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转教授五获俄罗斯卫国战争胜利纪念章。
10月15日下午,俄罗斯大使馆文化参赞巴维尔·拉宾一行代表俄方,向蔡转教授颁发“卫国战争胜利75周年”纪念章。
俄罗斯卫国战争胜利纪念章。
10月15日下午,俄罗斯联邦驻华大使馆文化参赞巴维尔·拉宾一行,代表俄罗斯联邦总统普京、俄罗斯军方、国防部及俄罗斯驻华大使馆,在同济医院,向为苏联卫国战争作出贡献的蔡转教授,颁发“1941-1945卫国战争胜利75周年”纪念章。
蔡转退休前是同济医院神经内科教授,生于1928年,是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蔡和森之女,1938年到前苏联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生活。
1941至1945年,苏联卫国战争期间,身为学生的她,积极参与后方劳动,支援前线。1946年免试进入莫斯科斯大林第二国立医学院医疗系学习。1953年毕业回国,先后在北京、武汉工作,是一名成绩显著、备受尊敬的医疗战线上的高级知识分子。自1995年起,蔡转曾4次获得俄方颁发的卫国战争胜利纪念章,此次是她第5次受勋。
据了解,此次颁发的“1941-1945卫国战争胜利75周年”纪念章是授予那些为苏联卫国战争胜利作出贡献的俄罗斯公民以及外国公民或无国籍人士。今年将在中国颁发34枚,其中武汉仅蔡转教授1人获颁。
巴维尔·拉宾说:“虽然健在的中国老战士们越来越少,但我们国家一直铭记着他们的名字,我们非常重视他们曾经作出的贡献。”
仪式现场,蔡转教授以流利的俄语,与巴维尔·拉宾,以及她在前苏联学习、战斗时的亲密伙伴、中俄友协理事李多力像老朋友一样交流,“那段苦难的日子和那场战争是我永远难忘的人生经历,我一直感谢和怀念着我的老师和同学们”。
编者注:“阿尼亚”为蔡转教授在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里的俄语名字。
姓名中的“转”字有深意
蔡转生于1928年2月23日。她听母亲说起过这个名字的来历:“母亲有一次告诉我,我出生的时候革命正处于低潮,取这个名字意在希望革命形势迅速好转。”
蔡和森有4个儿女。大女儿蔡妮和二儿子蔡博为第一任妻子向警予所生。蔡转的母亲李一纯是蔡和森的第二任妻子。蔡转还有一个弟弟,因为和父亲一样,老是哮喘,所以小时候叫蔡去病,后来改为蔡霖。
1931年3月,蔡和森受中央指派到香港指导“两广”党的工作。由于叛徒出卖,他被港英当局逮捕,随即被引渡到广州,于同年8月4日被国民党反动派秘密枪杀。
“国际儿童院”的生活影响终身
蔡和森牺牲后不久,蔡转的母亲也被捕入狱,后经组织营救出狱,随即带着蔡转来到延安。
蔡转回忆说,1938年,在党组织的护送下,刚满10岁的她与林伯渠的女儿、张太雷的儿子、姑妈蔡畅及其女儿李特特等人一行,经西安、兰州、哈密、迪化(今乌鲁木齐)来到苏联,进入位于莫斯科300公里外的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生活,就读于伊万诺沃第40女生中学。
1941至1945年,苏联卫国战争期间,身为学生的她,积极参与后方劳动,支援前线。
在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她与毛泽东、刘少奇、张太雷、赵世炎等领导人和先烈的儿女是不同班的同学。
她说,当时国际儿童院里办了各种兴趣班,如缝纫、木匠、摄影、美术、舞蹈、体育、钢琴等,男孩大都在木匠之外再选一门,女生则一律都将缝纫作为第一兴趣,然后再根据各人的喜好另选一门。
在苏联期间,蔡教授对音乐产生了浓厚兴趣。蔡教授说,“国际儿童院”是一个缺失父母关爱的地方,却也是对她终身影响最大的地方。就是在那里,蔡转苦学了两年钢琴,这也为她后来的音乐晚年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在前苏联开启从医之路
中学毕业时,蔡转荣获金质奖章,因此免试进入莫斯科斯大林第二国立医学院医疗系学习。
1952年,她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回国成为一位医务工作者,在北京医院神经科工作。
1956年在北京参加由卫生部举办的神经病学研究生班学习时,蔡转结识了后来成为同济医院神经内科奠基人的刘锡民教授。二人很快成为夫妻。
两年后,蔡转被调至武汉,与刘锡民同在同济医院神经内科当医生。令人惋惜的是,1993年,即她退休的前一年,老伴因患肾功能衰竭而去世。
蔡教授一直致力于临床、科研第一线,身先士卒下农村,为解决百姓就医难问题作出了最大努力。
1958年,湖北农村流行一种不明原因的儿童偏瘫,许多孩子在本该玩耍、爱跑爱跳的年纪却被疾病束缚,丧失活动能力。蔡教授得知后心痛不已,不由地想起自己在儿童院的童年,虽孤苦却至少天真自由,柔软的内心深深被触动。
于是刘教授和蔡教授共同投身于这一疾病的研究当中,将这类儿童偏瘫疾病首次命名为“脑脉管炎”,并进行了近20年的调查研究,亲自走访湖北西部农村,诊治了大量此类患者,最终确定此病与钩端螺旋体感染相关,使得疾病流行得到了有效防控。
蔡转是一名成绩显著、备受尊敬的医疗战线上的高级知识分子。其关于“钩端螺旋体脑动脉炎”的研究成果,在1979年2月通过湖北省科技成果鉴定为国际先进水平,1980年获中央卫生部科技成果甲等奖。
“没被蔡老师骂过,算不得她的学生”
蔡转教授从医60余载,桃李满天下。
学生们总记得蔡转教授的两件趣事:一件是说她看病,往往会不厌其烦地从头问起,所以常常“拖堂”。别人下班了,她还在看。另一件是,凡是看不习惯的事,她总是直来直去地当面说,不管对方能不能接受,所以常常使人受不了。同济医院院长王伟也是蔡转教授的学生之一,他说:“蔡转教授正直、善良、豁达,她只就事不就人。”听到这句话后,其他蔡转教授的学生都会心地笑着说:“没有被蔡转骂过的学生,可不能算是蔡老师的学生。”蔡转教授也开心地笑了。
同济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张苏明记得,蔡转教授一直都是手把手教学生,只要学生有一点不到之处,她就直言不讳地指出来。“我在写论文的过程中,老太太可以说是一字一句地看,哪个地方标点符号不对,她都批你,让你认认真真地去改。我从来没有遇到过这样一个严格认真负责的老师。”
王伟回忆到,蔡转是一个特别严于律己、特别认真的教授。在上世纪七十年代,要诊断脑血管病,就必须在X光机下面做造影。当时因为防护设备不是很齐全,所以对医生身体有一定损害,但她每次都坚持主动去做造影,所以她的白细胞几十年来始终在2000/微升左右,一直低于正常。
文/记者张剑 图/记者苗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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