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高桥保税区得到了许多在当时看来几乎不可思议的“特别待遇”。但是如何获得这些政策，却是外高桥保税区一步一步突破探索出来的，也是通过不断创新得来的。

■口述/阮延华  撰写/本报记者  任姝玮 

1990年，阮延华第一次来到外高桥保税区时，看到的是遍地碉堡、农田和芦苇荡，唯一可看中的是当地的友好小学，因为这座邻近杨高路的三层建筑,可以作为保税区的临时指挥部。十年后，他离开时，这里已经一派东方大港的繁华，而这一切与保税区内自由贸易的快速发展息息相关。 

日前，记者拜访这位外高桥保税区第一任总经理，听他讲述当年的保税区如何突破政策，创新发展。 

外高桥保税区命名 

刚到保税区时，第一件事就是关于保税区如何命名，首先便是确定保税区的英文翻译。“保税区”是中国人自己创造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名词，在国际上使用的是FreeZone（自由区）、FreePartZone（自由港区）、BondedPort（保税港区）、BondedhouseZone(保税仓库区)，而国际通行或最多被使用的称谓是“FreeTradeZone”（自由贸易区）。 

当时，从中央给我们的政策来看，可以归纳为“三个自由”：贸易自由、货币自由和货物进出自由。那时国家实行贸易限制，尤其是限制国外的贸易公司投资，但是保税区是唯一可以设立贸易公司的地方，进出口货物不受许可证管理免征关税。第二是货币自由，当时外汇的管制很严，但国际贸易离不开各种货币的结算，所以在外高桥保税区每个国家的货币都可以流通。外汇管理局专门出了一个外汇管理条例，实行外汇自由。第三是货物进出自由，国外所有的货物、商品，包括国家限制进口的要许可证和配额的汽车、办公用品、家用电器、药品等在保税区内都可以自由进出。 

在1990年，“三个自由”的归纳算是很胆大的，对照这“三个自由”，我们觉得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贸易自由。这是对当时非常严格的贸易管制的一个重要突破，尤其是打破了仅在生产型企业的招商引资，同样在贸易和服务贸易方面招商引资有所突破。因此权衡下来我们认为还是用自由贸易区比较好。这样的翻译从对外宣传、与国际接轨等方面都有利，很容易让人接受。毕竟自由贸易区才是国际上通行的。 

当保税区翻译为自由贸易区后，当时浦东开发办主任杨昌基，以及沙麟、黄奇帆等几位领导都认为这样的翻译很好。朱镕基市长看后，也觉得这个名称翻译得蛮好。于是，英文名就定下了。此外，我们还曾提出将中文名称也改为外高桥自由贸易区。 

想了很久的朱镕基同志最终还是叫秘书打电话通知我们：保税区的中文还是不要更改，按国家文件就叫保税区。所以中文名为上海外高桥保税区，英文名为ShanghaiWaigaoq⁃ 

iaoFreeTradeZone。 

1990年9月11日，上海市政府在锦江小礼堂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海关总署署长戴杰就《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对进出上海外高桥保税区货物、运输工具和个人携带物品的管理办法》作了说明。该文件作为由国家海关总署直接颁布的文件，标志着全国首个保税区——上海外高桥保税区正式命名。 

“诚信”铸造的铁丝网 

保税区也是开发区，首先需要开发建设，而且里面不能有人居住，这样就加大了征地动迁的难度。然而要享受保税区的优惠政策还必须通过海关的验收。当时我们缺资金、缺时间、缺手续，面临重重困难。但是我们统一思想、坚定信心一定要尽快通过验收。 

建设是从1991年开始启动的，当然不可能十平方公里全面启动，我们规划启动面积为0.7平方公里，到1992年通过海关验收时，只同意0.453平方公里。我们想不管多少哪怕只有0.1平方公里通过验收，那么中国第一个保税区就诞生了，我们就可以享受保税区的优惠政策，因此我们排除万难力争半年通过验收。 

临近验收前，分管保税区的赵启正副市长提醒我们说：你还是让海关提前来预验收一下吧。于是我们就请来海关先行预验收，结果当真发现了问题。 

保税区是海关监管区。“境内关外”是以铁丝网为界，而铁丝网的高度规定为三米。开建时，我们以当时的杨高路为基准，杨高路海拔标高为4.2米，我们就以此为标高，修建铁丝网。结果到了1992年海关验收时，新的杨高路建成，而新杨高路标高为4.5米，这样我们的铁丝网比要求就矮了30公分。预验收时，海关将这个问题提了出来：你们铁丝网怎么矮了30公分？ 

事情同时也汇报给赵启正，他问我说：这30公分你怎么看？其实少了30公分也无所谓的，人要爬铁丝网也是爬不过来的，但不管怎样，与国家规定相比这就有了缺陷。我解释了由于标高发生变化的问题，并保证，一周内坚决改正。一周后我们将铁丝网基础拔高了30公分，当真达到了要求。 

事后，赵副市长对我说，你们这么做，在海关方面树立了非常好的信用，保税区的隔离设施都建得这么认真，以后对国家的法规执行也会同样认真。这反映了我们对国家规定、海关规定不折不扣的执行，让国家放心上海的保税区不是走私区，是海关的监管区。 

1992年3月10日，外高桥保税区通过了由海关总署和上海海关组成的验收小组，会同上海市政府浦东开发办的验收，正式启用。 

现在回想，这虽然是一件小事情，但对保税区以后的发展却是意义重大。就是这道铁丝网树立起外高桥保税区的诚信标杆，也是外高桥保税区在海关的监管下健康发展的标志杆。 

第一家外资贸易公司成立 

铁丝网一拉，保税区通过验收，保税区的优惠政策也可以享受了。在实际运营过程中，因为有海关的管理方法和外汇管理局的外汇管理方法的保障，货物进出口自由和外汇结算，兑换自由运行比较顺利。而允许外资设立贸易公司的政策突破却难度很大。因为当时所有法规条例都是限制贸易公司设立的。 

伊藤忠作为日本八大商社之一，在我们再三鼓励后，他们抱着试试看的想法，1991年年底投了一份开设贸易公司的项目建议书。建议书提出以后，我们马上按程序转交给了上海市政府，再由上海市提交到国家对外经济贸易部。当时，外经贸部处室里的人说，我们还没有这个先例，要按照程序经过国务院讨论通过才可以。 

这时，市领导黄菊给我们提了建议，负责外资审批的外经贸部部长助理俞晓松是杭州人，正回来探亲，你们去当面汇报一下。我们晚上就赶了过去，介绍保税区的国际惯例：货物要自由的进出必须要有贸易公司来运行。没有贸易公司运行，货物怎么来来往往呢？“境内关外”可以看作香港，境内必须遵守中国法律，关外按自由贸易区的国际惯例运行。他听后有兴趣了。接下来正好邓小平南巡讲话，也要求改革开放要有新的突破。1992年外经贸易部审核后发出了标志性的1号文件，于是，我国第一家外商独资贸易公司——日本上海伊藤忠商务有限公司经批准在外高桥保税区注册。 

伊藤忠经营范围广泛，对其他企业有示范效应。事实上亦代表着外高桥保税区未来的招商引资对象：以外资企业为主，以国际贸易为主。 

接下来的1993年9月，第一个中外合资物流企业——上海外红国际物流有限公司成立，突破了服务贸易领域引进外资的瓶颈。 

“自由”概念的争论 

1992年9月，第一次全国保税区工作大会在天津召开，会议由国务院特区办公室主持，全国沿海开放城市的市领导和十四个保税区、海关、财税、外汇管理部门领导参加会议。我代表外高桥保税区，赵启正代表上海市参加会议。会议的主题就是交流，到底中国的保税区在管理方面应该怎么创新，招商引资方面怎么迎合国际的潮流。 

由于当时我们外高桥保税区已封关运营了半年多，颇有体会，在开发建设和招商引资上算是做得比较好的保税区，所以我最先发言。在发言中，我阐述了“三个自由”的特殊政策，以及我们要抓住贸易作为突破口，按照国际惯例发展我们中国的保税区。 

那时“自由”一词，还是挺敏感的。我们理解，“自由”就是作为保税区必须跟国际接轨，从管理、招商引资、法规等方面和国际接轨，特别是我们的审批制度，营造更适合与国际接轨的投资环境。因为大家都是同行，我们一讲保税区的“三个自由”，就得到了与会十四个保税区代表的共鸣。主持会议的特区办主任胡光宝首先认同上海外高桥保税区的发展，但也提出这“三个自由”的提法是不是可以用其他词来替代？海关同样也提出了反对：应该翻译BondedWarehouseZone（保税仓库区），你们这个翻译有什么依据，到底是谁翻译的？我解释说，这个翻译是我们请了很多国际方面的专家，了解国际的整体情况后定下的。而且这个翻译是经过朱镕基同意的。此时朱镕基已经在国务院。 

我发言后，紧接着就是赵启正交流发言。他非常强调必须跟国际接轨，保税区对外翻译应该是自由贸易区！他用了很大的篇幅，并举了很多案例进行说明。他说，上海市的口岸不是作为人家的通道，商品货物一到就走，而是要把货品留下来，在港口停一停进行二次加工，进行贸易往来，这样才能对上海的经济有促进。而我们的发展之路不能局限于老的思维，没有创新的话，就无法迎接90年代新一轮的招商挑战。他的发言将我们的自由贸易区概念表述得非常清晰，而在20年前，在这方面的理论研究还很少。 

赵副市长力挺我的观点后，反响非常非常大。赵副市长还不放心，对我说：“阮延华，我们晚上再去看看胡光宝主任，给他说明一下，为什么我们的英文要这么说。”晚上我们专门过去解释，自由不是免税而是暂时不征税，主要是按照国际惯例让货物自由进出，接轨贸易全球化。总之是使上海发挥像香港一样的国际自由港的功能，同贸易保护主义相对。 

第二天，报上就登出了保税区的“三个自由”特殊政策。在这个会议以后，全国所有的保税区的英文翻译都变成了自由贸易区。 

政策突破万商云集 

外高桥保税区能有今天，还和接轨国际惯例，先行先试推出一系列政策有关。 

那个时候保税区问题多，但又缺乏经验，很多东西以前都没有遇到过，不知道怎么做。赵启正就对我们说，作为第一线的人，如果你们固步自封，想要发展是绝对不行。要把老的、束缚你们发展的问题罗列出来，看国际惯例借鉴经验，包括行政管理。 

例如，当时贸易分国际贸易和国内贸易，国内一般企业没有进出口贸易权，有进出口贸易权的企业又不能做国内贸易。这样把国际贸易和国内贸易分离使保税区贸易公司的运营产生了很大困难。 

与此同时，我们召开座谈会，听取各大公司反映的问题。我们发现各贸易公司业务需要一个作为国际贸易和国内贸易结合的承载平台。这也就要求我们在服务方面有所创新突破。 

1993年11月，全国首个保税生产资料交易市场落户保税区。事实证明这个平台使贸易自由化起了促进作用。 

保税区政策也使现代物流业有了新的发展。记得1994年我随国务院特区办公室葛宏升主任参观访问欧洲汉堡、利物浦等自由贸易区，很有启发。回来后，我结合中国保税区的政策，专题汇报了利用保税区政策发展物流分拨现代服务业的报告，得到特区办和李鹏总理的肯定。 

一系列的政策突破后，跨国公司纷至沓来。当时我们是不放过任何一家企业。一次佳能的总裁来浦东，在赵启正的行程安排中没有接见的计划，但是他还要去见，所以当天很晚的时候双方才见面。见面后赵副市长就鼓励佳能来浦东，后来佳能的分拨中心就来了。 

1996年，上海出台《上海外高桥保税区条例》，外资企业更是大量涌入，可以说是万商云集。随着保税区贸易功能日趋成熟，以跨国公司为主导的贸易企业纷纷在原有业务的基础上大规模开展分拨现代服务业，分拨面也从单一的国内市场逐步向国际市场拓展，使外高桥保税区成为跨国公司跨区域的货物集散中心之一。 

现在回想起来，外高桥保税区得到了许多在当时看来几乎不可思议的“特别待遇”：产品进入境内或运往境外可豁免许可证；可兴办贸易机构经营转口贸易和第三国贸易；境外人员、货物出入自由；境外运入保税区货物、物品免征关税和进口环节税……这是一般经济特区和经济技术开发区都无法享受到的优惠政策。但是如何享受到优惠，却是外高桥保税区一步一步突破探索出来的，也是通过不断创新得来的。 

（本版照片除署名外均由外高桥保税区联合发展有限公司提供）