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网9月18日讯（记者万旭明）“此时万民夹道，欢呼雷动，鞭炮大放，‘欢迎人民解放军’‘毛主席万岁’等口号不绝于耳……宽阔如中山大道拥挤竟至于水泄不通。”

1949年5月16日18时许，江汉关上红旗飘扬，中国人民解放军第40军第118师浩浩荡荡列队开进汉口市区，汉口正式宣告解放。17日，汉阳、武昌相继宣告解放。经过漫漫长夜，武汉三镇的天亮了。

武汉市各界庆祝武汉上海解放大会。

武汉解放，是党中央、毛主席运筹帷幄，人民解放军兵临城下，地下党组织团结武汉人民在第二条战线英勇斗争共同奋斗取得的胜利，也是历史的必然和人民的选择。

71年后，长江网记者来到汉口保元里9号，这里曾是中共武汉市委指挥中心，为了解放大武汉，地下工作者们曾在此“潜伏”多年。如今，仍有很多人在这条小巷里追寻着先辈们的足迹，武汉解放研究者张望喜担任编剧的电影《保元里九号》即将开拍，地下工作者的后代蔡七七一直在创作相关书籍，71年前那些惊心动魄的故事将被更多武汉人熟知。

人民解放军解放武汉后，从汉口渡江追歼南逃国民党军。

独特武汉模式，兵不血刃和平解放

“武汉解放，没有经历上海、南京解放时的战火，不像北平和平解放那样有过多轮和谈，也不同于‘绥远方式’。在兵不血刃的情况下，人民解放军兵临城下，武汉三镇经过短暂的‘真空期’，完整地回到了人民的怀抱中。”张望喜讲述道，武汉以独特的方式和平解放，得益于多方面斗争的共同作用。

1948年9月至1949年1月，人民解放军连续取得了辽沈、淮海、平津等三大战役的决定性胜利，内外交困的国民党政权陷入了朝不保夕的境地。盘踞武汉的国民党桂系将领白崇禧仍垂死挣扎，一面假意“和平”，一面加紧修筑城防工事。

随着渡江战役的打响，人民解放军向武汉进军，在外围打响了数十次战斗，从东、北、西三面对武汉形成包围之势，白崇禧已处于欲守不能、欲退不甘的两难局面。5月初，白崇禧决定放弃武汉、退守广西。人民解放军加速渡江，势如破竹地完成了对武汉的战役包围，各部队离武汉市区仅一步之遥。5月15日，早已与共产党有接触的国民党华中“剿总”副总司令张轸率部起义，武汉解放已成定局。

1949年6月4日，江汉关职工庆祝武汉上海解放游行。

白色恐怖下自曝身份，我是共产党员

城外大兵压境，而一场没有硝烟的战斗早已在城内“暗战”数年。

1945年10月前后，赵忍安来到武汉。表面上，他是和成银行武汉分行经理；实际上，他是来武汉开辟阵地的地下党员。后来，曾任中共武汉市委书记的曾惇撰文回忆道：“当时的武汉，经过日伪法西斯统治，加之国民党的三次反共高潮，使武汉地区党的组织遭受了极其严重的破坏，基本上没有我们党的力量了。”按照“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工作方针，先驱者们在武汉扎下根来，党的力量在武汉从无到有、从弱到强。

在白色恐怖下，地下工作者们如在刀尖上舞蹈。但为了策反国民党高层官员，他们不惜冒险自曝身份。张望喜讲述了这样一段历史：1949年3月，在国民党湖北省党部书记长陈良屏的家中，地下工作者、武昌启黄中学老师胡铭心照常来为陈家小女儿补习数学，陈家的信箱里则又一次收到共产党宣传材料。陈妻找到胡铭心询问：“你们学校收到过些什么材料？可能是什么人寄的？”为了策反陈良屏，胡铭心已“潜伏”陈家多时。这一问，可能将陈良屏引向光明，也可能让胡铭心陷入危险。几次试探后，胡铭心冒险说道：“我就是你们要找的共产党。”得知真相，陈良屏激动地表示“愿意投向光明”，他交出了国民党军武汉防御图、国民党湖北省最高决策会议的记录等机密文件。

张望喜说道：“到解放前夕，通过对国民党当局‘三府两局一会一司’的渗透、策反，武昌市长、汉口市长、汉口市警察局局长等纷纷弃暗投明，国民党在武汉的政治基础、社会基础几乎被掏空，留给他们的只有逃跑这一条路了。”

被武汉电信局的工人们藏在床下保护起来的通讯器材。

武汉人民团结起来，斗智斗勇保护城市

“武汉是一座战略地位重要、工业基础深厚的城市，国民党败局已定，但也不愿意就这样把武汉拱手让出。撤退之前，他们决定对工厂、设备、战略物资等进行大肆破坏，能搬的搬走，搬不走的就炸掉，还公布了‘十杀令’和特别戒严令。”张望喜说道，“解放前夕，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武汉人民开始了反迁移、反破坏和保产、护厂、护校的斗争，齐心协力保护城市。”

斗争从军事工厂开始，接到搬迁的命令后，三十兵工厂的工人们白天消极怠工、拖延时间，晚上把白天拆下的机器重新装好，或是把废铜烂铁装进大木箱里让敌人运走，有些则把机器上的重要部件拆下来藏好。临近解放时，工人们还修好了上百条坏枪，发给工人纠察队护厂时使用。有老工人感慨：“修了一辈子枪，只这一回是为自己。”经过斗争，这些军事工厂基本都留在了武汉。

中共地下党员组织工人纠察队守在武汉电信局大门口阻止国民党军破坏。

在汉口广播电台的反破坏斗争里，人们则在中共江汉区城工委的领导下使出了“调包计”。一箱重要设备被装在卡车上，运到了中山公园里。卡车再开出来时，货物已经被调包成了一大箱子石头。在接到搬迁的指令后，电信局的职工们也用“调包计”将80吨废旧物资、多余备品充作重要物资，派人郑重其事地送到指定地点。他们保护下来的设备、物资，保障了武汉在解放后的通讯、播音，也使得武汉最终完整地回到了人民手中。

随着解放军进入武汉，随着全城人民的热情欢呼，武汉在经历了漫漫长夜后终于迎来了黎明的曙光，这座有着光荣革命传统的城市获得了新生。

国立湖北师范学校中共地下党员1949年在地下党支部秘密活动处门口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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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工作者后代回忆：

直到去世，父亲都未提起那段英雄历史

蔡书彬时任中共江汉区委城工部部长，其子蔡七七告诉长江网记者，那些曾为解放大武汉而“潜伏”的地下工作者们，其实鲜少对后代讲述自己的英雄故事。

1949年5月15日凌晨，按照中共江汉区委城工部蔡书彬部长的指示，以人民解放军江汉军区的名义起草和颁发了《紧急命令》。当天上午，已被策反的汉口市警察局局长李经世接到《紧急命令》，表态拥护。16日，汉口市警察局所有警员按《紧急命令》要求进行武装巡逻，各赴岗位迎接解放。

为了这一天，蔡书彬已斗争多年。他于1894年生于武汉，也长于武汉，13岁就成为了一名印刷工人。1922年就接触了共产主义思想，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始终战斗在革命前线。1947年下半年，为了开辟武汉及长江一带工作，加强对武汉城市派遣工作的领导，中共中央中原局任命常在江汉解放区指导工作的蔡书彬为中共江汉区委员会常务委员，“专门负责领导武汉工作”。1947年12月起，蔡书彬任中共江汉区委城市工作部部长，还直接领导了三个直属组织，进行警界策反、护产护厂保护电台以及发展基层党组织等工作。

蔡七七出生于1950年，未曾亲历过父亲的峥嵘岁月。而蔡书彬直到1964年去世，也从未亲口提起过那些浴血奋斗、潜伏暗战的时光。“革命时期，母亲在医院工作，与父亲聚少离多。她总说，父亲的性格就是个 ‘闷葫芦’，长年的地下工作经历，更是让他养成了守口如瓶的习惯。”多年以后，蔡七七遇到其他地下工作者的后代，发现“他们那一批曾经战斗在隐蔽战线的人，都极少对家人、后代提起那段经历，都是一样的‘闷葫芦’。”

几年前，蔡七七开始从历史文献中追寻父亲的足迹，研究越多，他越理解父辈们的沉默。“当年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武汉的人民群众都跟着党走，为解放而战斗，保护城市。父亲他们那一批共产党员是英雄，武汉人民更是英雄。我现在也不希望只是讲述父亲的故事，更希望人们了解那一批地下工作者们，以及当年所有武汉人民的英雄故事。”

在蔡七七看来，地下工作者们在革命艰难的时候“潜伏”武汉，他们能坚持下来，靠的就是共有的、坚定的信仰，而这正是当下需要传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