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邓小平同志筹划并亲自命名、组建、培育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服务团”于１９４９年６月１２日在上海成立。“西南服务团”曾为中国人民的解放和建设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本报离休干部、主任记者刘冰同志曾随“西南服务团”进军入川。他以亲身之经历、翔实之史料，撰写了《邓小平情系“西南服务团”》一文，让我们从另一个侧面领略邓小平同志的风采。值此邓小平同志诞辰１００周年和“西南服务团”建团５５周年之际，本报特予刊载，以资纪念。

　　（一）

　　１９４９年春夏之交，随着渡江战役的胜利，迅即解放的华东地区已安置了不少干部。第二野战军一批由老区带来的干部因解放福建所需，又支援了三野。其时，二野为进军西南所急需的随军干部尚未落实（注①）。因此，利用京、沪、苏南等地人才荟萃的优势，吸收一部分大学、中学的学生和专业科技人员，组成随军干部队伍进入西南，便成了时任“二野”政委和华东局第一书记邓小平的构想，此举并报请中央同意。

　　以往，解放一地后的随军人员与后方对前方部队的支援统称“支前”，即支援前线。随着革命形势发展和解放区不断扩大，对从事新解放区的接管，以及负责党、政等一系列工作的随军干部队伍便有了如“平津南下工作团”、“晋绥南下工作团”、“豫皖苏南下工作团”、“冀鲁豫南下干部支队”等等。小平同志在确定随军到西南这支队伍的名称时颇费心血：过去的“南下”，有两层含意，一是干部来源于“南”，二是由“北”到“南”去。至于“工作团”亦未能直击“服务”本质及使命的长期性。小平同志亲自命名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服务团”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明确提出干部所要去的地区是“西南”；由于全国即将解放，去西南的同志就不可能如过去对新解放某地的“工作”可以“时有时无”；明确了此去的种种工作都离不开“为人民服务”这一根本指导思想。而且这样的“服务”是长期的，“服务”是终生的。

　　小平同志安排这支队伍直属二野政治部领导。这样，他才能随时随地直接而具体地了解到“西南服务团”的种种情况，使他精心培育的干部能万无一失地到达预期的目的地，并成为一支永不落伍、永不变色，让西南人民信得过的“服务团”。此事确定后，他下令将华东支前司令部四个前方办事处的３０００名老干部召回南京，全建制编入“西南服务团”作为基干，并决定先在上海打开局面成立第一团。１９４９年６月１２日，由小平同志亲自命名并审定《简章》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服务团”在上海正式成立。在此基础上，南京团、苏南团、皖南分团亦于６月３０日、７月１２日、８月４日先后宣告成立（注②）。

　　１９４９年４月２３日，在以小平同志为首的渡江总前委统一指挥下，第二、第三野战军百万雄师解放南京；５月２７日解放上海。当时刚解放的南京和上海面临无数难题亟待解决。而“西南服务团”从构思、请示、筹划到正式在上海组建仅仅用了半个月时间。由此既可看出小平同志对“西南服务团”是情之所系，又能看出他抓大事的果断与迅猛，其讲求效率的工作作风堪称楷模。

　　为了首先在上海组建“西南服务团”第一团，小平同志亲赴上海，在华东局会议上提出此事，得到三野司令员、时任上海市市长陈毅同志的大力支持。陈毅还和粟裕将军在上海天蟾大舞台主持了动员大会，号召全市３００多所学校和５０多个行业、科研单位的知识分子投身解放大西南的行列。小平同志又特派华东支前副司令员曹荻秋在大夏大学成立“上海西南服务团团部”，公开招生并负责安置和接待。自此，组织、宣传和后勤等等工作全部到位，进而在上海掀起“到西南去”的参军热潮。

　　小平同志说：“‘西南服务团’对整个大西南的接管与建设举足轻重”注③。在进军前夕，小平同志令三兵团司令部与“西南服务团”一团（上海组建）一起编入第五梯队行军系列以利照应。另一方面，他安排“西南服务团”随二野战斗部队同步进军，更有利于对我们的培养和锻炼。加之在进军中期更有炮兵部队前后护卫，准备随时歼灭残留在山中企图向这支不带枪的队伍伏击的土匪，万无一失地保证了我们的安全。

　　“西南服务团”共１７０００余人，是由上海、南京、苏南、安徽等地万余名大、中学生配以精选的６０００余名老区干部组成。“西南服务团”汇聚南京学习期间，正是二野下达《川黔作战基本命令》，全军为大战前作各种紧张准备之时。小平同志在百忙中不仅抽时间为他组建的干部队伍审定学习方案，１９４９年７月２８日，他和刘伯承司令员一起出席了由二野政治部隆重举行的“西南服务团南京团开学暨欢迎上海团大会”。此后，小平同志还在百忙中先后４次向“西南服务团”的同志上理论辅导课和作形势报告，其中最著名的是在原中央大学草坪上所作《论实事求是》的演讲。

　　（二）

　　由小平同志亲自组建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服务团（上海一团）”经过报名、地下党推荐、筛选后的３０００余名同志，集中在上海大夏大学近一个月的初步学习，于１９４９年７月２４日下午离开上海，乘闷罐火车到达南京集中培训，并在８月２日全体换上了军装。我们的军帽上闪烁着“八一”帽徽；与“中国人民解放军”左胸上的布证所不同的是下面加了一排“西南服务团”字样。至此，原先穿着各型衣服的“杂色队伍”，便成了整齐统一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了。在南京集训期间，我们有幸数次亲睹邓小平的风采。此事缘于他在日理万机中，于１９４９年９月６日、９月２０日、９月２１日、９月２２日４次专为“西南服务团”所作的报告。这之前，二野司令员刘伯承、副政委宋任穷等同志都给我们作过报告。小平同志的报告刻意选择在我们向西南进军的前夕。现在似乎才明白，他是要在我们最宝贵的“南京学习阶段”，用最难得与“西南服务团”同志聚集在一起的机会，进一步开导我们，期望从思想上进一步武装我们，像他一样做“中国人民的儿子”！

　　首次听小平同志作《论人民民主专政》的学习辅导报告，是１９４９年９月６日下午７时左右，地点在原国民大会堂。我在当年的日记中写到：“这是我们入‘西南服务团’以来见到的最著名的领导人之一。邓政委圆圆的脸、光光的头、高高的鼻梁，皮肤很白，身材不高，他说一口四川话，说话时配以各种手势。他的话很好懂，说的每一句我们都听得十分明白、清楚。特别使我钦佩的是，他把‘论人民民主专政’从理论上剖析得那么深刻、生动。他的报告时常引起哄堂大笑，博得阵阵掌声。”

　　老战友傅真同志在当年的日记中写到：“邓小平驰骋战场，战功显赫，叱咤风云，威震中外。同志们都想目睹他的风范、聆听他的教诲。当他来到会场时，没有森严的警卫，没有前呼后拥的随从人员，身着整洁的土布军装，脚穿布鞋，腰扎皮带，一切都显得那样平常，平常得跟普通战士完全一样，大家的心情由惊奇转为崇敬。他神采奕奕，目光炯炯，和蔼可亲，平易近人，讲话生动、风趣，铿锵有力……”

　　小平同志在报告中详细阐述了中国革命的性质、对象、任务和前途。他要我们认清敌友，要站在人民的立场，正确理解民主和专政的辩证关系。他语重心长地勉励我们要好好学习，改造思想，树立完全彻底为人民服务的人生观。他说革命是时代赋予我们的使命，我们务必要做一个无愧于时代的革命者！

　　第二次是９月２０日，小平同志还是在国民大会堂给“西南服务团”的干部作《有关西南概况和接管西南面临问题》的重要报告。这次报告具体接触到了小平同志的家乡——西南地区的现状。他说，进军西南是小长征，任务光荣。对于当前形势，他说，前途很大，困难很多。他指出，地处边陲的西南长期被军阀和封建势力割据，那里地方上散乱的枪支很多，土匪散聚无常；即使在消灭了国民党正规部队后，散乱的地方恶势力也是我们决不可掉以轻心的敌人。他千叮咛万嘱咐要注意安全。他告诫的第二件大事是：我部队共有百万人即将进入西南。俗话说“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如何解决部队和干部的吃住等生活问题是头等大事，我们必须克服困难，自力更生，并从抓好地方经济等工作中解决。他要我们做好长期过艰苦奋斗日子的思想准备。至于克服困难的办法，他循循善诱地说，要搞好团结，虚心相处，坚决反对闹独立、争名誉地位的思想；即使自己受了一些委屈也应正确对待。因为这是我们的传统作风与美德。他告诫我们到西南后要依靠人民群众，不要以“解放者”自居，不能居功自傲，时时不能脱离群众。只有与当地人民建立起血肉关系，搞好统一战线，才有“立足之本”；要不断学习，才能不断进步。他说，惟有做到了这些，我们才能克服前进道路上的一切困难，取得胜利！

　　１９４９年９月２１日，小平同志在南京原中央大学广场上的演讲，使我们与小平同志有了近距离亲密接触的机会。

　　小平同志站在广场中央，一张普通的课桌上放着茶杯，课桌上方临时吊了一个电灯泡。报告定在晚上７时，各中队都提前吃了晚饭整队向中央大学进发。小平同志前几次报告已使我们感到他思维敏捷、言词锋利又充满幽默感。这次大家席地围坐在他四周更显亲切。我们二中队就在小平同志的右侧。９月的南京，傍晚虽未见寒意，但暑热已渐次消散了。小平同志穿一件白衬衣，依然用四川话向我们娓娓道来。报告的主题是《论实事求是》。这次报告被认为是邓小平理论的核心部分，他由“实事求是”讲到“老实”，并将此上升为一切革命工作的思想指导基础。他特别强调一切从实际出发；所有的理论都来源于实践，都要经过实事求是的检验才能得出正确与否的结论。

　　我在１９８７年６月所写的《此生最难忘》一文中，引用了当时的日记——

　　“草坪上坐满了‘西南服务团’全体战士，约数千人。邓政委连续数小时的报告实是一场精彩的讲演。他没有什么稿子，按照逻辑的顺序逐个讲来，大家都听得入了神。邓政委说，老实就是实事求是。一个革命者是不是忠于党、忠于人民，就看他是不是老实，是不是实事求是。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