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抗日毁家纾难

瞿犊，中共党员，崇明县城桥乡人，大学毕业后从事教育工作，“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后，即投笔从戎，到启东、海门一带开展抗日救亡活动，组建了苏北第一支抗日部队。为了解决抗日武装的给养问题，瞿犊将其父的140余亩土地变卖，以筹军饷。1938年9月，瞿犊与王进回崇明组织了救国会和锄奸团，并把各地分散的抗日游击队统一组成了崇明县民众抗日自卫总队，多次带领部队伏击日军。

1939年1月，瞿犊与王进率部分中队渡江北上，到达启东久隆镇，与原"独立大队"所部会合，并收缴了危害启东人民的匪部枪械，此举令国民党顽固派十分不安，于1939年1月10日在启东合兴镇将其绑架杀害。

朱家店伏击凯歌

1944年新四军浙东纵队浦东支队队部和3个主力中队，驻扎在南汇朱家店以南的几个自然村里，8月21日，支队长朱亚民获悉周浦镇据点的日军要配合南汇、新场据点的日军，从周浦出发到六灶，再转向新场进行一次“清剿”，便决定在敌人的必经之道--朱家店以南的通向新场的小道上，打一次伏击战。

下午1点多，没有丝毫准备的日军队长龟田率领47名日军，进入伏击圈，被朱亚明他们打得毫无还手之力，从战争打响到结束不到一小时，共消灭日军34名，缴获掷弹筒1门，机枪2挺，“九九”式步枪10多支，其它枪支20余支，弹药400多发，是敌人占领上海郊区以来，被我军一次性消灭日军最多的战斗。

一德药房：新四军吴淞情报站 

1943年，抗战进入最艰难的阶段。新四军第六师师长谭震林指示参谋处建立吴淞要塞情报组织。初夏，新四军随即在吴淞镇开设一家“一德药房”以作情报站，吴淞情报组正式组建，徐国璋为组长。药房楼下卖药，楼上开展情报工作，专门侦察日寇在上海的军情，收集日军的兵力、代号及抽调兵力的情报。1945年初，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新四军命令吴淞情报组画出日军在吴淞、江湾、月浦、杨行地区的军事地图，包括军港、仓库、机场、兵营、高炮阵地等军事设施的分布情况，由新四军军部上报中央军委转告盟军驻延安联络组，再由盟军派美军飞机屡屡轰炸吴淞日军军事目标并获得成功。对此，“一德药房”情报组得到新四军军部参谋处的多次表扬。

“一德药房”名字一直延续至今，现是上海长江口商城股份公司属下的经营药品的连锁企业。

八字桥痛击日军

1937年底，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外岗游击队，改编为“江南抗日义勇军”三路三支队，活跃在嘉定东乡徐行一带。

8月3日拂晓，外岗游击队挺进到徐行镇西北八字桥一带，嘉定城里的日军守备队得到消息后，立即调集南翔和太仓等地的完备队前来接应，企图一举合围消灭“江抗”。中午，日军到达八字桥企图偷袭，正在吃饭的外岗游击队听到枪声后，在队长吕炳奎的指挥下立即投入战斗，用机枪和手榴弹给日军以迎头痛击，打得敌人嗷嗷叫。到下午4时许，日军死伤惨重，掷弹筒、子弹也射完，撤出战斗溃退而去。八字桥战斗，共打死日军8人，伤11人，对日军打击很大。

观音堂围歼日寇

1939年3月，顾复生经中共江苏省委同意，接受国民党第三战区淞沪纵队的委任，将青东抗日武装改为淞沪纵队第三支队，简称“淞沪三支队”，这支坚强的人民抗日队伍，在浦东地区为抗击日寇、保卫人民利益立下了汗马功劳。

同年4月8日，日寇50多人携带小钢炮，手持冲锋枪，窜到我青东抗日根据地观音堂镇。淞沪三支队得到情报，立即组织人马，调动了六、七两个区的常备队和后备队，从后面包抄过去，把日寇团团围在中央。经过几个小时的战斗，淞沪三支队歼灭日寇10余人，缴获部分武器弹药，这次战斗使日寇从此不敢轻易进入观音堂地区。

被日本人称为“人间魔鬼”的中国第一杀手

王亚樵是民国年间著名的 “民国第一杀手”， 曾以“斧头党”、““铁血锄奸团”首领闻名于上海滩，崇尚以暗杀手段除暴安良，救国救民，制造了一系列让日寇和汉奸卖国贼闻风丧胆的刺杀大案。如：联络韩国临时政府主席安昌浩，派尹奉吉炸死日本派遣军司令陆军大将白川义则、炸毁日本海军第三舰队旗舰“出云”号、刺杀汪伪政府外交次长唐有壬、暗杀大汉奸汪精卫，使之留下后来致命的伤等等。

王亚樵最后被国民党特务戴笠暗杀，毛泽东评价王亚樵 “杀敌无罪，抗日有功。小节欠检点，大事不糊涂”。

周大根血染海滩

周大根，上海南汇人，1927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7年底受中共江苏省派遣回到南汇开展抗日斗争，与吴建功一起在泥城组建一支地方抗日武装--南汇县保卫团第二中队，简称“保卫二中”，周大根任中队长。

“保卫二中”迅速发展，一年多时间部队就发展到200余人，对日寇震动很大，1938年12月16日，日寇集中力量对“保卫二中”的活动地区进行大扫荡。周大根率领队员沉着应战，战士们士气高昂，但因敌我力量悬殊，部队被迫退入海滩边的芦苇丛中。周大根一面指挥战斗，一面鼓励战士们杀敌突围。不料在激战中，周队长身中数弹，壮烈牺牲，在牺牲前仍激励身边的战士奋勇杀敌。

智闯吴淞口

皖南事变后，蒋介石停止了对新四军的一切武器和物资供应，日寇更是加紧对抗日根据地的封锁，新四军生活条件极端艰苦，军需物资尤为缺乏。为了克服困难、坚持抗战，1943年秋，张渭清等同志，奉苏中财政处之命，在吴淞外马路上的宝丰渔行建立了新四军第一师采购物资的秘密联络点。

1945年5月，新四军第一师师长粟裕命令张渭清，为山东鲁南军区代运100多件军用设备，并将迫击炮筒和炮座等10多吨军用物资，速运苏北。为了顺利将这一大批物资运出，张渭清化名“陈永福”，结识了伪海军司令龚锦钦、伪海防大队长胡老九、顾伯祥等人，并通过他们取得了自由出入吴淞口的证明。

一天下午，王兴义、郭熙伟、陆裕生3人都穿上日本兵的服装，把物资装上两辆大道奇牌日本军用卡车，然后又买了青菜、萝卜盖在物资上面，直向吴淞蕴藻浜驶去。不料途经虹口游泳池附近时，碰上了7个日本兵拦车，他们是搭车到吴淞去的，大家心里很紧张，害怕戳穿了自己是假日本兵，不过一路上相安无事，在途经大八寺（现大柏树）日军岗哨检查站时，还因为有7个日本兵坐在车上，没有经过检查就放行了。

车子开到蕴藻浜码头后，立即将物资装上驳船，由海防大队哨船拖运而去。不料将出吴淞口时，被日本关轮巡逻艇硬行拦住要检查，并被强行扣留，尽管伪海防大队说明是海防大队的物资，但日本人根本不把伪海防大队放在眼里，最后花了数万伪钞，才得到放行。

从此，这条海上运输线，源源不断地向我们苏中根据地运送棉布、纸张、药品、生铁、钢管等大量军需物资，有力地支持了敌后武装斗争，支持了抗日战争的彻底胜利！

秘密水上运输线

抗战时期，淮南解放区兵工厂急需制造迫击炮的炮筒和柴油发电机、旧电影胶卷以及淮南路东日报印刷厂需要用的圆盘印刷机、铸字炉、浇字的全套铜模、铅锭。奉城工部的命令，共产党员刘燕如在上海滩肩负起这个重任。

1944年春，刘燕如得知日本海军征用了一只小火轮，要从南京往上海运煤，然后空船返回南京。刘燕如通过船上的中方二副跟日本船主达成了协议，花高价用这条小火轮把物资从上海送到镇江。装船的当天早晨，三辆卡车分赴三个密藏地，将“货”分别起出，集中到永大运输公司门口，准备直驶日本海军码头，不料就此时，三个汽车驾驶员看出卡车上装运的东西是军用物资，不敢装运，刘燕如向他们保证：“车子充公了，我赔。人被抓了，我保。”就这样，三辆卡车才开始发动。当货物抵达这条船停靠的日本海军码头时，忽然有几名日本海军士兵走到卡车边，摸摸车上的麻袋和用草绳缠裹的钢管，叽里咕噜地说着话，但他们万万没想到，新四军和地下党会在光天化日之下，公开地在日本海军的军用码头，用由日本海军征用、日本船老大掌舵的船，装运新四军的军用物资，运到新四军地区去，所以日本兵说了一会儿就走了。

第三天，船到了镇江，日本船主却临时变卦，要把船靠岸，码头就是日本人的宪兵队，靠上去就意味着物资的损失，个人的牺牲。危急时刻，刘燕如临危不乱，告诉日本老大：一定要把船靠码头的话，自己固然会没命，但他日本人私通新四军偷运军火，也逃不了杀头，还不如多增加运费，大家都得好处。几经周旋，这些军需物资终于成功地穿越封锁线，在江面上转运成功，顺利地到达了根据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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