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收以后，出德阳城北门，广黄公路两侧的景象较去年有了显著的变化：在一片谷茬稻草的枯黄之中，镶嵌着一块又一块绿油油的葡萄园。这些园子里种的几乎都是一种叫作“美国红提”的葡萄，从它们排列的整齐，以及清一色的水泥支撑柱，可以看出园主的精细。
    这里的土地属于旌阳区城区乡的金螺、莲池、三圣和风光４个村，但葡萄园的园主却有相当数量不是当地村民，而是来自村外、从农民手中租地种植的业主。
    去年，广黄公路竣工通车后，旌阳区立即开始实施在沿路乡镇建立高效农业产业带的规划，以充分借用现代化的交通条件对农副业的拉动力量。城区乡呼应这个规划的项目是一个５０００亩、以经济林木和果蔬种植及经营的生态产业园，该项目几乎涵盖了上述４村的所有土地。
    按照一般的理解，在城区乡这样“开化”程度为德阳之最的地方，农民在产业结构调整的路上理所当然地应该走得比其他地方更快，但在实际落实这个项目时，乡村干部们才发现，说服这里的农民改变种植习惯的难度超出了他们的预料。其中的要害在于，由于得天独厚的地缘优势，城区乡农民的生存和生活已经越来越多地融入了城市之中，即使在德阳市区北边这几个仍以农业为主要生存手段的村，也很难找出其收入全部来自种植业的家庭了。农民对土地依赖度的降低，反倒使他们不那么看重土地收益，故而对以创造更高土地收益为目的的种植结构调整表现出惊人的漠然。
    为了给生态园破题，也为了有效地刺激和带动农民改变种植习惯，以充分发挥城区乡越来越少的土地资源的经济效益，去年秋收以后，他们开始在生态园规划区内大张旗鼓地推行业主开发模式，在号召村组干部发挥带头作用的同时，也不遗余力地引进外地业主。但不管是本村还是外地业主，其开发前提是要有适当集中的土地规模。除了开发本身受制于边际规律的作用，另一方面，这个规模还受制于果品收购经营商的加盟标准，有没有规模就意味着产品有没有销路。这样一来，结构调整积极性问题最终又演变成了土地资源重新洗牌的问题。
    统而言之，城区乡都属于包围着大半个德阳城的郊区，但细看之下，各村与城市的相对位置的不同还是产生了他们土地存量的不同和生存状态的差异。风光村距市区最远，它的人均土地面积超过全乡平均数近一倍，所以，该村基本上只动用了原有的“公田”，再收罗了一些农户的零星土地，就培植和引进了共１６个经营面积在１０亩以上的业主。而三圣村距市区要近约１公里，本地产生和投奔这里的业主也更多，公田不够用，对承包地进行再分配就成了集中土地的惟一选择。此举具有相当的政策风险，所以，乡村干部们不得不把工作做得小心翼翼、滴水不漏，终于赶在小春播种前让每个农户在调整和出租土地的契约上签了字。
    城区乡党委书记蔡强把后面这种形式称为土地的“集体流转”，用刚刚闭幕的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土地流转“依法、自愿、有偿”三原则来衡量，也算中规中矩。
    三圣村村民委员会主任李才元掰着指头把他们村现有的业主数了出来：从去年至今，一共有２５家在这里租地，总面积在３００亩左右，这相当于全村现有土地的近１／３。虽然去年栽下的果苗尚未挂果，但一下子有这么多人愿意在这些他们打不上眼的土地上“丢”这么多钱这个事本身，还是让许多当地村民们开始重新打量土地与种植结构、以及与他们的未来的关系。李才元在总结他们推动这次大规模的土地流转的意义时说：“比租金重要得多的是，它促进了村民观念的转变——在租出去的地里，农民看到了用土地创造收益的多种可能，他们自己开始愿意、且敢于去尝试这些可能了。这种效益不是每家每户分几百几十元钱可以衡量的，观念进步创造的财富是没有止境的。”
    风光村党支部书记李永庆为了“带头”，去年栽了２０亩红提，今年又租了属于孟家乡的一块３０来亩的地用来栽梨和枇杷。他说，在全村现有１６户业主中，有３户该算是他带动起来的本村村民，这段时间，还有５家人都来找他去指导如何收拾承包地里的美国红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