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７９年１月，中共中央下达《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试行草案》两个文件，推动了农村正在进行的体制改革试验。与此同时，《人民日报》陆续报道了安徽、四川、云南、广东四省实行生产责任制的情况和经验。随着这几省经验的推广，其他省、市、自治区的农村也纷纷实行不同形式的生产责任制。据统计，到１９８０年３月，全国实行不联产的包工责任制的核算单位，占全国生产队总数的５５．７％，包产到组的占全国生产队的２８％，实行“包产到户”的生产队仅占１％。这说明，从１９７９年１月至１９８０年３月，“包工到组”和“包产到组”成为全国农业生产责任制的主要形式。

邓小平同志于１９８０年４月２日在同中央负责人谈到农业问题时提出：对地广人稀、经济落后、生活贫困的地区，政策要放宽，使他们真正做到因地制宜，发展自己的特点。要使每家每户都自己想办法，多找门路，增加生产，增加收入。有的可包给组，有的可包给个人。这个不要怕，这不会影响我们制度的社会主义性质。（《中国共产党新时期历史大事记》，中共党史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第４４页。）

在推行“包产、包干到户”阻力重重的关键时刻，小平同志又一次站出来讲话了。１９８０年５月３１日，他在同中央负责同志的一次谈话中明确指出：农村政策放宽以后，一些适宜搞“包产到户”的地方搞了“包产到户”，效果很好，变化很快。安徽肥西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包产到户，增产幅度很大。《凤阳花鼓》中唱的那个凤阳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大包干，也是一年翻身，改变面貌。有的同志担心，这样搞会不会影响集体经济。我看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我们总的方向是发展集体经济。实行包产到户的地方，经济的主体现在也还是生产队。“这些地方将来会怎么样呢﹖可以肯定，只要生产发展了，农村的社会分工和商品经济发展了，低水平的集体化就会发展到高水平的集体化，集体经济不巩固的也会巩固起来。关键是发展生产力，要在这方面为集体化的进一步发展创造条件。”《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版，第３１５页。

中共中央于１９８０年９月１４日至２２日召开了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座谈会，讨论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问题。９月２７日，中央给各地下发了这次座谈会的纪要《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即著名的中共中央１９８０年第７５号文件。文件指出：“在那些边远山区和贫困落后的地区，长期‘吃粮靠返销，生产靠贷款，生活靠救济’的生产队，群众对集体丧失信心，因而要求包产到户的，应当支持群众的要求，可以包产到户，也可以包干到户，并在一个较长的时间内保持稳定。”（《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２年版，第５０７页。）在一般地区，已经实行包产到户的，如果群众不要求改变，就应允许继续实行。这个文件打破了多年来深深植根于党和广大群众中“包产到户”等于分田单干、等于资本主义的僵化观念，这是中国共产党在政策思想上的一次重大理论突破，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明确提出用“包产到户”的办法来解决中国农村的贫困问题。

随着中央７５号文件的贯彻执行，双包制冲破重重阻力，迅猛向前发展，成为农村改革形势的主流，到１９８２年６月，全国实行家庭承包责任制的生产队已发展到占生产队总数的８６．７％。

从１９８２年至１９８４年，中央连续３年发出３个中央ｌ号文件，突出了农村改革的极端重要性。这三个重要的１号文件，以促进农村不断深化改革、促进农业生产力不断发展为总的指导思想，结合农村形势迅速变化的实际，及时总结经验，推动了农村的改革一步又一步地深入发展，为稳定承包期，发展乡镇企业，促进农副产品流通，推动农业生产的市场化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为中国农业的现代化奠定了观念、方向和体制的基础。　　　　　　 本报记者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