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将重塑我国经济新优势，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为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所长黄群慧表示。

在全球价值链分工时代，一个国家或者地区产业形成和发展水平，主要体现为该国或地区的企业整体参与全球价值链产业分工中所处地位以及对构建全球价值链所拥有的治理或控制能力。因此，一个国家或者地区产业基础能力水平高，则表明该国或地区企业整体具有在全球价值链产业分工中获取高附加值地位和治理权力的基础性条件和力量。产业链现代化是一个国家或者地区提升产业链水平、强化其产业在全球价值链各环节的增值能力、实现在全球价值链的地位升级的过程。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快速推进工业化进程，现已经步入工业化后期，成为全球价值链分工的重要参与者。“我国已经成为全球价值链的网络中心国之一，大多数国家都对中国市场形成了高度的依赖性，同时中国成长为全球中间品的最大供应国，在全球价值链中扮演着关键的‘枢纽’角色。但是，随着中国产业在全球价值链体系中不断从中低端向中高端攀升，总体上我国产业附加值还有待提高，与制造强国的差距还十分明显。”黄群慧告诉记者，目前我国产业基础还比较薄弱，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现状短期难以改变。中国产业链受到逆全球化、新工业革命和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全球产业链布局正面临巨大调整，中国产业链的安全与全球地位受到挑战，需要从长期角度思考如何在产业链安全和产业链效率之间寻求平衡。

黄群慧认为，提升产业基础能力和产业链水平、促进产业基础高级化和产业链现代化，是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过程。需要通过产业基础再造，打破对传统经济发展路径的依赖来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这也是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需要。

黄群慧提出，提升产业链现代化水平离不开构建有利于提升产业基础能力的产业创新生态。“一要高度重视基础研究、共性技术、前瞻技术和战略性技术的研究；二要努力完善试验验证、计量、标准、检验检测、认证、信息服务等基础服务体系；三要构建产业创新网络，提高创新生态系统的开放协同性，构建全社会协同攻关的体制机制；四要通过不断改善中小企业创新生态，有效发挥中小企业在提升工业基础能力和产业链水平中的作用。”

对投入巨大、技术难度高，市场主体单独难以攻克的重大的、战略性、基础性技术问题进行攻关，需要发挥我国“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目前这些关键项目在人才引进、技术竞争、国际合作等方面还不能有效适应新的国际竞争挑战。”黄群慧认为，一要加强统一管理和促进部门合作，重视打造核心平台和发挥行政垂直管理体系的协调作用。二要明确主要权利人和责任人职责，导入成熟的项目管理流程，提升重大项目的组织实施效率。三要根据新的国际竞争形势，对国家重大科技和产业化项目在战略部署方面进行调整。

当前，我国产业结构日益完备，产业技术水平逐步向全球技术前沿迈进，但长期以来与我国工业化初、中期阶段相适应的产业政策体系越来越不适用。“产业政策资源应更多地导向科技服务体系建设，而竞争政策将越来越发挥基础性作用。”黄群慧强调，中国要通过更大范围、更高水平的市场开放，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强化竞争政策，通过确立竞争政策的基础地位来培育和激发颠覆性技术创新。

黄群慧建议，“十四五”期间我国应深入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做好顶层设计，明确工程重点，分类组织实施；建立产业基础能力评估制度，准确把握和评估我国产业链、供应链和关键技术的现状；在生产制造层面集成要素、优化流程、培育人才，切实提高中国的工业基础能力。

《光明日报》（ 2020年11月09日 0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