日，五洲厂、店全体员工为了纪念这个殉难日，在店徽、厂徽上加刻“131”字样，并把试制出的牙膏也用“131”作为商标。国民政府褒扬项松茂“抗敌不屈，死事甚烈”。 

张元详怒杀日寇

张元详，宝山区杨行镇南张家宅人，早年毕业于宝山师范学校，后执教北新泾某小学，1937年“八·一三”淞沪会战爆发后，张氏不满日本侵略者施行奴化教育，毅然弃教回到乡里。 

1938年仲夏的一天中午，村里来了三个日本兵，其中一个是尉级军官，他们一进村就到处寻找“花姑娘”，张元详的妻子被他们抓住了，张妻大声叫喊，并拼命挣扎，但还是被强奸。正在地里种棉花的张元详闻讯后，怒火冲天，会同另二位热血青年赶回村子，用手中的棍棒、钉耙对着三个日本兵一顿猛打，那日本军官猝不及防，被打倒在地，另二名日本兵见势不妙赶紧逃走。日本军官拔出指挥刀乱砍，三个小伙子更加被激怒，用棍子对准其脑袋狠狠打了几棍，将鬼子打死。张元详对另二名青年人说“此事是我做的，由我一人承担，决不牵连你们，你们也不要做傻事，不要把自己揽进去。” 

当天晚上，村里开来了一辆满载日本兵的卡车，日本兵荷枪实弹，封锁了道路，要找到失踪的军官和三个“胆大包天”的中国青年，但一无所获。第三天，有汉奸打听到打死日本军官的线索，于是张元详被日本人抓住，同时被抓的还有张新寿、张学修等人。张元详一口咬定此事为他一人所为，与他人无关，日本人不信，对张用尽酷刑，并把其母抓去，让她劝自己儿子说出同伙及幕后指使人，深明大义的张母认为儿子的做法是对的，所以她虽然明知另外二人是谁，但也闭口不说。 

张元详受尽折磨，最后被日寇枪杀于虹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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