粮行是牙行中的一种，是我国古代和近代市场中为介绍粮食交易、评定粮食质量、价格、提供仓储、食宿等服务的居间行商。一些大粮行还利用自有资本囤积粮食。

从前，常德的粮行有“河行”、“坡行”之分，它们的经营范围有所区别。从南县、华容、安乡、汉寿等县经过沅水运来的谷米、豆麦起坡上岸后，大都集中在大河街一带销售，这样的粮行称为“河行”。从内河水道用船只，或者用独轮车、挑子运来的谷米、豆麦和杂粮，大多集中在东门、大西门、小西门、北门外一带销售，这样的粮行称为“坡行”。 其中大西门外的“坡行”以经营豆麦、杂粮为主，东门外的“坡行”以经营杂粮、粮种为主。而大宗的谷米、豆麦、杂粮都集中在大河街的“河行”里交易。

当年大河街码头上的交易，主要靠“跑河”的业务人员登船取样，兜揽船家货主，同时又招引买家，说合买卖双方交易成功。“河行”以担为计量单位，每担四斛，每斛二斗五升，每升只按0.98升折算，并按货值的3%抽取佣金。而“坡行”的业务，则靠“站场”的业务人员看货、过斛、报场、议价。

除了粮行外，常德还有一种叫堆栈的粮栈，它原是代客专门寄存粮食的栈库，后来因栈库增多，寄存的粮食不能满足栈库的容量，再加上常德的商业发达，需储的物资品种繁多、业务改为寄存以粮食为主的多种物资，粮栈遂改称为堆栈。

民国时期，常德的粮行分为甲等与丙等两种。甲等粮行组织较大，除经营谷米外兼营棉花和杂粮，丙等粮行组织较小，一般专营粮食。据记载，1917年，常德有粮行100余家；1929年，有粮行60余家，从业人员360人，资本15200银元；1933年，常德粮行有谷米业26家、粮食堆栈业47家、豆麦业10家、杂粮种子业48家，共计资本19万银元。这一年，常德主营谷米业的较大粮行全都集中在大河街，资本额和营业额都较大的5家粮行是恒丰昌、新顺、永兴昌、丰泰祥、义厚福粮行。

常德每年输入和输出的粮食数量很大，据1936年《湖南年鉴》记载：从常德口岸“输出谷米50万担，金额120万元（法币）”。到了1948年，据常德商会档案记载： “谷米年成交额达500万担”。

由于常德粮食的大量输入输出和进出口，致使大河街上出现许多经营谷米的粮行，他们中间以赵兴昌粮行最为著名。

赵兴昌粮行坐落在仁智桥的万寿宫附近，店主是赵春霖。它是抗日战争爆发后才兴起的一家粮行，这家独资经营的粮行还办有大米加工厂。它所经销的谷米是日以千担来计算，同时它还包揽了常德的地方田赋谷物进出口，又承办部队的军粮交接，店主赵春霖交游广阔，烜赫一时，“财源贸易通四海，生意兴隆达三江。”号称常德的“谷米大王”。

常德粮行的经营方式有三种：一是为买卖双方说合斡旋，促成交易，收取行佣，二是代客买卖，从中赚取差价，三是利用自有资本，囤贱卖贵，长途运销。因此粮行在粮价下跌时常常低价买进，当粮价上涨时，常常高价卖出。他们惯用奸诈手段蒙哄农民，欺骗客商，其交易手段大体分为买空卖空、投机倒把、囤积居奇、以次充好、掺杂使假、放谷还款、放款还谷、买青苗、收杂子等9种。为此他们编造了不少的“行话”。如对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数字用暗语“子、未、生、回、语、囔、乜、穴、旭”表示， 或者用“兵、又、善、叉、鲍、王、新、挂、阳”代替。例如“善鲍钱”，即三元五角钱之意。

那时常德的粮食交易使用斗斛计量。粮行执斛用斗时有轻重快慢的密诀。他们根据不同的交易性质，分别采取“堆尖跃斛”、“踢斛饱荡”、“快速旋风” 和“平口陷刮”手法欺骗顾客。当粮食满斗后，就用一根特制的小木条平斗，叫做“打荡”，荡条呈“T”形，顶端的小横条呈极不明显的弧形，粮行买粮时，用斗量谷倒慢些，这样每斗可装粮食一斗多。卖粮时倒快些，这样每斗粮食可以少装三、四升。

常德解放后，人民政府加强了市场管理，起初允许赵兴昌、朱和兴、德兴和、兴发元、刘东盛、袁裕达、李盛太、云集等10余家粮行或大米加工厂存在一个时期。那时的军粮与外调米加工，大部分由常德军分区米厂担任，只有少部分交给了赵兴昌、朱和兴两家米厂。赵兴昌老板赵春霖、朱和兴老板朱旦初因亏欠军粮，于1950年初被逮捕，赵春霖变产还清了军粮后被释放。朱旦初因为还不出军粮，被人民法院判处死刑。1953年4月常德市粮食公司成立，人民政府正式接管常德粮食经营，所有粮行的店主和员工都被安排到国营粮食部门工作，充分发挥了他们的特长，让他们各得其所。

（编辑 张蓝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